文/刘荣辉
我是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了我们那个地方，来的是唐生智的第八军，是革命军。那时的队伍还不错，比起北洋军阀部队纪律好多了。那时我也在搞农民运动。毛主席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搞调查报告的时候，我们那里就开始搞农民运动了。我们成立了赤卫队，分土地、斗土豪劣绅，到一九二六年秋冬形成了高潮。赤卫队就住在地主的家里。南方的地主，家里的粮食、房子还是很多的。地主家后面有山村，请了很多长工，还喂了猪。我们就开仓救贫。后来许克祥叛变，镇压工农运动，解散了工会、农会，我们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就到武汉去当兵，我分在警卫团。留在家里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
我当时只十九岁。在警卫团没有待多久，我们就从武汉出发，准备去参加南昌暴动。我们的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他知道南昌暴动的消息，我们当兵的不知道，只知道队伍要出发了，不知道去干什么。从武汉出发的时候，队伍成四路纵队，扛着枪游行，操练得很整齐，还高喊'打倒蒋介石'、'收回租界'等口号。我们从武汉出发，赶往南昌，在半路听到南昌不能去了，我们就在湖北的阳新登陆。当时部队打着青天白日旗，阳新县衙门还列队欢迎我们。在阳新没驻多久，就从阳新出发到修水，在修水停留了一个时期。部队在长寿街，已编成一个师了，下面有三个团。还收编了一些队伍，和一些地方民团编成了第四团。我们从长寿街出发没有多远，收编的那个团就反水了，他们埋伏在途中打我们。
秋收暴动主要是农民、工人武装。警卫团是个正规部队，四四编制，人数一千多不到两千人。部队到了文家市，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穿一件长袍，拿一把雨伞，头发留得很长，穿一双草鞋。在文家市的一家庙还是祠堂里，也可能是祠堂改的一所学校，毛主席给我们讲了一次话。毛主席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讲形势，讲了部队应当干些什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应该打土豪劣绅。毛主席讲话很风趣，我们很愿意听。警卫团受国民党那一套教育，营长都穿大马靴，很神气，部队也是整整齐齐的。我们看到一个老百姓跑到这里来讲话，穿了一件长袍子、一双草鞋，头发又这么长，对士兵又这么亲切，感到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毛主席是搞革命的，搞农民运动是有名的，是党的领导人。
部队在文家市没有休息多久就出发了。敌人第三军在泸溪阻击、夹击我们，我们在那里受了一些损失，付出了代价，但我们还是突破了泸溪。卢德铭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卢德铭的形象我现在还记得，在阳新上岸的时候，穿着大马靴，骑在马上讲话。他个子蛮高（一米七十多），挺魁梧的，面目也端正。警卫团到达修水，他离开了半个多月时间，说是到上海去了，我估计可能到武汉参加八七会议去了，后来又回到部队。
从沪溪到三湾后，毛主席又讲了话，讲了土地革命，讲了我们不要怕军阀、土豪劣绅，我们的部队要革命，要打土豪劣绅。警卫团到三湾损失了不少人，在三湾还补充了一些农民自卫队、矿工到警卫团。警卫团的连排干部大多是黄埔学生，有些人对革命形势不了解，革命意志薄弱，陆续跑了。补进来的安源矿工比较坚定，农民自卫队的同志革命也是很坚决的，但是纪律性较差，散漫些，农民也不太愿意离开家乡。从三湾继续向井冈山前进，到了宁冈就派了代表与袁文才联系。当时宁冈县还有敌人，有靖卫团。我们部队在宁冈附近的茅坪与袁文才接头。王佐在山上。袁、王接受了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打茶陵，我们是从大陇出发的，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茶陵。先到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离茶陵约四十里地。到镇子的时候天刚明。从镇子到茶陵我们是持枪跑步前进的，到茶陵的时候是六七点钟。那时是秋天，我们部队都是小伙子，没有老头子，好得很，一下子就进了茶陵县城。进城的时候，县太爷还在睡觉。站岗的哨兵也搞不清我们这个队伍是什么性质，还举枪还礼。那时举枪算是敬礼。当时茶陵没有正规军，只有一个靖卫团，是反动地方武装。我们一直冲到县衙门，哨兵举枪敬礼，我们乘机把他们的枪缴了。
敌人大概只有一二百人，全部被我们缴械了，我们把县太爷等人都捉起来了。这个时候部队还没有上井冈山。我们在茶陵驻了四十天，在四十天时间里组织了工农兵政府，打了土豪，筹了款子。部队到茶陵的精神面貌是很了不起的，四十里地一个跑步，持着枪，很威武的啊！但是，在茶陵发动群众，工作做得不是那么有力。四十天的时间，在攸县的罗定来进攻了三次。罗定是几个县的反动武装总指挥，有不少人。第一、第二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第三次他搬了正规部队来，我们就撤出了茶陵。这次战斗打了一天，我们有些损失，敌人也损失不少。晚上我们就撤出来了。
撤出茶陵以后，团长程浩要把我们的队伍带往广东方向去，本来是不应朝那个方向走的，应该回井冈山。后来毛主席来接我们，回到砻市住了几天。当时毛主席已经知道程浩要叛变的事情，我们下面的都不知道。在著市住了几天，把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了，对部队进行了教育。程浩就是在那里枪毙的。程浩被枪毙以后，毛主席讲了话，他说，以后谁来当团长？团长叫什么名字？团长就叫红军。毛主席是这样讲的。那时部队还不叫红军，到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以后才开始叫红军。
部队接着回到井冈山，这时接近了冬天。我们到了遂川，遂川那里的反动武装是很强的，我们到那里把他们打垮了，在那里过了年。打土豪缴获了许多的猪肉、粮食、衣服等，一部分给部队，大部分在遂川分给了群众。有的群众还不敢要，勇敢点的就要了，他们还跟我们一起打土豪，打完就加入部队。部队分成一个排一个连到各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组织工农兵政府。
开始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们就跑。我们就到各村作宣传，贴布告，讲清我们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是干什么的，讲土豪劣绅是怎样对我们进行压迫和剥削，我们要起来革命，革谁的命等革命的道理。有口头宣传，也有文字宣传，把标语写在墙上。遂川有些地方很富，山也很多。有一个大汾镇很好，我们也去了。那里地主武装多，叫清乡团还是什么的，我们把他们消灭的消灭了，打垮的打垮了。从遂川撤回来，还带回来一些东西送给了后方机关和伤病员。
我们到高陇打了一次仗。打高陇是白天，我是尖。我军与敌军两支部队在高陇的一片小黄土山遭遇了。因松树不高，离得不远，打的时候，两边互相看得到。战斗中我负伤了。
龙源口战斗，我在七溪岭。分新、老七溪岭。大约在五六月吧，夏天，太阳挺大，天挺热。我是个班长。我们走石阶路一级一级上去。在北山路口，敌人冲不出来，我们也下不去，僵住了。两边都是树林，战斗解决不了。后来朱德来了，他亲自督战。他带着四个警卫员，有两挺花机枪，还带了短枪排。当时花机枪很希罕，以后红军中有个开玩笑的外号，把有麻子的人叫做'花机关'。朱德自己背着驳壳枪，他把短枪排组织了一下，就发起了猛攻。我们从山上往下攻，冲锋号一吹，杀声满山。敌人摸不清情况，本来他们到根据地就怕，这样被我们打下去了。毛主席指挥龙源口那一边，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从井冈山插下来。我们两边一打，敌人就垮下来了。'打垮江西两只羊（杨）'，就是指这次战斗。敌人两个师长姓杨，即杨池生、杨如轩。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这是朱老总提的，那时我们都知道。那次缴获的枪支弹药和东西不少。龙源口战斗结束后，再没有背梭镖、鸟枪的了。二十九团都背上了'汉阳造'快枪。'汉阳造'打五发子弹，子弹一排五发，打完了五发，再装上五发，打个三四发枪筒就热了，散热的技术比现在差远了。当时部队里也有俄国的'老毛枪'，子弹挺大，只能打一发。
二十八团枪支弹药、军事素养都好，他们是南昌起义来的。二十九团比三十团好，但这两个团都是纯粹的农民，没有军事素养。
黄洋界保卫战时，我在三连，连党代表是李开寓，连长是张清泉，排长是杨超。张清泉是山西人，后来当了营长，在红八军死的。杨超是湖北人，在下山前的一次战斗中死了。
井冈山时期打了很多仗，打茶陵、高陇、遂川、宁冈、黄洋界，四次打永新。最后一次打永新没有打开，部队撤下来，在南乡集合，离开了井冈山。一部分部队是从井冈山走的，还有一部分部队没有上山，从另一条路上走了。这次打永新我负了伤，被送到小井住院。
小井医院设在小井的一家小财主的房子里。湘南部队上山以后，带来了一些医务人员，还带了一些药品。医院的负责人叫段执中，有四五十岁，他骑了一只毛驴从湖南来井冈山。后来曾志担任了小井红军医院党代表。对伤病员进行治疗，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医务人员大部分是从白区来的，能做个简单的手术。有中、西医官，还有就是捉到的敌方的医务人员。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床，最多用板子搭个铺，但还是睡地铺的多，打通铺，地上铺些稻草，没有席子也没有被单，盖的是夹被和稻草。因此，天冷时，我们经常生一堆火取暖。
医生看病上药是没有桌子、凳子的，就蹲在地上。医疗器械大多是用竹子做的，像上药的镊子就是用竹子做的。夹板也是用竹子、杉树皮做的。药品大部分是草药、中药，比如鱼腥草，中暑后吃一些鱼腥草，喝点凉水就好了。伤病员的伙食主要也是红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标准比部队高一点，部队是五分钱，有时还没有，伤病员有一角钱。有时外面打土豪缴到一点东西经常会送来，表示慰问。上级领导也经常来看一看。开抚伤会时，给每个伤病号发抚伤费，轻伤发一元，重伤员发二元钱或一元五角钱。油和盐虽然很少，但对伤病员是保证供给的，有三钱油、五钱盐。
我在小井医院住了两三个月。部队下山前，我的伤还没有好，子弹还没取出来，这时部队派人来接我们，我就跟着部队走了。我身上的子弹直到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才自己'跑'出来了。因为路走的多，腿肚子下面肌肉又少，所以子弹就自己出来了。
红四军下山，打仗是很艰苦的，快接近大余的时候，我又负伤了。那一仗是敌人阻击我们，到处都有敌人割击，还有从侧面夹击的。我们白天打仗，一天打两三仗，晚上也要打，一路上翻山越岭，边打边走。我负伤以后，就没有参加战斗了，领导找了一匹马让我骑，到了东固，把我送到东面医院住了一两个月。我出院后就到独立二团去了。在东固，二团和四团会合，二团是李绍九负责，四团是李文林负责。他们在东固的大山里头搞根据地。
我们在井冈山多半是行军打仗，训练的时间很少，休息几天就抓紧时间训练。那时我们年轻，训练就训练，行军就行军，还不觉得太苦，走了一天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训练时，早上起来跑步，或者是做体操，或者是练射击、刺杀等，内容和在武汉时有些不同。在武汉主要是教练步伐，在井冈山虽然也搞步伐，但主要的是锻炼身体，练两条腿跑得快。所以早上起来就跑步、爬山，搞刺杀、射击、瞄准，从实际出发练兵。
我们这个团是正规团，在三湾补充了一些，打了茶陵以后又有些补充。补充的这些人大多数是工人、农民，这些人革命比较坚决，就是组织纪律性差些。那时上午补充了，下午就要打仗。俘虏也一样，昨天俘虏，今天就打仗，打得也蛮好，很坚强，很勇敢。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懂得革命是干什么，为什么要革命，革命是为谁。当时部队这方面的教育比较突出。打仗的时候这么勇敢，就是因为脑子里树立了这么一个观念，不是为豪绅地主，不是为了军阀官僚，而是为了求解放，为了自己打仗，要解放穷苦人，要解放自己。
国民党的兵到我们这里也是同样受教育，红军里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打人，不骂人，官长士兵平等，就把他们改造过来。国民党的部队是乱七八糟的，官长压迫士兵。我们的部队就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使农民的觉悟提高了，俘虏兵的觉悟也提高了。当时流行这么一个歌子：红军当兵真快乐，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当排长的、当连长的都和士兵一个样。
我们的文娱生活很简单，吃饭后做游戏，如摸瞎子，还唱歌子，搞清洁卫生，士兵委员会公布伙食。那时球很少，买不到。生活虽然艰苦，有时也很快活。比如到遂川那一年过春节是很丰富的，有很多菜，鸡煮了一大锅又一大锅，年糕有的是。一不打土豪，生活就很艰苦，在山上就吃红米、南瓜了。虽然生活艰苦，伙食也差，士兵们还是挺满意，不觉得怎么样。官长也同士兵是一样的，朱德、毛主席都穿着草鞋，也在一个锅里吃饭。
朱老总平易近人，我们常见到他。行军的时候，他有时走在队伍的前头，有时走在队伍中间，皮包、驳壳枪总是自己背着。他常问我们，累不累？饿不饿啊？我们回答，不饿。朱德、陈毅、毛泽东都很亲切，平易近人，见到战士常常问问家庭的情况，本人的情况，问问什么时候出来的，哪里人，打仗怕不怕死。战士们都不拘束地回答，不怕死，怕死就不出来了，在家里的话我早死了。打起仗来，我们的部队是很勇敢的，不怕死，打起冲锋来没有冲不垮的敌人。国民党部队打仗怕死。那时火力都不是那么强的。
我们红军主要是凭勇敢和讲战术。当时部队的旗帜很多，团有团旗，团旗的旗杆有几米高，营有营旗，连有连旗，排有排旗，班有战斗旗，班旗平时卷着，打仗时展开。部队还发了红袖章，脖子上挂红带子，和现在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一样。部队一出发，打起仗来是一片红，到处是红旗。部队进行教育的时候，讲了这个红带子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挂红带子，为什么我们的旗帜都是红的。那时讲得很朴实，也很简单。敌人杀我们穷人杀得太多了，我们穷人的血流得太多了，红带子就是这样来的。红旗，是被杀的工人农民的鲜血染成的。看到红带子、红袖章、红旗，就要记住报仇。
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学习是没有书本的，讲课的人也没有正式的课本，主要上政治课，有时传达上级讲的内容。那时干部有点文化，连排干部都是黄埔学生，后来慢慢就少了，因为打仗要牺牲嘛，同时部队也扩大了。要增加干部，干部从那里来呢？一个从白区来，由白区地下党输送来一些；一个是自己培养，从平时作战和训练中挑选；再一个是将阶级觉悟高、作战勇敢、表现好的俘虏兵提起来。所以干部的文化程度就比较低了。后来，老干部工农出身的就比较多了，特别是长征以后。我在井冈山当班长，下山前是排长。那时干部提升是很快的，没有干部啊，不提没人啊！白区来的大多是学生，学生搞军事一下子不行，当时他们只能搞党政工作，讲讲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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