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今天给大家讲一桩离奇的案子。
一个县里的军官下乡催捐，意外死了。
和他相关的人都被牵扯进来，乡政府、乡民、送他的轿夫，十几号人。
军团要借机整治乡政府，乡政府要自保，乡民无法自证清白，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案件只有一个证人，他叫邹鼎山。
他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常山县的电话局，不过身份已经暴露了刚从监狱保释出来。
正是自身难保之际，他要不要出来作证？
1944年，我任宣风乡中心小学校长，这里与乡公所毗邻。
一天，一个穿着自卫队制服的军官被独轮车拉进乡公所，奄奄一息。当晚，乡公所的警长才找来两个轿夫，抬着军官到县城求医。
第二天传来消息，两个轿夫光着脚奔跑了十五里路，到县城已是凌晨四点钟，但军官还是咽气。
这是个大事。
果然，隔天早晨，我出了学校一看，整个乡连带乡长在内的十几名公职人员，全被自卫队的绑走了。
这背后的政治斗争比我想得要凶险，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出庭作证。
但我是唯一的证人，身份又特殊，人人都来威胁我。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国民党治下的浙江常山县，山头林立，派别众多，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斗个你死我活。
当时，斗得最凶的要算定阳派和正谊派。
定阳派是县里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帮派，正谊派是乡村一批乡绅组成的团伙，两个派系在竞争县议员时结下梁子，都想在当地独霸一方。
一位名叫李春芳的人是定阳派的头头，当上县教育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局长）后，手上有了人事权，就在全县的教育系统里开始排除异己，发展亲信。
宣风乡中心小学原校长是正谊派的，李春芳立即免掉原任，把我调过去当校长。
我清楚当地的政治派系斗争，不愿被卷进去，便一直拖着不肯就任。
李春芳命人叫我去见他，他带去的话话里藏刀，让人不寒而栗。
他说：“你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可我还这样相信你，以后，你要对我言听计从，不然的话……”
没办法，我只好答应去宣风乡中心小学当校长，以后再作打算。
当时的宣风乡，如今更名为白石街
宣风乡中心小学设在忠烈庙里，离我的老家不远。忠烈庙建于明末清初，庙分上下廊，有大天井小天井，内有正殿副殿。
忠烈庙里除了小学，剩下的大半建筑，被乡公所占用。正副乡长，及秘书、财政、警务、兵役等股，平日就在乡公所内办公。
记得我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时，就遇到乡长胡棣。见了我，他脸上露出了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我和胡乡长的冤仇显然还没解除。
这下好了，我以后还跟他在同一屋檐下进进出出，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和乡公所同处一庙之中，常常听见前院凄惨的喊叫声，老师无心教书，学生无意学习。那是乡政府随意抓丁逼捐，正在拷打可怜的乡民。
校长的工作并不繁重，每天就给学生讲讲课，处理处理学校里的事务，很是轻松自在。但这段日子是我人生当中最苦闷的时候，心中抱负无人可诉。
我只是在苟且营生，虚度光阴。
清明节后的一天上午，我正旁听学生上课。
突然听到前院吵吵嚷嚷，出去一看，一位中年农夫推着一辆独轮车走进了乡公所，独轮车上还坐有一名穿军装的男子。
那身装束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党自卫队的。
军装男子一副有气无力的模样，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小纸票递给农夫，说：“我身体很不舒服，麻烦你还是把我送进城看医生吧。”
农夫摇手不接钱，搀扶着他躺在乡警察宿舍的大通铺上，推着空车，急匆匆地离去了。
军装男子好像病得不轻，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声，把学校里的师生闹得心神不宁。
听说这位军装男子姓徐，是县自卫队的一名班长，前几天受派到宣风乡催收壮丁受训费的。
当时，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抓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壮丁抓到后，他们的训练费、生活费也全由老百姓分摊。县自卫队隔三差五下乡，像黑社会一样，背着枪到百姓家里要钱。大家日子过得更苦了。
那天，乡公所里只有一名看门的乡警，却不理会这位痛苦呻吟的徐班长。其他乡公所的人平时一般都找地方喝酒赌博干私活，很少会来乡公所正经办理公务。
到了下午，我在学校里，听见隔壁的呻吟声渐渐弱了，心里琢磨有事，走进警察宿舍一看，发现徐班长全身皮肤发黑，眼睛紧紧地闭着，已经处于昏迷当中。
我吓了一大跳，去找看门的乡警，催促他赶快去找乡长、干事回来处理。
乡警瞪我一眼说：“我出去找人了，乡公所没人看守，出了事情谁来负责？你少管闲事。”
他依然悠闲地喝着茶，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
深夜时分，警长才满嘴酒气地回到乡公所，去看了眼徐班长，感觉有些不对，更怕承担责任，立即从附近找来两名轿夫，叫他们将徐班长抬到县城自卫队去。
轿夫是翁婿俩，我们都认识，岳父叫张水民，那年50多岁，女婿叫刘启发，30多岁，家在乡公所边上，都是老实本分的人，靠抬轿子谋生。
他们把生病的徐班长扶上轿子的时候，翁婿两个陪着笑脸问：“警长，抬人的工钱问谁要？”
警长把眼一瞪，挥挥手说：“这几个小钱，堂堂乡公所会懒？别啰嗦，赶紧上路吧。”
那天夜里，风裹着雨，雨挟着风，抬轿子的翁婿俩，出门时担心脚上的鞋子被水打湿，把它脱下来放进轿子，光着脚板抬起轿子出了忠烈庙。
光脚噼啪有声，溅起一地的泥水。
我们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三天天刚发亮，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名学生慌张的叫声吵醒：“邹校长，不好了，乡公所门外站满了拿枪的大兵，个个凶神恶煞，是来抓人的。”
当时，学校只有10多名寄宿生，除几位女教师有专门的寝室外，其余的师生都在教室里打地铺。
门外站满的大兵，是被这名起床解手的学生看到的。
学生们顿时慌作一团，胆小的甚至哭出声来，几名学生甚至想爬窗户逃跑。他们平日里便惧怕当兵的，那都是没法讲理的人。
我的心咯噔一下往下掉，难道是前些日子我请一位进步青年来学校教唱流行歌曲和宣传共同抗日招来的祸事？
当时，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我都是有罪之人。我希望共产党组织看到我默默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更希望早日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所以只要有机会，都会向师生灌输进步思想。
该来的都来吧，我不怕，大不了再次把我抓去坐牢好了。
我镇静了下来，安抚师生们：“你们别害怕，一切由我来应付。”
大步走到门外，我发现带领自卫队的队长是熟人。便跟他打一声招呼，问道：“队长，你一大早来这里有何公干？”
他诧异地说：“怎么，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自卫队徐班长被你们乡公所唆使暴徒打死了，我是来抓捕相关人员的。”
徐班长已经死了？
见我愣在那，队长说：“军医已经验证，死掉的徐班长全身伤痕累累，颈部有绳索勒出来的痕迹，是窒息而亡。如果不是故意害命，为什么乡公所既不派人护送，又不办文书交待？又为什么轿夫丢下尸体，不打招呼就溜走？现在轿夫已经抓到，供认是乡公所让他们抬死人的……”
他所说的，和我那天所见完全不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讲完，自卫队队长还提醒我：“人命关天，你少管这种闲事为妙，里面的水深着呢。”
接着，一部分自卫队员看守住忠烈庙前后出口，一部分人进来搜捕。
学校被迫停课，忠烈庙有进无出。
自卫队见没有搜捕到相关人员，又把队员派遣出去。
附近周家园村的农户侯海水和他的母亲姜兰香也被押了进来，全身被麻绳像粽子一样捆绑着。只见两人鼻涕眼泪齐下，哭喊着说自己没有杀人，是被冤枉的。
他们跟这命案能有什么关系？一看就是乱抓人。
连乡长胡棣、副乡长陈炳福、警长张久金、乡警曾生财、保长李财发、保队副侯永福等10多人被陆续押进乡公所，个个都惊慌失措，全没有了往日颐指气使作威作福的派头。
自卫队长的手指从被抓的10多人脸上一一划过，严厉地说：“在事情没有搞清楚前，你们个个都值得怀疑。”
那一刻，我感到特别解气。
我和胡乡长的恩怨，还得回到两年前，也就是1942年的6月。
当时日本鬼子攻入常山，天天进村入户烧杀掠夺。经过持续多天的扫荡，家家户户已经没有一粒粮食，只得靠挖野菜填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的。
6月12日晚上，我偷偷地把附近的村民叫过来，鼓动他们和我一起去粮库装粮自救。刚开始他们都不敢，说：“聚众盗抢公粮，被抓住要掉脑袋的。”
我说：“留着粮食与其便宜了日本人，还不如我们自己吃了活命。”
在我的一再劝说下，村民们才将信将疑地跟着我干。
趁着夜色到了粮库门口，我突然发现从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往里一看，只见乡长胡棣和几位乡公所的人在私拿公粮。
我立即带大家一拥而进。听到粮库有响动，后续又有村民赶来。胡棣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出面阻拦，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稻谷装走。
两个月后日本鬼子撤走了，为了推脱责任，胡棣向县里谎报粮库是被日本人抢劫的，那次抢粮就不了了之。
但胡棣恨上了我。他以收取自卫队经费的名义，对我家进行敲诈勒索，还下了一张勒令书：“限邹六吉（我父亲的名字）三天之内缴费400元，否则鸡犬不留。”我把勒令书撕碎，根本没有去搭理他。
邹鼎山年轻时候的照片
没想到，徐班长一人之死，让宣风乡的整个乡级机构都被端掉了。
我听说胡乡长被押到县城后，当天就提审了他。
当时，常山县设有国民兵团，团长由县长兼任，省里派中校副团长、少校团副各1人，设警卫股、征募股、编练股，下辖自卫独立中队、常备队、后备队，有官兵132人。
提审胡乡长的，正是国民党兵团团副熊正沅，他问胡棣：“胡乡长，死掉的人还是有魂魄的，刚刚，我对死去的徐班长说，要是你被打死的就睁开眼睛，结果你知道怎样吗？”
尽管胡棣在乡里有权有势，但这种阵势还是第一次经历，心里有些发虚，问道：“怎样的？”
熊团副说：“在场的人都看到了，徐班长果然睁开眼睛三次，你怎么解释？”
胡棣无言可辩。他可能到今早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好事不出门，宣风乡打死一名自卫队班长，以及乡长等一干人被抓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县城。
胡棣的大弟弟叫胡楷，在县城做生意，手上有几个钱，听说哥哥惹上了麻烦，连夜赶回老家。
他多方打听，了解到我当时在现场，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找到我的一个亲戚来说情。
他希望我去跟自卫队说明亲眼看见自卫队徐班长是活着用独轮车送进乡公所，然后再用轿子抬进城的，不存在被打死的事，特别是跟他哥哥胡棣没有关系。
我根本不愿意介入这种狗咬狗的官司。这哪里是命案，而是政治斗争。我清楚这种事情会给自己惹上多少麻烦。我甚至巴不得胡棣这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的官宦受到惩罚呢。
这个以前看到我连眼睛都不抬一下的生意人，几乎天天都找我聊天请我吃饭，他说：“兄弟，我哥能不能出来，全靠你了。”
我心里非常反感，对他并不热情。
但是，我同意写证明作证。
答应作证之后，我开始去调查徐班长当时所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希望把他是怎么死的，做一次全面梳理。
那天，自卫队徐班长来到了宣风乡，催收壮丁受训费。在乡警曾生财的带领下，两人一起来到了周家园村。他们并没有马上去催收费用，而是到村民侯海水家里，开始一种名为“推牌九”的赌赙。
一上了赌桌，他们就忘记了时间。赌到次日深夜时，突然，徐班长说自己头痛得厉害，倒头就在侯海水的床上昏昏睡去。乡警曾生财也就先离开了。
清晨，侯海水母亲姜兰香去房间叫徐班长起床吃早饭时，发现他的病情加重，已经起不了床，担心出什么意外，就托邻居用独轮车把他推回乡公所。
再后来，就是他在乡公所逐渐病危，死在求医路上、张刘两人的轿子里。
这个结果疑点重重。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真正的真相。但此时，我相信自己的调查结果。
很多人知道我是这起“命案”的目击者和知情者，并打算作证，都替我捏了一把汗。学校里几位年长的老师提醒我说：“写了证明以后，就要传你去出庭，花钱找麻烦，人命官司后果难以预料的。”
我父亲也警告我不要引火烧身。
这些年来，我加入地下党，后来被国民党抓捕坐牢，父亲为了我而操碎了心。
20岁从学校毕业之后，我成了电话局接线员，同年被秘密发展成中共地下党。1941年，由于叛徒出卖，我被逮捕，被关进臭名昭著的上饶集中营，受尽了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穿琵琶骨等种种酷刑的折磨。
上饶集中营留下的刑具
我绝不会背叛党组织，所以做了最坏打算，最后无非是坐穿牢底，或者被国民党枪毙。
1942年5月初，我被保释回家，才得知在集中营外，妻子以死相逼，要吞服砒霜，才求得岳父出面救我。
回家不久，县里的国民党书记长和警察局长又把我叫去审问，威胁我说：“参加共产党没有一点好处，在上饶集中营吃了一年多的牢饭，还差点害了老婆性命，不值得，你必须彻底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现在别人都坦白了，你还顽固不交代，不但害了自己，还会连累家人和保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交了一份假的坦白书，把化名的、已撤退的、已被捕的和投敌叛变的十多个人写了上去。这份坦白书是周旋之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紧接着，国民党大肆宣扬我写坦白书背叛共产党的事情，要把我彻底搞臭。
于是，在共产党这里，我是叛徒；在国民党那边，我是有政治污点的人。我成了一枚弃子，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天上飘啊飘的。
我在监狱里受到摧残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干不了重活，生活没有来源，要靠家里接济。乡长与我针锋相对，国民党紧盯着我。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不可能再信任我。
那几年，我苦闷极了，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护城河边发呆。我的父亲、妻子等家人们都替我担忧。最后还是岳父看不过意，出面帮我谋了一份教职，去县城的一所小学当老师。
这也并非是我所求，但没办法只能先妥协。果然，没多久我就因为这次离奇的命案，再次被卷入乡里的政治斗争当中。
父亲对我说：“人家供儿子读书，是扬宗耀祖，骑马坐轿回家的。我典田供你读书，反给家里惹出这么多麻烦。”
父亲的这番话如刀子一般扎在我心上，让我久久无法平静。但我打定主意要去做的事情，谁也阻挡不了，跟我当初要加入地下党一样。
我坚持做证人，也有我自己的理由。
果然，我出来作证，很快遇到各个派别势力的威胁。
最先找我的是兵团团副熊正沅，他早就对胡棣心怀不满。每次让乡里征收壮丁受训费，乡长胡棣阳奉阴违，暗地里拖延。即使收上来的受训费，胡棣也要自留一笔，影响兵团的油水进账。
这次有了徐班长的死，他们定要抓住机会，给胡棣扣上罪名，杀一儆百。
那天，他专门叫了两名兵丁来学校请我进城。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故意掏出一把手枪，哈一口气，用布擦几下，哈一口气，又擦拭几下，很有耐心的样子。
随后，他先问我说：“你从上饶集中营里出来，听说最近表现还可以，没有再跟共产党有联系了吧？”
我否认。
熊正沅开始慢慢地往主题上靠：“听说，最近你在调查徐班长死亡的事情，还要去作证？”
我点头。
“那你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熊正沅凑到我跟前问道。
我就把真实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熊正沅的脸越来越黑。我说完后，他“哐”地一声把手枪扔到桌子上。
接着，熊正沅又从脸上挤出了笑意，轻声说道：“今天找你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实事求是，证明徐班长去宣风乡办公务，与乡公所产生了矛盾，乡公所暗地里唆使暴徒打死徐班长泄愤，再说，死人就是铁的证据嘛。”
这就是他们的“实事求是”。
熊正沅找我谈话的第二天，县教育科长李春芳又亲自登门拜访起了我，这等“荣光”我还是第一次享受到。
李春芳仗着当初提携过我，总觉得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他的指示我就必须坚决地服从和执行。
一番寒暄过后，李春芳直奔主题，要我征集乡公所唆使暴徒打死人的证据，把乡长胡棣搞下台。
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李春芳说乡长胡棣是正谊派的，“我们定阳派跟正谊派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次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刚从上饶集中营里放出来，胡棣还向你父亲敲诈勒索400元钱，这回正好可以给自己出出气。”
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你方唱罢我登场，简直是群魔乱舞，当时的各个利益团体、派系，以自卫队徐班长的死为由头，打着各自的算盘，以满足私欲。
我不会站在熊正沅的一边，也不会跟李春芳沆瀣一气。但我趟这趟浑水，更不是为了跟胡楷称兄道弟，帮助乡长胡棣。
胡乡长弟弟胡楷那边也没闲着，不仅找我作证，还花了大笔钱财，疏通了县长兼国民党兵团团长晏忠的关系。
晏忠毕竟不是职业军人，自卫队还是以熊团副说了算，因此，双方早就有冲突，暗地里彼此较劲。
不久，晏忠作了批示，称宣风乡乡公所失职是实，但唆使暴徒打死自卫队徐班长，证据不足，不同意军法审办的签呈，批交给了县司法处审办。
要是如熊正沅一直要求的，将胡棣军法审办，熊正沅等人就能作主。但县司法处，属于县长的势力范围。
熊正沅气得咬牙切齿，李春芳如意算盘也落了空。没过多久，被羁押的乡长、保长、乡警长等人先后被释放回家。
由一场命案引起的整个风波，似乎告一段落了。
案件移交县司法处审办后，抬轿子的张水民和刘启发，还有侯海水和他的母亲姜兰香，从原先关押的国民党兵团，被转押进县警察局看守所。
侯海水尚未圆房的14岁的童养媳李白玉也被关押了进来。
10天后，县司法处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我果然被传去出庭作证。在候审室里我与被告站在一起，才知道原来只有我一个证人。
对这些纷争的政治派别来说，这桩命案早就不重要了，一群贫民百姓被冤枉，本来也不重要。
但该受到处罚的人逍遥法外，无辜百姓却难见青天白日，天理何在？
我心里感到沉重无比。这些百姓是确确实实受到冤枉的，如果我不出来说明真实情况，他们真的就没救了。
这些受苦的百姓正是我坚持介入这件事的理由。
留在看守所的百姓们，都瘦骨嶙峋的，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期待，我都不敢对视。
现在的周家园村，被冤枉的村民曾经生活于此
面对法官，我将自己的调查结果作为证词作了宣读。
调查结果不仅说明了徐班长得病当晚的遭遇，更主要是替张水民翁婿俩开罪。
那天深夜，张水民翁婿俩，原以为被乡公所叫去抬轿子，本可以赚几个辛苦钱的，没想到这帮官老爷根本没想发工钱。
从宣风乡到县城有15公里路，抬轿子，最慢4个小时就可以把人送到城里的自卫队。
他们打着赤脚，天上还下着雨，但脚下的步伐一点没有放松。
走到半路，突然，徐班长从轿子里面滑出来跌落在地上，走在后头的张水民还差点踩在他身子上。
两人吓了一大跳，赶紧放下轿子察看。张水民一把扶起徐班长，说：“都怪我们走得太急，把你颠下来了，对不起对不起。”
徐班长一点回应都没有，张水民把手掌贴在他额头上，冰凉冰凉的，惊叫一声：“老天，人都死了。”
徐班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死掉了。上轿子的时候，张水民还对徐班长说：“长官，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就到了。”徐班长还冲他点了点头。
这可怎么办？
张水民比较沉着，他说：“又不是我们害死他的，我们只负责把人抬到县自卫队交差就可以了。”
他们把徐班长的尸体重新放回轿子，刚走几步，尸体又滑出来跌在地上。他们干脆取出一根稻草绳索，把尸体的四肢和脖子固定在轿子里的椅子上，然后继续赶路。
尸体再也没有滑出来过。
轿子抬死人，越抬越沉，俩人抬了一路，累得气喘吁吁的。
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他们终于到达县城西门的自卫队门口，大门却紧紧地关闭着，也没有卫兵站岗。又累又饿的两人，决定把轿子放在门口，先去城隍庙休息，找个小吃摊吃点东西，然后再回来交差。
待他们休息过后，已经是清晨。小县城从睡梦中醒过来，人声市声渐渐嘈杂了起来。
张水民和刘启发走到县自卫队门口，刚靠住自己的轿子，突然冲出一批拿着长枪的兵丁，不由分说地将两人捉住，捆绑起来，押进自卫队。
两人吓得全身哆嗦。
兵丁们厉声责问翁婿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徐班长被他俩抬到路上谋杀的？
他们本来老实，被这么一吓唬，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兵丁对他们又是一阵拷打，刚吃下去的稀饭和烧饼也吐了一地。打到最后，张水民和刘启发只能供认，自己是被乡公所抓来，去抬被打死的徐班长尸体。
尽管有我详尽的调查证词，第一次开庭审理竟没有任何结果。
几天后，我正在学校里备课，一位老师走进来附在我耳边说：“被关押的翁婿俩刚刚被抬回家了。”
啊，难道提前放出来了？
我半信半疑，匆匆赶到他们家，我几乎认不出张刘两人了。原本抬轿子的那么健壮的人，已经没有一个人形，全身上下都是伤痕，眼看着来日不多了。
我心里很难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原来，莫名其妙被扣上杀人犯罪名的翁婿俩在看守所里受尽了折磨。直到看守所见他们伤重难愈，怕他们死在所里，才放人回家。
接下来的两天里，翁婿俩先后去世。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悄无声息地把他们葬在后山上。远远看过去，只是多了两个小土包而已，再过上几年，风雨一冲刷，就看不见了。
又过了20多天，县司法处派人通知我，叫我第二天去县城出庭作证。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传去出庭了。所谓的审判庭，是县政府边上的一间旧房子。
到场的人员除了庭长等几名官差，只有我这位证人，以及侯海水和他母亲姜兰香、童养媳李白玉，整个审判庭显得空空荡荡的。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时间，侯海水一家人面色苍白，身上散发出一股馊味。
人刚一进场，庭长就宣布：“不提罪与非罪，单通知所有涉嫌案犯一律暂准保释，听候随传随到，不得有误。”
在一个多月的磨难之后，审理仓促结束，事情竟然简单得可笑。
接着，县司法处当庭取保释放被押人员，见犯人没有亲属到庭办手续领人，庭长露出很不耐烦的神色，建议我以校长的身份给他们作保人。
我不忍见难不管，便替他们全部办了担保手续。让我头痛的是，司法处还让我替他们垫付关押期间的伙食费。
我虽进过几次国民党看守所，但却是作为政治犯被秘密逮捕，不知道羁押在看守所的人不管有罪无罪，伙食费都要自己负担的。
这些不幸被刑审关押1个多月的农民身上除了虱子臭虫外一无所有，到哪里去拿钱缴伙食费呢？
我只得好人做到底，又到岳父那里取了一担半稻谷的钱，替他们还清了伙食费，才领得他们走出看守所。
这起命案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被画上了真正的句号。
不久，县长晏忠到宣风乡视察工作，乡长胡棣，安排学校组织师生列队欢迎。那天，学校只有80多名师生。见场面不够热闹气派，县太爷的脸色便不好看了。
学校原来有160多名学生，自从死了徐班长，学生们传说出了活鬼，是黑脸菩萨显灵。胆子小的学生甚至纷纷退学。
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个道貌岸然的县太爷就是罪魁祸首之一。
下个乡，还要这么摆谱，太不像话了。列队欢迎他的近百名师生中，他愿意看清楚哪张脸呢？百姓的生活，对他来说一文不值。
那真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必须推翻它，让受苦受难的百姓改变命运。
1948年8月，我坚持不懈地做各种工作，终于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随后，我被委任为中共地下党闽浙边区工委常（山）开（化）支部书记。
我拼尽全力为党，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1984年，我被县政协聘请为文史通讯员。一次回老家，大家提起了多年前的这起人命冤案，我决定对当事人进行回访，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这当中过去太久，世事变迁，当年有关的人，要么故去，要么离乡。
经过多方打听，最后，我终于在一个名叫白马弄的村庄里找到了李白玉，当年那个14岁被关押的童养媳。
李白玉告诉我，他们释放回家后，婆婆和未婚夫先后病死。她一个小姑娘，守不住家业，都被族里的人霸占去，她只能回娘家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她才重新嫁人，生活过得还算幸福。
当年死去的县自卫队徐班长是我最想了解的当事人。我查了档案，才知道他是本县辉埠镇东乡村人，名叫徐作连。
这些自卫队的兵，最喜欢的就是下乡进村催收各种费用，仗着手中有枪，既可以中饱私囊，又可以吃喝嫖赌。当地传说徐班长就是在白石街敲诈勒索时，被当地百姓反抗打死。
这传说和我当年调查的结果不同，却又并不让我意外。
据说徐作连进自卫队当兵前，也是一个老实本分的青年。县自卫队就像是一个大染缸，再老实本分的人进了这里也会变质，成为一个兵痞子。
那个年代里，这种乱象把百姓的普通生活卷入其中。一乡尚且如此，在偌大的中国，又绝不止县自卫队这么一个毛细血管末端般的微小组织。
邹鼎山晚年照片
或许有的伙伴会有印象，我们曾写过邹鼎山特工生涯的故事：
https://mp.weixin.qq.com/s/plV0-D931VinkiHY0_owaA（点击可看全文）
当时大家看完故事都说，有的说地下工作者的妻子太苦了，但更多读者不理解，觉得邹老在做工作时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家人，感觉很自私。
我们上篇稿子发出不久，邹老去世了，享年103岁，家属为他办理了遗体捐献交接，实现了他生前的最后心愿。
这个案子是后来我们的作者马瘦骨翻看邹老回忆录时发现的，我们重新认真梳理，是想让大家更加理解邹老的信仰和行为。
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邹鼎山看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社会各色人等的丑恶嘴脸，见证了常年战乱下底层百姓的苦难，才如此坚定想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个案子说离奇一点不离奇，但它就是一面时代的照妖镜，照出了魑魅魍魉，也照出了人心相背。
编辑：洛一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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