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五师(包括它的前身豫鄂挺进支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武汉外围敌后根据地的一支革命武装，它遵照党中央、中原局(华中局)的指示和战略部署，深入敌后，积极打击敌伪和土匪武装，坚决进行自卫，反对磨擦，击退顽固派的无理进攻，以斗争求团结，在残酷频繁的战斗中不断扩大武装，创建了拥有千余人口的广大根据地，对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李先念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刚刚下过的大雪给整个大地披上了银装。在飕飕的寒风中，李先念同志率领着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豫南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创造的战略支点——河南竹沟出发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
这支队伍，是由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的一个七、八十人的中队和六十几名干部组成的。武器只有一挺轻机枪，九十多条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为了便于进行统战工作，部队的对外番号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先念同志任支队司令员，周志坚担任这个支队的参谋长。先念同志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有名将领，因为部队太小，怕一时声张有碍行动，所以化名李威。
那时，武汉已经沦陷两个多月，全国抗战正转入严重困难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鼓励蒋介石反共；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加紧掠夺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在军事上调动主要兵力，加紧向敌后战场进攻。它为了长期占领战略要地武汉，控制武汉外围，除了在武汉和各主要城镇驻以重兵外，并开始组织伪军和伪政权。沿着交通要道设立据点， “扫荡”敌后抗日武装。而参加武汉会战的四十万国民党正规军，十几支地方“游击队”，则溃散在武汉外围的群山深处；地主反共地方武装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他们盘踞着农村，鱼肉人民，危害乡里。
在那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武汉外围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纷纷起来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战局的发展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急需把这些力量汇集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这华中战略重镇周围建立起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先念同志在这样的形势下，身负重任，带着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率领着这支高举抗日旗帜的共产党的队伍，向武汉外围挺进。
进军的第三天，在前进的道路上碰到了一场麻烦。
那天下午，北风呼啸，太阳隐没在灰蒙蒙的云层里。到达了四望山龙门新店。
那里群峰耸立，一条必经隘道夹在峭壁之间。隘道入口处，有一道刻着“龙门”两个大字的石门，形势险要。当同志们跨进石门，走不多远，进入一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时，忽然发现两个持枪的兵，站在一座地主庄园的门楼前面。紧接着一个佩带少校符号的国民党军官走了出来，高声喊道：
“站住!”
先念同志即刻命令大家停止前进。
“哪一部分的?”少校横眉瞪眼地问。
“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战士们理直气壮地回答。
“哪里去?”
“到敌后打日本鬼子去!”
“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通过!”
“为了抗日，中国的地方，我们到处能走，谁也阻拦不了!”先念同志的回答，把那个少校顶得哑口无言。他只好改口说：“我作不了主，要请示我们的吴司令。”转身溜进了他们的司令部。
原来，这里住的是一支反共地主武装，国民党的游击队，司令叫吴少华。手下有几百个喽罗，全摆在两边山上。
少校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歪着脑袋问：“谁是你们的司令?”
周志坚怕暴露先念同志，脱口回答： “我们没有司令!”
这时先念同志却从容不迫地指着自己说： “我就是支队司令员。我们去敌后抗日，路过贵军防地，希望贵军协助，不要无理取闹!”
那个少校一见司令员出现，竟毕恭毕敬地说：“吴司令有请!”
同志们一听，都担心地望着先念同志，周志坚低声地对他说：“司令员，这虎口，你不能闯啊!”
先念同志紧了紧皮带，摸了摸风纪扣：“不要紧。我去，你在外面掌握好部队，相机行动!”说完，带着警卫员大步地随同那个少校走进了他们的司令部。
一会儿，门口突然增加到六道岗哨。十二条步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那个少校带出一个穿黄呢军服的大烟鬼，神气十足地说：“我们的参谋长来了。”
大烟鬼两手往腰间一插：“你们是非法的，不能走!”
干部、战士们一听这话，心头火起，高声叫喊起来：“什么叫非法?我们新四军是堂堂的抗日武装，你们胆敢破坏抗战?”志坚愤怒地脱掉了上身棉衣，双手抓了两颗手榴弹，转身命令部队：“马上展开，一排把机枪对准大门，二排占领右边高地!三排占领左边山头!”
战士们闪电般地把司令部团团包围起来。
大烟鬼急忙钻进司令部汇报去了。不一会，他又象一只好斗的公鸡，跑了出来，滴溜着一双眼，观察动静。
战士们又怒吼起来：
“命令你们，马上把我们的司令员送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啦!”
大烟鬼和少校又灰溜溜地缩进了屋子，再也不敢露面了。
当先念同志带着警卫员不慌不忙地走进司令部时，那位吴司令居然架着二郎腿，摆起官架子。先念同志沉着而威严地把棉大衣一脱，胸前露出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黄边二杠三朵花的上校符号，那吴司令一见，突然站了起来，连忙让坐、奉茶、递烟，还装模作样地说：“不知阁下驾到，未曾远迎，请多加海涵!”这家伙态度上的这一突然变化，也许是由于符号的作用。原来他胸前佩带的是黄边二杠二朵花的中校符号。
“我们是去敌后抗战的。”先念同志笑了笑说：“不知此地是贵军防地，未先联系，望加原谅。”
彼此客气了一番后，先念同志严肃地问：“ 我看贵军防地的两边山上，全是士兵，莫非……”
“不!不!那——那是我部演习，请责司令不必多心。”吴少华辩白着。
先念同志又笑了笑说：“那好，那就请你马上派人送我们出警戒区吧!”
“这，当然!不过，请再休息片刻。”吴少华流露出狡猾的神色。
大烟鬼跑进来，咬着他的耳朵嘀咕了一阵。
这时，战士的怒吼声清晰地传进了他们的司令部。
“不!”先念同志威严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要赶到敌后抗日，不便久留。”
那个吴司令只得把他的副官主任叫了过去，吩咐说：“你护送李司令!”
一个肥头肥脑的副官主任，陪着先念同志走了出来，他陪笑摇手地向我们部队高喊：“兄弟们!不要误会，请集合队伍走吧!鄙人奉命护送贵军出防地。”
新四军派了两个战士，紧紧盯着那位副官主任，让他走在新四军部队前面，他一边走一边朝两边山上高喊： “吴司令有令：新四军到敌后抗日!”
新四军安全地走出了他们的警戒区。
“谢谢你!”先念同志站在山厄口的一块磐石上，对那完成护送任务的副官主任说：“回去告诉吴司令：希望今后互相联系，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把民族敌人赶出国土!”
副官主任向先念同志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退转回去了。
队伍进入绵延在鄂豫边的四望山。
一天下午，豫南特委及其领导的信阳挺进队来会合了。这些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因为远离上级领导机关，正急切地期待着上级党的指示。先念同志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
在四望山北麓的信阳黄龙寺，先念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明确指出：豫南的党组织应该把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同特委的同志们一道，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从而把豫南敌后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新阶段。
先念同志在这里住了几天，只知道鄂东、鄂中都有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但不知在什么地方活动，心中有些着急。元月下旬的一天，先念同志把周志坚同志找去说： “志坚，组织上决定派你带领队伍，跨过平汉铁路，插进大别山。到信(阳)、罗(山)边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
志坚响亮地答道：“坚决完成任务!”
在一个连一颗星星也看不到的寒夜，志坚带着部队，从敌据点柳林车站附近，悄悄地跨过了平汉(京汉)铁路，插进了大别山。他的脚一踩着大别山的土地，就象孩子一头栽进母亲的怀里，心中感到无限温暖，因为大别山是他的故乡。透过朦胧的夜色，用眼睛搜寻着记忆中的大别山的青松、绿竹、搜寻那住着红军妈妈的低矮的农舍……然而，所见到的却是些秃岭荒山，断壁残垣。敌人的摧残、践踏，使大别山完全改变了模样。
深夜，他们在离铁路十五华里的新街宿营。由群众帮助，很快便找到了地方党的负责人，并与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联系上了。
他们完成这一任务后，为了向先念同志汇报，决定立即返回四望山。
尖兵刚走出山口，正准备横过铁路，突然从南边传来了一阵隆隆的响声，刹那间，只见一辆涂着太阳旗的卡车从柳林车站开来。志坚同大队长谭子正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打一个伏击。
部队迅速隐蔽在铁路两边的山坡上。
敌人的卡车上满载着头戴钢盔的日本兵，眼看着钻进了我们的火力网。
志坚一声喊：“打!”
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立即咆哮起来。一颗颗手榴弹朝车上飞去。
车上的敌人突然抱头嚎叫起来，有的负伤倒在车上。卡车拖着败兵，狼狈地向北逃去。
这是新四军五师挺进敌后第一次打出日本侵略者。
当时在这一带沦陷区敢打日军，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在五师来到这里以前，人们都说日本兵厉害。有人还把他们形容得象“神兵”一样，说什么日本人头上戴着一个小钢锅(钢盔)，身上背着一个猴子脸(防毒面具)，手里拿着一支带盖枪(三八式步枪)，脚上穿着一双带刺鞋(带钉的皮鞋)，还有千里眼(望远镜)，顺风耳(电话机)，地乌龟(坦克)。然而，战士们居然把他们打跑了，群众的确高兴。打了这一仗，部队的士气更旺盛起来，战士们说：“原来日本兵是些假老虎。”“就是真老虎我们也敢打!”
回到四望山中的浆溪店，志坚向先念同志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先念同志高兴地说： “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任务!”同志们听了首长的表扬，都认为这是党给予自己的最高奖赏。
春节前夕，先念同志又命令志坚同志沿铁路西侧南下，到应山地区去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
当到达应山县西北的余家店时，又同日军遭遇了。
那天上午十时许，队伍正驻扎在余家店南面山头上的大庙里，等侯派出去的人与地方党联系的消息，忽然几十发炮弹从余家店镇子上飞出，落在离驻地不远的地方爆炸了。
“日本兵来了，准备行动!”
冲锋号响了，部队向敌人冲上去了。
敌人受到突然的攻击，慌忙缩回余家店镇里，负隅顽抗。一中队队长、老红军张日新同志，带着他的中队，勇敢而机智地从右迂回余家店街东，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了猛攻。二中队由中路向街南口进攻。
敌人撤到镇外，钻进集镇东头一片高地上的丛林中，死守待援。
战斗整整打了一个下午。黄昏时，敌人二十多具死尸摆在阵地上，我军也有些伤亡。
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同志，果然循着枪声来了，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从他口里知道，应山地方党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他们随时准备与主力会合。
余家店战斗，是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第一次踏上豫鄂敌后抗日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战后，方圆百余里的群众，都纷纷传颂。
“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
许多群众赶来慰问，许多青年跑来要求参军，不少国民党游击武装，也主动找新四军联系。
山谷里的野草开始萌发，春天的脚步悄悄地踏进了大别山，先念同志率领队伍从狮子口南下，挺进大悟山，向着日本侵略者所陈重兵的武汉外围逼近。
位于大别山脉西部的大悟山区，曾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根据地之一，是当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从北线包围武汉的指挥阵地；又是红军消灭敌人的理想战场。一九三O年，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的歼灭蒋介石一个师的双桥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它又是坚持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歼敌的战场。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从未在这里熄灭。
大悟山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南逼武汉，西扼南北交通动脉——京汉铁路，雄视江汉平原，而与桐柏、武当山脉相连；东侧峰峦绵亘，直指安徽长江中游；北控中原，确是武汉外围的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先念同志这次率领队伍挺进大悟山，让这支部队熟悉这个三面临敌一面接顽的战场，显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大别山的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广西军占领了，只有大悟山，叮以作为将来指挥全边区抗日武装的中心指挥阵地。
队伍迅速插到了大悟山里毛集附近的周家畈，先念同志马上同干部一起，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很快了解到：刚受日本侵略军委派的伪夏店区长李道怀，带了一支伪军，住在附近的李家嘴。先念同志命令我们立即摸清情况，相机行动。晚饭后，志坚换了身便衣，带了一个手枪队出发了。天黑时到达了离李家嘴很近的吴家嘴。为了利用社会关系进行侦察活动，我们找到了周志坚的舅舅。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马上自告奋勇地跑去侦察情况。临走时曾叮咛他，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去李家嘴。当晚我们大家就住在他的家里。
第二天早饭过后，他回来了，一见面就说：“外甥，李道怀请你到他家里去一趟。”志坚一听十分恼火：“怎么搞的，你去告密了?”他满不在乎地说： “嗨!这要么紧，李道怀听说你们红军回来了，就魂不附体，害怕脑袋搬家。我只向他透了一点风。他就哀求我请你去一趟，给他一条生路，去吧!保险不会出事。”
志坚摸了摸怀里的手枪，想了想，决心去闯一闯。于是集合了手枪队的同志作了一番布置，在太阳偏西的时候，带着一个警卫员，直奔李家嘴，到了李道怀家里。
李道怀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烟鬼。志坚一进门，他就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请到厢房里，指着摆在床子上的烟枪、烟盘说：“贵客远来，请赏光躺躺，吸两口。”
志坚同志一见火起，真想赏他一颗子弹，但终于按住火性说：“我不会这一套，你带信请我来，是为了——?”
“我为维持地方，不得已而走这一着错棋……”
“什么不得已?!你跟日本侵略者干事，就是汉奸!凡是汉奸，我们就要消灭。”
“事已如此，只求你们给我一条生路。”
“生路只有一条：改邪归正，反正过来打日本侵略者!否则，与人民为敌，作民族败类，只有死路一条!”
李道怀哭丧着脸说： “我愿弃暗投明，接受贵军编制，参加抗日。只是部队一时带不出去，还得应付一下，以待时机。”
“这，我可以向上汇报，然后答复。但你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我愿马上尽力，供给情报。”
“好吧，你就先谈谈你的部队和附近敌情吧。”
志坚听完了李道怀谈的详细情况，回到周家畈，向先念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根据瓦解敌伪的原则，同意批准李道怀秘密受编的要求，责令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当时，就给了他一个“独立挺进支队特务大队”的名义。
新四军为了战斗，又暂别大悟山乡亲，继续向南挺进。
一天中午，部队在小悟山的杨家弯住下做饭吃，先念同志抓住这个空隙，带着警卫员找国民党游击队支队长刘梅溪做统战工作。当他同到部队同我们一道行军时，突然问志坚：“你记得红四方面军里，有个叫许金彪的人吗?”
志坚认真回忆了一下，摇摇头说： “记不起这个人。打听这个人干什么?”
先念同志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刚才见到了刘梅溪，即晓以抗日大义。要他不要纵容部队祸害百姓。这家伙表面上很殷勤，不住点头称是，表示要对部队加强管理，做到“秋毫无犯”。最后他把话头一转，话中有话地说：“李司令，我们很愿抗日，可有的部队却祸国殃民!”
“你说是哪个部队？”
“南新街的许金彪部。许金彪这人绰号'许大人’，拉人搞枪，听说还是个红军伤员，他胡作非为，四面为敌。贵军能为民除此一害，我刘某定助一臂之力!”
听“许大人”这个名，就有些奇怪。可是，刘梅溪为什么对消灭这支部队如此热心呢?内中必有蹊跷。
先念同志终于下定了决心，率领大家马上靠拢这支部队去了解情况。
黄昏时，到达大、小悟山的南大门——青山口。这里一条南北通道，被两蟑山峦史峙。出山口就是庄陵地带，不远又是平原，入山口则是莽莽群山，形势十分险要。
部队驻扎在青山口内靠东的一个依山构筑的胡家寨里，计划第二天出山，寻找传说中的这支队伍。
志坚布置好警戒，回到驻地。刚打好一盆热水，把脚伸在水中，一个士兵匆匆跑来报告：“外面有一个麻脸青年要见首长。”志坚吩咐：“叫他进来!”
那个青年一跨进大门，就双手握着志坚的手说：“谢天谢地!亏我把你们找到了!”
“你是准?”志坚感到奇怪地问。
他笑呵呵地说：“我姓黄，是许大人派来的。”
“好!”志坚高兴地说：“我们正要找你们，快跟我去见李司令员!”
先念同志很亲切地向他询问了许金彪和他部队的情况。青年人只谈到他们的队伍有四五百人，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还有一块跨平汉铁路的小根据地。至于“许大人”的情况，只听说当过红军，别的就说不清楚。
先念同志听完后，要他赶快回去，请他们的“许大人”来与他们相见。
隔了三个来小时，一个年轻英俊的指挥员，穿着便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领一支部队，从青山口外赶来了，他来到新四军住的村子前面就翻身下马。志坚赶快迎上去，借着月光一看，不禁大为一惊!
“嗨!什么许金彪，许大人，这不就是许世猛!”
“哈哈，老周，是你啊！”
原来，许世猛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当连指导员时，周志坚是军部通讯队的排长，红军长征时，又同在一起翻雪山、过草地。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这次却意外地在敌后战场上重逢，两人都非常高兴。
志坚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跑去见先念同志。老许向先念同志简单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后说：“首长，这里是汉奸的地盘，不可久留，赶快到我们的根据地吧!”
先念同志问：“你们的根据地在哪里?”
“紧靠铁路的孝感中和乡。”
部队即连夜出发，到达了中和乡。
天亮时，志坚拿着望远镜，站在中和乡南新街南头的矮土墙上。放眼望去，只见一片山陵起伏，敌人的据点花园、卫店和纵贯南北的平汉(京汉)铁路，历历在目，而近前四周的田野里，农民却安详地扛着犁耙，牵着耕牛，忙着下田春耕。
老许告诉说：“这是我们根据地的农民，他们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接着他又说，在他们这块方圆不到六十华里的小小的根据地里，还开办有小被服厂、修械所和小医院。先念同志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称赞说： “在这样艰苦的敌后环境里，能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很不容易。”
吃过早饭，老许激动地捧着自己的红色党证向先念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汇报。
他是一九三八年春，随着一批从延安南下的伤员，回到家乡的，一直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徐州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消息不断传来，群众惊恐不安，他便在家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不久，便以老红军伤员和红色群众为骨干，团结了一批青年，组织了一个“抗日防护团”，准备抗日自卫。当时，他们没有枪，就扛起大刀来。八月间，敌人的铁蹄逼近了，他们又把“抗日防护团”扩大为“抗日自卫队”，并千方百计地搞到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撇把枪。十月，孝感沦陷，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着他的家乡，他带领着“抗日自卫队”的队员，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并号召一批爱国青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改番号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他被大家推选为大队长。
经过半年多同日伪军的战斗，武装了自己，部队已经发展为五个中队，拥有五百余人枪。最近，他们正在被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勾结日伪所进逼，情况十分紧急。他们在花园以北，紧靠铁路的老苏区——中和乡，建立的东西宽八华里，南北长二十华里的抗日根据地，也不断受到侵犯。
谈到这里，他双手捧着党证，诚挚而激动地对先念同志说：“现在我把这支武装和这块根据地交给党，请党严格地全面审查我的工作。”
先念同志听了老许的汇报，站起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做得对!你是个好同志!”
这时，有人笑着插嘴问许金彪同志：“你怎么当上'大人’了?”
他笑了笑说：“我一不愿当主席，二不愿当司令，同志们没办法，便信口叫了个'许大人’，就这样叫开了。”
大家听了他的解释，都哈哈大笑起来，也明白了为什么汉奸那么恨他的原因。
接着，先念同志便向他和大队干部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铁路西和整编部队的任务。
武汉沦陷后的第一个夏天，在炮火纷飞中来到了。
自从先念同志率领新四军从竹沟南下，随着冬去春来，穿过了豫南、鄂东的敌人后方，现在战斗在鄂中敌后战场，在这里又会到了陶铸同志。陶铸同志是武汉失守前来到鄂中的。那时，鄂中的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正纷纷西逃，形势极其混乱。陶铸同志到达后，同鄂中特委杨学诚等同志，坚持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武汉失守后，他们又组织了应城矿工和天门、京山、钟祥、安陆等地的群众武装，发展了几百人枪。
在这次征途中，李先念等人从已经直接与间接取得联系的情况知道，武汉外围敌后，这跨有鄂、豫、皖、湘、老苏区大部或一部的辽阔地区，到处燃烧着我们党点燃的抗日星火。豫南有信阳挺进队；鄂东有鄂东独立游击五大队、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鄂中有陶铸和鄂中特委组织起来的“应抗”等游击武装；孝感铁路边有许金彪部；此外，在河西、鄂南、汉川、随(县)、枣(阳)、应山，都有我党领导的小型抗日武装。
就在这年夏季，先念带领大家与这些遍布于武汉外围敌后的星星之火，慢慢地联系上了。
六月六日，陈少敏同志带着挺进团一大队南下，和先念同志在赵家棚会合。接着鄂中区党委在京山的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少敏和先念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发来了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近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会议按照这一指示，首先统一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属五个团队，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兼任政治委员。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的诞生，立即使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所属的五个团队，立即分途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海两部的敌人后方，广泛而猛烈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八月，王海山和钟伟同志带领二团队，在大别山北的河南罗山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本侵略者八十余名。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张文津同志和志坚带领的一团队在二团队二大队的配合下，在鄂中京山新街镇，严惩来犯日军，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突围逃窜。我们部队在追击中，缴获敌人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数十支，战马六匹，军用物资一批。先念同志曾亲临前线，指挥这次战斗。这一仗，使鄂中的汉奸和伪军为之战栗；使那些在抗日阵营中动摇的中间势力，向新四军靠拢，接受新四军领导；鄂中沦陷区的人民群众，更是欢欣鼓舞，就连大洪山中的国民党报纸，也用特号大字标题报导了这次战斗的胜利消息。
在此前后，蔡松荣和杨唤民同志带领的三团队，在湖北应城魏家河痛打了伪军马筱甫部；李人林和罗通同志带领的四团队飞跨汉水，在武汉近郊汉阳蔡甸镇严惩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十二师的熊光部。
活跃在豫南的五团队，消灭了一股流窜在信阳柳河的土匪，为建立豫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碍；奋战在鄂东敌后的新四军游击队第六大队，在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一个中队配合下，在抗日两周年纪念日，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歼灭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活捉伪旅长以下官兵二百余人……
从此，在统一战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重要战略阵地——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武装，便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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