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家族，子孙代代有名人，这就是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及其后裔，被称为钱氏家族。当代政治家和学者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复、钱穆都是钱氏家族的后裔。
今天要介绍的是钱穆，我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他以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思想史著称，是中国近现代著述最丰富的大学者之一；被称为一代宗师，“新时代的新朱熹”，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的著作非常多，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与其他大师大都毕业于名校，且有国外求学的经历相比，钱穆只有中学文化程度，能有后来的成就靠的是自学成才。他在乡村小学从教10年，同时也苦读10年；又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中学任教8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荐，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成为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国学大师。
从1930年到抗战前，钱穆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任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了学术地位。没上过大学的钱穆讲课时轻松自如，内容丰富，他渊博的学识与精彩绝伦的课堂艺术吸引了大批学生。在西南联大时，有4个教授的课堂上总是人满为患，上课前需要抢位子。一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二是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是吴宓的“欧洲文学史”，四是燕卜荪的“英国诗”与“莎士比亚”。
钱穆学业不断精进，总是在读书学习的路上。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在南岳衡山，钱穆在此任教期间，每周六都要下山到南岳市图书馆借书，所读书籍皆有笔记，为日后各种著作积累素材。也正是这一段时间的读书为他日后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打下了基础。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彼此之间也经常开展跨专业交流。冯友兰写完《新理学》后请钱穆阅读，钱穆仔细阅读后提出了书中“独论理气，不及心性，一取一舍，恐有未当”的意见。冯友兰经过认真思考后，部分采取了钱穆的意见，加入了鬼神一章，把第一章改为了序论，但有关心性一部分，未采纳。
钱穆不赞成青年学生放弃学业加入到前线的队伍之中，总是全力劝导学生应该安心读书。虽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但前线有人，在学青年不用去参加。而青年学生们只有努力读书，力求上进，此后才能成为国家之栋梁。
钱穆也非常有大局观。西南联大文学院在蒙自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从昆明来到蒙自。在会上，有些教授对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多有清华人担当而提出意见。甚至一些师生提出要分校、独立。钱穆发言说，这是什么时候，等胜利还归，难道不是各校仍旧独立嘛！现在蒙自争独立，校长返回重庆后怎么说！最终蒋梦麟校长一锤定音，将钱穆的话当成定论，不可再起争议。
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编著了《国史大纲》。《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也使钱穆成为真正的大师。而《国史大纲》的编写其实是由陈梦家提议的。有一天晚上，在闲谈中，陈梦家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本教科书。钱穆觉得材料太多，所知有限，只说要再想想。不料，又一晚，陈梦家继续劝说，钱穆仍觉兹事体大，流亡中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想待将来和平时期返回北京再动笔。但陈梦家力劝钱穆“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急迫需要计”，应该克服生活不安定，参考书籍不多的困难，将平日课堂所讲进行整理，为全国的青年学生们而写。钱穆后来用两年时间完成了《国史大纲》的编写，后世从此书受益的人真应该感谢陈梦家。
钱穆1949年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1967年到了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钱穆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他说过：“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92岁时他讲了最后一课，对学生的赠言是：“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暑期创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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