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山东八路军游击第四支队营副教导员孙振，奉命调赴延安学习，同行共六十余人。队伍从山东出发，经太行八路军总部、晋西北根据地，历时半年多，辗转通过敌占区和几道封锁线，到达延安已是翌年七月。稍作休整后，分配工作，孙振到军政学院学习，自此由动荡的游击生活走入安定的学习环境。
军政学院位于延安大砭沟，上下两层窑洞，院部在山下。学院设两个队，一队培养军事干部，二队培养政工干部。从山东来的同志分配到二队学习的仅七八个人，其余都分到军事学院敌工学校学习。二队队长、指导员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学员还有从晋西北一二〇师延安留守兵团调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名从泰国、新加坡等国归来的华侨。二队编有三个班，每班十多人，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清晨集体跑步，上下课都要排队集合。
学习课程门类较多：联共党史由教育长张如心讲授，中国革命史由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讲授，军事学中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由郭化若讲授，炮兵知识由徐光达讲授，哲学是毛主席的秘书、青年哲学家何培源讲授，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由王学文讲授。孙振还听过朱德总司令、徐特立、博古等人的报告。
学习内容新颖、多样，大家学习热情高涨，尤其对何培源讲的哲学课更受欢迎，他讲的通俗易懂，联系实际，内容生动，大家受益匪浅。很可惜，他在延河洗澡时掉到深水中被淹死了，孙振一直怀念他。但也有课程讲的不好，教条式地摆“中药铺”，不分重点地开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A、B、C、D等，内容繁杂，不联系实际，学员理解不了，作了大堆笔记而收获甚微。
延安的生活很艰苦，每人每天供给一斤半小米、三钱油、二钱盐，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细粮和肉。伙食单位自己养猪，自己种些菜，二中队在后山上开荒种土豆，解决冬天吃的菜。粮食要学员定期到五里外的粮库去背，因为没有器具，大家都用自己的裤子扎牢两只腿装满小米后背回伙房，烧饭喝水用的木柴也是大家轮流到远山背来，冬天取暖的木炭也是派人去山区烧好运输回来。
延安气候很冷，学员冬天的棉衣裤，多是从前线替换下来的旧棉服，要自己折洗缝补。两年下来大家都学会了针线活，孙振还学会用马尾制扎牙刷等，互相交换使用，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学习虽然紧张，生活艰苦，但大家精神愉快，也很满足。
1941年秋天一个下午2时左右，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学员们正在山上劳动，忽然间出现一片夜空，满天星斗，太阳被月亮全部掩盖，放射出一圈金环，日全蚀！这真是难遇的天体现象，景色极壮观。不久太阳露出了光芒，天空渐渐明亮起来，星星也没有了。在短短时间里体会昼夜交替，真是机遇难得，大开眼界，孙振感到十分幸运。
这事在《解放日报》上有报道。为观察这次日全食，国统区不少专家学者，外国人携带着仪器，专赴甘肃庆阳观察。这次幸遇孙振一生难忘。
军政学院尚未毕业，1941年底孙振即被调到中央社会部的西北公学第三班接受保卫工作训练。
西北公学位于小砭沟对面枣园的后沟内。除孙振所在三班外，还有一、二、四班，专门培训情报干部。三班（保卫训练班）有学员45人，男40，女5。校长李逸民，训练班由秘书长毛诚主持日常工作。
大家一进校门，秘书长就亲自训话，宣布铁的纪律，说西公对外绝对保密，不准与外界接触，班与班之间也禁止来往，不许对外通讯，平时的活动只能在周围三百米之内，就是连离沟仅五里地的枣园也不能去。当时大家思想不通，觉得被封闭起来，搞得太神秘化了。因为全是共产党员，所以只能服从组织规定。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慢慢也就习惯了，安下心来了。当时把保卫工作搞得如此神秘，完全是受苏联“格伯乌”的影响，把苏联的那一套搬到中国来了。
1942年初，训练班正式开课，没有教室，在校部窑洞门前山坡上放一张桌子，大家坐在地上听讲。第一课是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特别工作建设问题”的课，他讲了特别工作的重要性和基本原则，特工人员的政治修养等。谭政文讲审讯学，陈龙、杨超、苏毅然、匡亚明等讲日本问题，国民党各派系特务的历史沿革、活动情况等。这些内容都是学员们从未涉及过的，大家觉得很新鲜内容很丰富，学习劲头很足。
一天的学习结束后，年青人是不甘寂寞的。大家除到沟里散步外，也常在一起拉拉胡琴，吹吹笛子，唱唱京戏。在这里孙振学会了拉二胡。逢年过节大家还组织简陋的晚会、舞会，文娱活动搞得很热闹，其乐融融。
延安整风开始后，学习重点转向学习毛主席“整顿三风”的报告及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要求领会精神，提高觉悟，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开过批判大会。
1942年底，中央社会部治安科调孙振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帮助整风审干工作，孙振以鲁艺干部科干部的身份出现，任务是了解情况、反映问题。
鲁迅艺术文学院位于桥儿沟原天主教堂内，有几个大院落，院部在北山坡上。院长周扬、秘书长兼党委书记宋侃夫。下设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还有实验剧团和文学研究所等机构。人员众多，人才济济，都是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从前线回来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思想敏锐、热情高涨，但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毛病，主要是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差。
鲁艺的整风学习，首先由院领导周扬带头做领会文件精神、联系实际、自我检查并向全体同志动员的报告，主要是检讨他于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搞文化活动期间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对鲁迅采取宗派主义的错误态度，片面提出“国防文学”的错误口号。周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认识自己的错误，得到毛主席的赞扬。
在这种氛围下，鲁艺整风学习搞得很活跃，许多同志联系思想工作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心情舒畅。尤其在1942年5月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明确了文艺工作的路线方针，文艺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鲁艺借着这个东风在全院进一步深入整风学习，结合毛主席的讲话，展开一场大讨论，思想认识又上升了一个新的阶段。
鲁艺的审干工作，按照总学委的布置，比其它单位稍晚些，中组部、中宣部也派人来院帮助工作。开始翻阅档案进行排队，排出六七名重大嫌疑分子，在院部研究后经中央社会部同意，送西北公学受专门审查。
7月中旬，康生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大肆喧染边区特务如麻，号召主动坦白交代，不要做国民党的“第五纵队”，否则将受到严惩，并叫西北公学的张克勤（甘肃地下党员）在大会上作典型示范，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红旗政策”。
这样很快在中直机关掀起了坦白运动的高潮。随后边区政府系统、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等也都仿效，这股风迅速传到鲁艺，院领导开大会作动员，号召坦白交代，当即有人交代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复兴社等问题，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炊事员上台讲他参加过国民党“琪琪”组织，其实他什么都不懂，是错听别人说有个“国民党CC组织”所致，他认为坦白了受优待。
大会后全院各系普遍开小型会，对认为有嫌疑的人搞“规劝”或批判斗争，追查历史，进行“帮助”，不交代不散会，不准睡觉，搞逼供信，使全院空气十分紧张，人人自危。一天晚上，戏剧系名演员王大化来院部要求交代问题，自称在四川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参加过托派，又参加日特，是“双料特务”，表现得十分沉痛。可是不久他又全部推翻了，其实他是地下党员，没有政治问题。
这时坦白运动普遍出现逼供信扩大化的问题。毛主席发现情况严重，立即采取措施制止。中央于8月15日发出《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区别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强调调查研究，重证据，反对逼供信。
坦白大会和小组批斗的作法被叫停，紧张的空气慢慢缓和下来，审干工作也逐步进入了调查研究甄别定案的阶段。
鲁艺也出现了新的气象，积极响应毛主席文艺方针政策的号召，纷纷要求下乡调查搞创作，在新年春节期间，组织大秧歌队、腰鼓队，向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汇报，给群众表演。反映大生产运动和群众生活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小型歌剧，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群众的好评。
1944年秋，孙振返回中央社会部。这时由中社部负责审查的重点人员还有一个尾巴没有结束，孙振参加了一段调查工作。领导分配孙振向周恩来副主席调查潘某在重庆的一段情况。
与周副主席的秘书联系约定时间后，孙振由枣园骑马十余里地来到杨家岭周副主席的住地。这是孙振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他才四十多岁，很英俊也很和蔼。
他首先问孙振对潘有何看法，问得很细。孙振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周汇报：潘某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留学德国时和朱德总司令是同学，在革命高潮时靠拢革命，但蒋介石叛变革命搞白色恐怖，革命进入低潮时就动摇脱离队伍；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战高潮时，他又靠近革命，来到延安。据说，在重庆和托派高某有联系，在延安与王某有搞小集团活动嫌疑等。
周副主席指示说，潘某的表现正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特点，你们要从这些特点出发研究他的问题。周副主席还审慎地、客观地、层次清楚地讲了潘在重庆的表现，与高某的来往关系以及高某本人的有关情况。
在整个过程中，周副主席不断向孙振提问，孙振由于准备不足，有些事情回答不出来，搞得满头大汗。这次谈话给孙振的印象极深刻，更多的是教育与启示：对革命要极端认真负责、深入细致、客观扎实、连贯地全面地认识问题，力求认识问题的本质等。这些东西，他终生受用。
延安整风审干结束，形势缓和人心稳定，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正蓬勃发展，机关开垦的菜园蔬菜丰收，大家可以定时到菜地摘西红柿当水果吃，生活显改善。每人还有纺毛线的任务，开展比赛，孙振的劳动效果不错，曾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奖给一条土毛毯。机关内评他为先进工作者。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枣园经常举行跳舞晚会，请杨家岭乐队伴奏。一天晚上毛主席想要跳舞，因太晚了只好在中央社会部临时找人凑在一起充当乐队，有胡琴、二胡、笛子、月琴等乐器。大家合奏了几个曲子，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参加跳舞。到结束时，毛主席还到孙振他们这个小乐队跟前同每个同志亲切握手，并说“祝你们成功”，使大家兴奋不已。
这段时间，前线不断传来胜利喜讯，革命队伍不断壮大。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整个延安都沸腾起来了，每一条山沟里都彻夜火把通明，锣鼓喧天，许多人都涌到延安城里、延河两岸又唱又跳。人们一堆一堆地聚集在一起，共庆抗日胜利的喜悦，诉说在日冠铁蹄下的苦难岁月，更多的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种兴奋的情绪持续好久。
但国民党军要抢胜利果实，我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朱总司令下令我军准备接受日军的大片土地。到延安学习的干部和参加七大的党代表纷纷开往前线，到东北三省去的人特别多，孙振也报了名，但未获批准，只好继续留在延安工作。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经常派飞机轰炸延安。我党决定撤离延安，争取主动。孙振在中央社会部二室负责人方志纯的领导下，负责对中直机关的撤离区进行安全保密检查，凡带不走的文件材料，一律焚烧，桌椅板凳、坛坛罐罐一律挖坑埋入地下，在杨家岭大礼堂图书馆发现大批书籍上盖有“毛泽东图书馆”的印章，都逐一撕下销毁。
4月7日晚，孙振和战友离开时，延安城已空无一人。
4月9日上午，胡宗南部队进入了延安这座空城。
离开延安后，孙振随部队渡过黄河到了山西临县，后又迁到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离党中央驻地西柏坡不远，1949年4月随大军进入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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