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时候，当我在公墓为已故的亲人祭扫完毕后，巡视着眼前密密麻麻的墓碑，思绪却不禁飞到了台北郊外山上的一处公墓。
那里长眠着一位嘉兴女人，她的墓碑上刻着这样几个醒目的字“浙江嘉兴褚问鹃女士之墓”。
生前，褚问鹃时时刻刻想念着嘉兴，但嘉兴人已很少有人知道她。
南湖采菱图 潘振镛 画
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嘉兴天官牌楼老宅的褚问鹃，与北大教授张竞生有过短暂婚姻，她曾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褚问鹃，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嘉兴天官牌楼老宅，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嘉兴度过。
她读过师范，受过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不甘心做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她养她的故乡。
从此，嘉兴，这座江南古城，常常让身处异乡的褚问鹃为之魂牵梦绕！
离开嘉兴之后的褚问鹃，犹如挣脱了鸟笼的金丝雀，充分享受到了翱翔的自由。那个时候的嘉兴女子，大多裹着一双小脚，足不出户，过着夫唱妇随的小日子。
褚问鹃却早已孤身一人走南闯北，先期从事教育工作，而后投身革命，完成了多次角色转换，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个人经历更是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
与北大教授张竞生的短暂婚姻，是她曾经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但也不可否认，正是张竞生让她走进了北大学府，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就学。
北大浓郁的人文环境和活跃的新文化思想，既丰富了她的国学素养，也给她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褚问鹃早在北大求学期间就与共产党人接触频繁，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过北京、上海分部的妇女部长，是妇女运动的先驱，那时的她叫褚松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褚问鹃曾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迫于形势的压力，她退出了政治舞台，以教书、笔耕为生。凭着她不俗的文笔和独特的见解，经友人推荐，进入国民军第十八军，主编中国第一本军刊《偕行》，并先后担任陈诚、罗卓英的机要秘书，成为当时军中职位最高的女性。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褚问鹃还曾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共事，成为唯一一个亲身参与过两次国共合作的女性。
有着如此丰富人生经历的褚问鹃，注定已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那座小城，去做一个相夫教子的旧式女子。然而，离家越远，对故乡的思念越深。
作为一代才女的褚问鹃，从未停过她手中的那支笔，一生中虽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但对于自己的故乡——嘉兴，她的笔却从未吝啬过。
褚问鹃晚年摄于“嘉兴寄庐”
南湖、烟雨楼、宝梅亭，成了年轻的褚问鹃感情寄托的场所，也成了日后浪迹天涯的褚问鹃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她以自己出生在南湖之畔而自豪。
褚问鹃晚年发表的所有文字中，写到最多的地方，莫过于嘉兴的名胜——南湖。
南湖，旧时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简称鸳湖。四周烟雨迷蒙，楼台隐现，湖上游人如织，画舫中歌舞不绝，烟雨楼上传来优雅悦耳的昆曲声……这些美丽的画面，始终在褚问鹃的记忆深处萦绕。
《记鸳鸯湖》一文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评论》二卷第七期。在此文中，褚问鹃用吴梅村的鸳湖曲起句作开场白，像一位称职的导游，向读者娓娓介绍着鸳鸯湖的美丽风光和历史典故。
她在说到烟雨楼时这样写道：“春秋佳日，二三游侣，泛着一叶扁舟，在中流玩够了以后，便系舟柳荫下，拾阶而登，上楼远眺，但见一湖烟水，苍苍茫茫，几疑此身已与人世隔绝，而与自然俱化了。”读到这里，有谁不为褚问鹃的描述而心动？
接下来，她提到了她祖父褚仲衡所作的鸳湖棹歌中的一句“倾脂河畔落花多”，引出了历史上范蠡和西施的动人爱情故事。
这还不算，褚问鹃又讲述了清末湘军将领彭玉麟一段感人的爱情悲剧。彭玉麟幼年曾与一位梅姑娘有白头之约，后来梅姑娘父母将女儿另许他人，梅姑娘殉情以报，彭玉麟便发愿亲画千幅梅花图以表相思。
由这一爱情悲剧，引出了南湖湖心岛上宝梅亭的由来，以及那块著名的“天下古今第一伤心人”的石碑在日军铁蹄下的遭遇，褚问鹃的文字颇为伤感。
尤其是提到宝梅亭，更是触及了她内心深处那一丝隐痛：“幼时，每去烟雨楼时，也必然要到宝梅亭中摩挲一番，叹息他们的薄命。
岂知曾几何时，我本身的命运，竟然也和这座亭纠缠不清，在我的生命史上，划下了一道刻骨的创伤，留下了终身无可补偿的遗恨。于是，每逢回到故乡，心要前去凭吊那一颗陨落了的星辰，同时也为自己添上些挽歌的材料。”
关于这段情事，褚问鹃在她晚年的自传《花落春犹在》中有详细的描述。
那是褚问鹃在太仓教书期间遇到的一位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陈梦彪（化名），“能诗能画，中英文造诣俱高”，他对褚问鹃一见倾心，一直从太仓追到嘉兴，却遭到褚父的强烈反对，不让他们见面。
陈梦彪非常痛苦，一个人来到南湖，在宝梅亭的柱上、墙上题了几句伤感的诗。这些诗句都让经常到宝梅亭瞻仰的褚问鹃看到了，从而更使褚问鹃触景生情，黯然神伤。
这以后，父母双亡，加上与哥嫂的不和，让多愁善感的褚问鹃“不堪悲痛，唯有在星期日去烟雨楼，悄悄地到宝梅亭一哭，以抒胸中的积闷。”
烟雨楼，宝梅亭，成了年轻的褚问鹃感情寄托的场所，也成了日后浪迹天涯的褚问鹃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精神家园。
然而，南湖带给褚问鹃的，不仅仅只是伤感，更多的是为南湖所蕴含的文化积淀而赞叹，为南湖秀丽的风光而陶醉，更以自己出生在南湖之畔而自豪！
她在《一堤烟柳忆南湖》一文中，将南湖与杭州的西湖作了对比，认为：“南湖的面积，不亚于西湖，而且湖中也有不少胜迹，有楼台、亭榭，有裴岛、放鹤洲和朱买臣墓等一些古迹，不过没有富人的别庄罢了。若使两者相比，南湖可算一位女学士，富于内在美，却不自炫耀。西湖则是一位珠翠满头的阔太太罢了。”
在《夏忆鸳湖》一文中，褚问鹃更是详细描写了学生时代一次暑假期间，她与另三位学妹包雇一条画舫同游南湖的经历。四位情趣相同的花季少女，一边吃着船娘送上来的新鲜的南湖菱，一边欣赏着美丽的湖上风光，耳边响起不知何处传来的昆曲吟唱，一向喜欢吟诗作画的姑娘们，此时都沉浸在这美景中，各自痴痴地望着船外出神。
褚问鹃借用好友雪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吗？告诉你，到此境界，诗与画，都是多余的。”
褚问鹃1953年摄于台湾屏东
提到吃，褚问鹃也会想起故乡嘉兴，这其中有“早高”、菱和藕等，嘉兴物产丰饶，“许多吃的，都是精益求精，味美之外，还要讲求艺术化。”
提到吃，褚问鹃也会想起故乡嘉兴。《故乡的早高》就是这样一篇通过故乡的一种食品，来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的文章。
“我的故乡是浙江省的嘉兴县……有‘鱼米之乡’的雅号。物产丰饶。尤其在过年的时候，许多吃的，都是精益求精，味美之外，还要讲求艺术化。”接着，她就提到一种在嘉兴“过年必做和必吃的精细点心——早高”。
虽然没听说过嘉兴还有这种糕点，但从褚问鹃不厌其烦的描述中，可以知道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年时经常吃的“印制糖糕”。只不过褚家人讲究，把去了皮和核的熟红枣与糯米粉和在一起，做成以后，“看不见枣子，但有枣子香甜的味道”，所以他们叫“枣糕”，为讨个好口彩，又叫“早高”——早日高升或早日高中之意。
褚问鹃回忆，“七八岁的时候，对于‘早高’就有特殊的偏好，只要一听说‘今天做早高’的话，连懒觉也不睡了。起来的第一件事，即是为五表弟（即朱宝璇的儿子）洗手”，然后“一本正经地面对面坐下来”，“很熟练地把枣皮轻轻剥去，挤出枣核。可是我们都会很巧妙地留下一点枣肉在皮和枣核上”，等到完工后，两人便“坐在石凳上享用起来，直吃到那皮和核子再无一丝枣肉”。
充满了童趣。
对于这样一种故乡过年时吃的食品，褚问鹃在晚年还是念念不忘，“我自离开家乡以来，几乎走遍全中国，却从未再见过这种点心。”为此，“我去年曾试做过一些，风味不错，岁暮作此，也可以稍慰乡心。”
除了早高，嘉兴还有两种土特产也是褚问鹃的最爱——菱和藕。她在《一堤烟柳忆南湖》中写道：“笔者既生长嘉兴，对于南湖的一切，当然是熟悉的，夏秋之交，结伴去游湖，吃新鲜的菱藕，并且带些回来孝敬父母……在个人是偏爱煮熟的菱……嘉兴的藕，既粗且肥，有女孩臂膊那么粗，生吃甜脆，熟吃香糯，还有将糯米浸发了塞入藕孔，蒸熟了吃的。其香甜柔糯，绝非他物可比。”所以，尽管“台湾也有菱，却是具体而微。藕嘛，细瘦可怜。我买了一次即不敢再去问津了。”
可见身在台湾的褚问鹃，故乡的一切是何等地让她心驰神往啊。
褚问鹃虽然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但她始终不忘自己是个嘉兴人。
褚问鹃虽然走南闯北，到过很多地方，但她始终不忘自己是个嘉兴人。她几乎在每本书中都要提到自己的故乡嘉兴，还把那本她非常钟爱的文言文集取名为《禾庐文录》，并在文前署名“嘉兴褚问鹃”。
她甚至将自己在台湾的寓所，命名为“嘉禾寄庐”。她在《吾爱吾庐》一文中这样解释道：“‘嘉禾’是故乡浙江嘉兴的别称，‘寄庐’则表示在台湾只是寄居，我们的根是永远在大陆上。”
然而，故乡对于褚问鹃已是那么遥远，以至于只能在梦中与它相见。
当褚问鹃知道自己将长眠于异乡时，她关照她的儿孙：她的墓碑上一定要刻上“嘉兴”两个字，并且她的墓碑，一定要面向故乡嘉兴的方向。
今年，褚问鹃的孙子黄士安先生从大洋彼岸给我传来他祖母在台北墓地的照片。看到墓碑上方“浙江嘉兴”几个字的那一瞬间，我被深深感动了。
她是那么热爱她的家乡，即使身体无法回到故乡，但她的心始终向着自己的家乡，她至死也不忘向世人表示：我是嘉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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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禾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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