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法
《二十四诗品》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体系性著作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这部伟大的著作是否出自司空图之手，遭到学者的质疑。[1]因此，这一章不得不改变本书各章一以贯之的写作顺序，将作者的问题放到最前面来写。关于质疑者的理由和《二十四诗品》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等相关资料，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相关章节里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2]最后结论是：《二十四诗品》是否为司空图所作，根据目前的资料，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萧驰说，这一质疑可能带来两种学术后果，一是因为不能确证是司空图所作，《二十四诗品》不知道应该将之放到何朝何代，便被冷落，淡出著述话语，二是不把《二十四诗品》作为某人思想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思想本身来研究。萧驰通过《十二四诗品》的思想内容不同于六朝的思想也不同于宋人思想，从而将之作为中晚唐的思想来讲述。[3]这里本书仍将《二十四诗品》认作司空图的作品，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看，《二十四诗品》的内容，只能写自晚唐，不可出自六朝，六朝美学面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以感物和伤逝为主题，而《二十四诗品》的已经转到了一种以无我之心观照外在世界变化的哲学之境。[4]六朝美学重的是重艺术形式的“辞”之美，而中唐以后出现了重艺术形象的“境”之美。《二十四诗品》也不可能写于宋代以后，自从白居易提出“中隐理论”，从陶潜到王维的把山林之隐作为高尚洁操和超越尘俗的一种象就受到了理论上的挑战，而到宋代苏轼，一种身在都市而心存山林的中隐思想成为主流，最主要的中的是，在禅宗思想的支持下，这一在都市而又“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形象高于只有躲进山林才能避开污浊的菊花形象。而《二十四诗品》表现的是一种山林境界，是陶潜、王维境界的延缓。到了苏轼以后，最高的境界就不可以山林方式出现了。
第二，从《二十四诗品》的思想内容看，它产生于晚唐，在晚唐的诸大家中，最与《二十四诗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一致的人，非司空图莫属。把《二十四诗品》放进任何一人的作品中，都不像，而放进司空图的作品中，恰如珠连璧合。
第三，《二十四诗品》是中国美学史上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不是一个二流三流之辈可以写作出来，而只有最伟大的美学家才能创造出来。如果认为其为元人所作，那么，元代的一流美学家，谁能创作这样的作品呢，找不出来。也许正因为如此，明末清初的大家，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袁枚，未曾怀疑之《二十四诗品》是司空图的作品，《四库总目提要》对唐人著作，严格审查，王昌龄、杜甫、贾岛、乃至皎然《诗式》都被怀疑，但认为《二十四诗品》确为司空图所作。这些大家凭自己的眼光一看，便可以肯定：“眼处心生句自神”。
第四，当把《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其它作品放到一起的时候，双方得到了相得益彰的说明，真的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而司空图的其它作品与《二十四诗品》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理论整体的突显，使中国美学史的整个演进规律得到了明晰的呈现。因此，在以上的三点理由未被驳倒之前，最好是把《二十四诗品》看成司空图的作品。
只有理解司空图的其它作品才能更好的理解《二十四诗品》，同样，只有理解了《二十四诗品》才能更好地理解司空图的其它作品，当司空图的其它作品与《二十四诗品》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的不可分割的关联，一个统一的象征的时候，把《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其人相关联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人。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卒于梁太祖开平二年（公元890年）。他生在最受称道的唐代，但却是唐代的后三分之一的时段，这时，唐代的文化，特别是思想和艺术，经过200多年的演进，特别是在盛唐的辉煌和中唐的新潮，其方方面面，或在走向高峰，或在经历转折；而唐代的政治却在安史之乱后势不可挡地走向衰亡的长过程的最后崩溃阶段。司空图生于其时，一方面注定了要在唐代以诗歌为主的艺术的灿烂辉煌中为唐代的美学作一体系性的总结，这就是他的《二十四诗品》和几篇以意境理论为内容的书信；另方面却睁睁地看着大唐的社会在一天天烂下去，至到灭亡。司空图在唐朝为梁代立的第二年，听到唐哀帝（李柷）被杀的消息后，悲痛不已，绝食而亡。
司空图的一生，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是从出身到33岁那年，即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高中进士；第二段是从中进士到僖宗乾符元年～二年间（公元874～875年）“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王仙芝、黄巢农民军的兴起；第三段是从黄巢军崛起到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历经世情挫折而回到王官谷隐居；第四段是从隐居到为忠绝食而亡。在这人生四段中，第一段是司空图的读书志学的时光，自述家中藏有“儒家之宝”及“佛道图，共七千四百卷”（《书屏集》，《文集》卷三），像中国古代的所有士人一样，治国平天下是其最大的愿望。因此，他的读书以中进士达到一个高潮。司空图中进士时已经33岁。对一个有雄心的人来说，已不算早，这里应该有其命运感的体验，在司空图的诗中，找不到像盛唐人那样“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高适）和“仰天大笑出门出，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豪气；但也不算晚，还没有到消残壮志的年纪，这可以说明司空图在此后的一段时光里不懈的官场奔忙。在司空图生命的第二段里，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官运一直很好，二是世遇确可堪差。在官运好方面，他从公元872年起到商州做礼部侍郎（也是司空图中进士的主试官，他的恩师）王凝的幕僚开始，以后一直不断地得到朝廷的重视，说世遇堪差，当他进入王凝幕府后两年，农民军就揭竿而起，以后的岁月，司空图在与黄巢军的遭遇中历尽苦难。先说好的一面，司空图所追随的王凝在与黄巢军的攻防中病亡，司空图又得到卢携的赏识，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卢携入朝为相，召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后升礼部郎中。在以后的数度历经艰难时而隐居世外时，也不断有仕途任命降临其身：僖宗光启3年（公元885年）僖宗由成都回京，至凤翔时，任命司空图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昭宗乾宁三年（公元786年）朝廷三次对司空图复诏旧官。只是司空图称疾未往。后来，在朱温把持朝政时，司空图于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被召入朝；再后来，朱温废唐立梁称帝，用礼部尚书的官位去召司空图，这是司空图为唐绝食的头一年，司空图当然没有赴命。但年去年来，司空图不断被赋予任命，可见司空图的官运一直不错。司空图一而再，再二三地被任命，说明他不断地脱离或拒辞对他的任命。事实上，对于政治，司空图先是被迫脱离，后是主动拒辞。在司空图随卢携入朝任官后不久，黄巢军攻陷长安，僖宗苍皇外逃，司空图不及跟随，陷于城内，到处躲藏，一次遇黄巢军搜查，堵在门内，悲戚之中一看，却是自己以前的一个车夫，当然司空图待他不错，这位叫段章的，劝司空图归顺，司空图坚决不从，段章还算义气，把司空图带到大路上，纵其逃亡。司空图连夜逃向咸阳桥，然后转辗曲折，回到家乡，隐居中条山王官谷自己祖传的别墅。后僖宗回，司空图得任命，但官居长安不久，发生了李克用兵变，僖宗再次逃出长安，往宝鸡。这一次，司空图仍然不及跟随，在惊惶之中，再次逃回王官谷。世遇给他的震荡反映在的他的《秋思》诗里：“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而面对如此的世遇，自己今后应当如何打算，则体现在另一首名叫《丁未岁归王官谷有作》的诗中：“家山牢落战尘西，匹马偷归路已迷……时取一壶间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
至此以后，司空图一直隐居在王官谷，山林泉壑，松间竹下，诗酒棋琴，像他《休休亭记》里写的那样：“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人快活，黄金难买堪骑鹤。”当然这只是司空图心态的一面，因为命时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让他归隐的，所以，从他的《白菊三首》之一里的两句，可以体会到其心态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一面：
诗中有虑犹须戒，
莫向诗中著不平。
自一意隐居以后，朝廷屡召他也屡辞，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但也很快转回山林。其中具有戏剧性的一次，是昭宗天佑元年（公元904年）朱温专权之后，其同党，时任右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事（右相）的杜璨策划诛杀忠于唐朝的旧臣，现在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考虑，反正这一次司空图应召去了。但一到京城他马上发现不对劲，于是佯装老迈，上朝时笏从手滑脱，坠落地上，免去一劫，被放回王官谷。可以说，自光启元年以后，司空图从48岁直至去世的整个24年，基本都住在王官谷里。出仕前在大唐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学养，从仕中历经磨难而对人生的体悟，整个唐代学术思想的演进，构成了司空图隐居生活的独特性和思考的独特性。一部伟大的著作，正因时世的多难，仕途的多艰，山林的静思，必然而又偶然、偶然而又必然地产生了出来。
[1]20世纪90年代中，陈尚君、汪涌豪对《诗品》为司空图《诗品》所作提出质疑。《文汇报》1995年3月16日有报道，二人观点的成熟版本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辩伪》（载《中国古籍研究》第一辑（1996）第39～73页）
[2]关于司空图与《二十四诗品》的文献关联，张少康说明如下：“现题司空图撰《诗品》不见于现存司空图文集十卷和诗集五卷，然司空图著作散佚颇多。据表圣光启三年（887）文集自序说，其自编文集为一鸣前集，“诗笔”均有，另有《密史》等则不编入。今本文集中有《绝麟集述》一文作于天复二年（902），其中说乾宁二年（895），他“自关畿窜淅上”时所写之诗亦皆载入前集，而此年编《绝麟集。则未言是否入前集，抑或另有后集，然由此可见今存文集、诗集均非其原编《一鸣集》。据新旧唐书、晁武公《郡斋读书记》、《唐才子传》等载，其《一鸣集》或文集，皆三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所记《一鸣集》十卷为“蜀本”，“但有杂著无诗，自有诗十卷别行”。卷十九又云：“司空表圣十卷”，“别集全集，此集皆诗也。”则《全唐诗》谓“有《一鸣集》三十卷，内诗十卷，当是符合实际的。焦竑《国史经籍志》、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均载有《一鸣集》三十卷，但绛云楼因焚毁，书目系追记，是否确有三十卷不可考。自清初以后所载文集十卷，另有诗集，不再见有三十卷之记载。四库所纪十卷注为“两淮裕家藏本”，总目提要谓：“是编前后八卷。皆题为杂著，五卷六卷独题为碑”，则与《五代诗话》所云“杂著八卷，碑版二卷”相同。诗集原十卷，至明胡震享编《唐音统谶》时仅存五卷，《全唐诗》编为三卷。原三十卷《一鸣集》中是否有《诗品》无法考定。”关于质疑者的理由，张少康进行客观陈述并同时作了补充考证说明，如下“在晚明以前无人著录司空图《诗品》。题司空图《诗品》，最早为明末人，如郑缦《题诗品》、费经虞《雅论》及崇祯年间毛晋所编《津逮秘书》及吴永《续百川学海》。而毛晋等以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所说司空图“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为根据，如提出真伪问题者所说，确是不可靠的，因苏轼所说并非指《二十四诗品》而是指《与李生论诗书》中所引自己的二十四联诗。所以《诗品》是否伪作是值得怀疑的。认为《诗品》是明人伪托者的主要根据是明刊本《诗家一指》中有“二十四品”与《诗品》基本一致，而并未说明是司空图所作。他们认为《诗家一指》的著者为明景泰间的怀悦，“二十四诗品”属他自撰，而明末人始以苏轼之语牵合，而将其从《诗家一指》中摘出，托为司空图之作。他们怀疑《诗品》的真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至今找不到一条可以确凿证明《诗品》是司空图所著的材料，然而《诗家一指》实际上并非明人怀悦所作，则是可以肯定的。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所藏明嘉靖刊本杨成《诗法》五卷，前有杨成写成化庚子（1480）的原序，说“偶得写本诗法一部，不知何人所编”，其中所收内容基本上的元人诗法著作，《诗家一指》当亦为元人著作。杨成和怀悦先后同时，其所得写本《诗法》中《诗家一指》自然不会是怀悦所著。张健博士还查到明洪武年间赵撝谦的《学范》一书中的“作范”部分曾引用《诗家一指》，那时怀悦尚未出生，足以证明《诗家一指》非怀悦所著，故明人许学夷《诗源辨本》说：“《诗家一指》出于元人”，当是可信的。明胡震享《唐音癸谶》亦将《诗家一指》列入“宋元人诗话”部分的元人诗法著作中。但《诗家一指》的编撰者难以确切考定，而其中“二十四诗品”是否系作者自撰，抑或从前人著作中摘引亦难以确切断定，从元人诗法类著作情况看，其所引前人著作，一般不注明出处，因此，也不能说没有引用司空图著作的可能性。明末清初各大家，如钱谦益、王夫之、王士祯、袁枚等无法不怀疑《诗品》为司空图所作，而四库总目提要》理认为“唐人诗格传于世者，王昌龄、杜甫、贾岛诸书，率皆依托，即皎然杼山《诗式》，亦在疑似之间；惟此一编，真出图手。他们是否能是由于对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误解所至，也值得怀疑。《诗家一指》有很多种版本，并被收入《格致丛书》，不是难见之书，他们不会都没有看见。因此，目前尚无证据说明《诗品》确是司空图所著，亦不能完全排除是司空图所著的可能性，对《诗品》的真伪只能存疑，有待进一步研究。”（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449～451页
[3] 参见萧驰《佛境与诗境》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234～235页
[4] 这一点为萧驰《佛境与诗境》中“玄禅观念之交接与《二十四诗品》一文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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