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解疑系列之七
《周易》与阴阳五行说
阴阳五行说与《周易》有不解之缘，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带有鲜为人知的神秘色彩。长期以来，有关五行的本质尚未见一个较为成熟的理论，本文拟就此加以探讨，以便建立阴阳五行学说的总体架构，然后进一步研究《周易》，借以求得《周易》之真谛。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破译《系辞》中的“天地之数”。
一、阴阳五行说与巫觋文化的历史渊源
《周礼"春官宗伯"大卜》曰：“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按照郑玄注和贾公彦疏，这里的“经兆之体”指“龟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体”，由此确定了古代的龟卜和金木水火土五行之间的渊源和联系。龟卜的方法是，根据四时分别灼烤龟的四足（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依据灼烤出现的裂痕形状和走向分为五种，称为五兆，以五行分别命名。裂痕直上达于龟背者为木兆，直下达于龟足者为水兆，斜向上达于龟背者为火兆，斜向下达于龟足者为金兆，横向者为土兆。用于龟卜的龟有六种，颜色各不相同。案《周礼"春官宗伯"龟人》中的记载有天龟玄色、地龟黄色、东龟青色、西龟白色、南龟赤色、北龟黑色。这样一来，按六龟、四时、五兆计，共有一百二十种“经兆之体”。另外，按照龟卜灼烤的裂痕宽度可以区分为“墨”和“坼”两类，宽者称“墨”，窄者称“坼”，每类的颜色均为五色，故每一“经兆之体”又有十繇。如是，则龟卜共有一百二十经兆之体和一千二百繇。每繇有对应的繇辞，可以据此判断各种龟卜事件的演变，及其吉凶祸福等，就像卜卦的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一样。《左传"僖公四年》曾记载有“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命卜人龟卜之事，卜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又《襄公十年》有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可见春秋时代龟卜的繇辞尚存，但遗憾的是后世已经失传。
卜筮自远古起，随着社会的演变持续了漫长历史时期，在《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中都记载有古代的龟卜和筮卦的事例，在殷墟考古中也有许多重要发现，都证明了龟和筮曾经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决策手段。五行观念与龟卜有关，阴阳观念与筮卦有关。虽然卜筮作为决策手段在治理国家的大政中渐次淡出，但阴阳五行说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始终发挥影响。
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卜筮和五行之说最早见于《尚书》。《尚书》中的《洪范》一文，是武王伐纣后去拜访箕子时，作为纣王的叔叔和重臣箕子讲述的天地大法和治国纲领，称为“《洪范》大法九章”。其中第七章“稽疑”说的是重大事件的决策方法：“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孔安国《传》曰：“将举事而汝则有大疑，先尽汝心以谋虑之，次及卿士众民，然后卜筮以决之。”这就是说，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先经人谋，然后以卜筮定之，可见商周时代卜筮的重要地位。故《系辞》曰：“探颐索隐，铯深致远，以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洪范》大法九章的第一章就是五行，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颖达疏曰：“《书传》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传》云‘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干也。谓之‘行’者，若在天则五气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又万物之本，有生于无，者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为渐。五行先后，亦以微著为次。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水火木金得土数而成，故水成数六，火成数七，木成数八，金成数九，土成数十。”这里讲到了五行的本质，是把五行看作为“五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物质的五种形态。所谓“水最微”，是指物质尚未成形时最初的原始形态。所谓“火渐著”，是指物质虽未成形但已经开始具备热量和能量的形态。所谓“木形实”，是指物质已经有了固定的形体。所谓“金体固”，是指物质不但成形而且质地坚固。所谓“土质大”，是指遍及大地的土壤成为万物成长之本，故“水火木金得土数而成”。《国语"郑语》又曰：“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反映了同一思想。
二、阴阳五行说与《周易》的三才之道
《周易》的天道、地道和人道统称天地人三才之道，也称三才之道或天人之道。帛书《易传》《要》篇曰：“《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极之，变以被其情者也，故谓之易。”《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要》篇和《说卦》都是在自然哲学高度上对三才之道作出总结，《说卦》在此基础上对《易》的卦爻符号体系进一步的赋予哲理性的全新内涵。以上认识非常重要，这不仅反映了《周易》时代对客观世界的深刻认识，而且根据这一认识把古易从巫觋时代的筮书升华到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古代哲学的纲领性文献。正是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构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体系。
“立天之道”即天道。《要》篇的“《易》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是说天道不仅限于研究日月星辰的运行，而是应该在认识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发现天道的更深层次的内涵，掌握阴阳变化规律。古人按照各种天体的运动特征把日月星辰区分为两大类：一是日月五星等行星，称为纬星，二是以二十八宿为代表的恒星，称为经星。经星可以作为星空背景和行星运行的参考系，通过观测行星相对于二十八宿的位置变化，就能够认识季节，预测天气的演化趋势，从而把握四季、昼夜、寒暑和湿燥的阴阳变化。所谓“律之以阴阳”，就是把日月星辰的运行归结为阴阳变化的规律，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即地道。《要》篇的所谓“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是说把水火木金土等万物五种形态的变化，归结为万物的刚柔特征变化，故“立地之道曰柔曰刚”。
以上对天地认识的基本观念也见于同时代的其他文献，如《左传》、《国语》等。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国语"鲁语上》曰：“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这里的“三辰”就是《要》篇中所说的“日月星辰”，在《尚书"尧典》中也有“历象日月星辰”之说，都是指日月和二十八宿。古代以日出日落计日，月朔月圆计月，以二十八宿出没作为四季的标志。每当日落后夜幕初降之时，在东方地平线上观测冉冉升起的星宿（称×宿昏见），就可以确定季节。如东方苍龙的心宿（西方称天蝎座）昏见时为春分，西方白虎的参宿（西方称猎户座）昏见时为秋分。所以，天道建立在观测日月和二十八宿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三辰”得到古人的尊重，为民所“瞻仰”。地道的核心则在于五行，“九州名山川泽”都出自五行，以五行为材（财），建立了万物生长和人类生存的实体物质基础。故古人尊五行为神。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左传》、《国语》和《周易》的以上论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
天道以“三辰”为基本要素，其运行规律归结为阴阳，地道以“五行”为基本要素，其变化规律归结为刚柔，阴阳五行学说实际上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基本认识。有了阴阳和刚柔这样的高度抽象概括的认识之后，就可以通过《易》的阴爻和阳爻来表示天地之道的基本要素，再根据阴爻和阳爻的不同组合可以标志天地万物的不同形态和运动方式。于是，天地之道就与《易》合为一体，就像当年伏羲把观天法地的认识归结为八卦一样，《周易》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归结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符号体系。显然，《易》始终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而发展，就像文字和数学符号一样，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智慧浓缩形成的又一种符号系统——《易》的卦爻符号体系。
所谓“立人之道”即人道。人道一方面表现为治国大政中的仁政，另一方面表现为论理道德中的“德”的观念。早在西周建国初年的周公时代就已经有了仁政和“德”的思想，孔子对此有了继承和发展。帛书《要》篇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所谓“明数而达乎德”，是说能够把握天数的人才能达到德的境界。不明天数，而只限于通神卜筮者为巫觋；虽明天数和卜筮，但不明德义者为祝史。孔子虽然与巫觋、祝史一样学《易》，但巫觋重其卜筮，祝史重其卜筮和天数，孔子则重其德，故孔子云“同途而殊归者也”。在孔子看来，君子之德寓于“易道”之中，可与天道相通，既无须经常祭祀去祈求神灵赐福，也不必经常卜筮去窥测天意。从这一段记载可见，孔子对《易》的研究重于德义，把德义归结为人道，纳入到《周易》体系中去，完成了“德”的思想与卜筮体系的整合。但这一行为容易被后人误解为孔子重视卜筮，从《要》篇的对话来看，孔子的弟子子贡当时就有这样的认识，以致孔子对卜筮和德的关系做了详细说明。
研究乾坤两卦的天地之道、损益两卦的损益之道，孔子总结出“德合天地”的重要思想，把人道合于天地之道中，最终形成系统的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系辞上》第七章又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帛书《二三子问》亦云：“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孔子家语"五仪解》有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好生》又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从帛书《易传》，到《文言》、《系辞》，再到《孔子家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德合天地”思想的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以“德”为中心的天道观，进入《易》的演绎模式，形成“易道”。由此可见，三才之道思想的形成归结为《周易》，而其思想基础则建立在阴阳五行学说之上。
三、天地之数
古称卜筮为数术，称日月星辰的运行为天数，以数字表示万物的种类、特征和变化规律，建立各种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古代的一种特殊思维模式。《左传"僖十五年》有韩简云：“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这是说万物初生之时首先具备各自不同的形象（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万物基本形态），然后滋生变化而形成数，因此，万物的种类、特征和变化规律都能够以“数”作为标志。古代有“筮短龟长”之说，所谓“龟，象也”，是说龟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示人，故为长，是以龟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数，知本。所谓“筮，数也”，是说筮以阴阳蓍筮之数示人，故为短，是以《易》知七八九六之天地之成数，知末。（见《左传"僖公四年》和《周礼"春官宗伯"占人》）
说到“《易》知七八九六之天地之成数”，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系辞》中的天地之数。《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在古今许多关于《周易》注释的文献中都缺乏有说服力的确切解释。如对“天一，……地十”的解释是“以阳爻一画象天，故天数为一。以阴爻两画象地，故地数为二。一为奇数，推之则奇数三、五、七、九也皆为天数。二为偶数，推之则偶数二四六八也皆为地数”（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其他著作大都与此相仿。但此说较为牵强，没有对这些数字的本质作出说明。
在《尚书"洪范》五行篇中，孔颖达根据五行理论对《系辞》中的数字做了说明，孔疏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数也。如此则阳无匹，阴无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阴阳各有匹耦，而物得成焉，故谓之成数也。”五行以“微著为次”，由微渐著，以一、二、三、四、五分别作为水、火、木、金、土的标志。由于五行是地道的基本要素，以其变化而化生万物，故为万物之“材”，称为“生数”。而“水火木金得土数而成”，故六、七、八、九、十分别为水、火、木、金、土之成数。
五行理论认为，五行有质有气，其质在地而成五行，其气在天则成五星。故《史记"天官书》曰：“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又曰：“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於地，精成於天”。《汉书"律历上》曰：“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镇星”。故所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指天之五星与地之五行相合。
《系辞》所谓“天数二十有五”，指天数一、三、五、七、九之和为二十五。所谓“地数三十”，指地数二、四、六、八、十之和为三十。天数二十五与地数三十之和为五十五，故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由于天地之数中有天之日月星辰和地之金木水火土五行，包括了天地的全部基本要素，所以能够主宰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故曰“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系辞》中关于“天地之数”的论述，不仅包括对天和地的基本认识，而且也从五行观念提出了对于物质分类和演化的基本观念，这是古人对天地万物生成、运动、变化规律的高度概括性的总结。但由于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此重要的认识只能用简单的十个数字来表示。这一思想就像今天用数学方法和逻辑演绎来认识事物一样，古人把大千世界的基本要素归纳为数字，用卜筮手段演绎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所以，数术在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发展过程，其中有重要的科学内涵。
四、阴阳五行学说的总体架构
前文说到“《易》知七八九六之天地之成数”，其中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太阳，六为太阴，统称四象，是主导阴阳变化的标志。在《周易》的蓍筮过程中经分二、象三、揲四、扐五的“四营而成易”，完成一变，三变而得四象之数七八九六，遂成一爻。故《系辞》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由于《易》的演绎出于四象，故四位一体的各种要素多与四象有关，如四时、四方、筮之四数、天之四象等。前文又说到“龟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数”，其中一为水，二为木，三为火，四为金，五为土，在龟卜时，灼烤龟足，依据裂痕的形状和走向得五兆，以五行分别命名。故五位一体的要素多于五行有关，如五星、五帝、五音、十天干等。
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以四象主导阴阳变化，以五行主导刚柔变化，由此建立阴阳五行的统一的数术体系，参照《淮南子"天文训》可以把这一体系归纳如下：
东方甲乙木，少阳，其兽苍龙，其帝大昊，执规而治春，其数七，其音角，其星岁星：
南方丙丁火，太阳，其兽朱雀，其帝炎帝，执衡而治夏，其数九，其音徵，其星荧惑；
中央戊己土，其兽黄龙，其帝黄帝，执绳而制四方，其数十，其音宫，其星镇星；
西方庚辛金，少阴，其兽白虎，其帝少皞，执矩而治秋，其数八，其音商，其星太白；
北方壬癸水，太阴，其兽玄武，其帝颛顼，执权而治冬，其数六，其音羽，其星晨星。
以上体系，不仅用于龟卜、蓍筮、占星等星象数术之学，而且也用于军事、音律、气功、中医、堪舆、祭祀、天文、地理等方面。对中华文化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至迟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阴阳和五行之说已经统一形成为对天地万物的总体认识。在龟卜中兼有阴阳思想，在《周易》中也融入五行理论。但由于历史的选择，龟卜仍然屈居于数术之中，而《周易》则在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三才之道的“易道”体系，最终完成了从数术到哲学思想体系的转变。顺便提及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说”，他只能是早期的阴阳五行说的一个流派而已，根本不能成为《易》的思想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