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
是世间最纯洁无私的爱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
我长大，你未老；
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
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
笔者在此奉上美文一组，
带大家感受名家笔下的母亲。
品读后，
希望您能从此更懂您的母亲，
更爱您的母亲。
齐白石
荔枝
创作年份不详
纸本设色
100×33.5cm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忆母
她刚强豪爽，勇于反击
齐白石的母亲，是一名精明强干、勤俭持家的劳动妇女，后人习惯称作“齐周氏”。
在齐白石幼年时，他母亲是非常忙碌的。她一个人纺纱织布，为全家的衣着操持。她还养了十几只鸡鸭，家里日常所用的油盐，都是靠卖鸡蛋、鸭蛋换来的钱买的。一家人的衣服如有破损，都是由她浆洗缝补。母亲常对齐白石说：“笑烂不笑补，穷日子靠自己。”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齐白石从小养成了勤劳吃苦的习惯。而且母亲在穷苦日子中流露出来的坚强和韧性，给他日后的坎坷生活许多精神支持。齐白石的父亲老实寡言，而母亲则刚强豪爽，好为左邻右舍的穷人打抱不平。小时候，齐白石亲眼看到，母亲敢于和地保讲理。每当父亲受到人家无端欺侮的时候，出主意反击的一定是母亲。
在齐白石6岁那年，邻村有位巡检要来。巡检只是芝麻绿豆的小官，但是弄得排场很大，大伙儿都赶着去看热闹。隔壁邻居喊齐白石一起去，齐白石直接回答“不去”。邻居走了后，母亲笑着对齐白石说：“好孩子，有骨气！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没有什么了不起!” 母亲的这番话，给了齐白石很深的影响。他从小就养成了不慕官禄的倔强性格。齐白石后来说：“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官禄，方可从事于画。”
后来有一次， 齐白石的母亲从剩稻草堆里椎下散落的稻谷，共四斗。之后她本想换银钗戴，但看到儿子想上学就用这些稻谷给他换来学习用品。由于家境贫寒，齐白石上了半年学就不得不辍学了。他帮家里干一些杂活，如浇菜、砍柴、放牛、捡粪等。放牛的时候，齐白石“牛角挂书牛背睡”，勤奋地学习、画画。有时他会把母亲交代的事情忘记，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母亲体谅儿子，从来不责备他。后来母亲不顾家中贫苦支持他学习绘画，使他终于成为一位艺术大师。
齐白石是20世纪中国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画大师，诗、书、画、印全能。京剧大师梅兰芳、艺术家徐悲鸿等知名人士都是白石爷爷的“粉丝”。齐白石曾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现北京画院）名誉院长。195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齐白石荣誉奖状及“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其年度国际和平奖。196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他为“世界文化名人”。
母亲：林风眠的念与思
在林风眠的创作生涯中，仕女是他最重要的绘画题材之一。在这些几乎贯穿了他一生所有时期的代表作品里，这种静谧、凄美、伤感的形象，不断重复出现，似乎都在表达着同样的主题。很多研究学者认为，他这是在诉说，对母亲深深的眷恋之情。
1900年11月23日，农历庚子岁十月初二，在这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里，刚刚脱离娘胎的林风眠就命悬一线。由于严重的先天不足，父亲林伯恩担心养不活，刚一出生，就把他抱出家门，打算丢弃在村外的后山里。就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母亲冲出门外，拼命从丈夫怀里抢过自己的孩子，林风眠因此捡回一条命。从此，母亲成为幼小的林风眠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在义女冯叶的文章里，林风眠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母亲，姓阙名亚带，中等身材，是山区汉族与本地苗瑶混合的后代，她有美好的面孔和双眼皮。让林风眠终生难忘的是，他五岁时看妈妈洗头的场景，在小河边住屋空地里，一个秋天的午后，母亲的头发放下的时候长长的，很美。这幅构图是很入画的。
虽然母亲有着美丽的长发，姣好的面容，却并不为家里人待见。林风眠写道，母亲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父亲，特别是祖父新娶的祖母，都似乎待她不好，一直是从早到晚让人欺侮。年幼的林风眠一定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原因。
林风眠
思念
68cm×66cm
纸本设色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
在阁公岭村，林姓是一个大家族，祠堂里至今依然能看到清朝末年家族宗法制度的影子。尽管这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村，但是在当时，礼教的规矩却无处不在。而林风眠的母亲是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族人眼里，这个山野女人完全不懂礼教规矩，林家娶她进门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家穷。
林风眠7岁那年，母亲由于不堪丈夫的冷落和家人的欺侮，与村里一个年轻的染匠私奔了，这对于林氏家族，无疑是奇耻大辱。十几天后，母亲被族人抓了回来，痛打游街之后，被绑在祠堂前，浇上火油准备烧死。林风眠当时被关在屋里，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家突然有种感觉，突然愤怒疯狂起来，找到一把刀，冲出午门大叫，要去杀死他们，杀死全族的人。远远地看到了妈妈垂着手的形象，很多人把我抱牢了，夺了我的刀，不让我接近妈妈，大哭大叫了一顿，他们把我抱回家里。林风眠疯狂的行为和声嘶力竭的哭闹，挽救了母亲的性命，却没能将母亲留下，最终，家族决定，把这个辱没祖宗的女人卖掉。临卖前，林风眠溜出家门去看母亲，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讯。
没有人知道，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刚刚7岁的林风眠是如何化解内心巨大的悲痛和愤怒的。也许正是这段发生在童年的悲惨经历，让后来成为艺术大师的林风眠，在一生中，反复用画笔表现同一个主题——劈山救母。林风眠画过很多以《宝莲灯》《白蛇传》为题材的画，救母是他一生不能解脱的情结。
林风眠（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画家、艺术教育家、国立艺术院（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 自幼喜爱绘画。代表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历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术学院 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1991年8月12日10时，因心脏病、肺炎并发症，病逝于香港港安医院，享年92岁。
母亲
吴冠中
人们将大地比作母亲，将祖国比作母亲，但毕竟每个人有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大家闺秀，换句话说，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她是文盲，缠过小脚，后来中途不缠了，于是她的脚半大不小，当时被称为改良脚。
富家女母亲却下嫁了穷书生，即我的父亲。其实我的父亲也识字不多，兼种地，但与只能干农活的乡里人比，他显得优越而能干，乡里人都称他先生。听母亲说，是我的外公，即她的父亲做主选定的女婿。我不知道外公，但外公抱过童年的我，说我的耳朵大，将来有出息。外公选穷女婿，看来他是一位开明人士，他的两个儿子，即我的舅舅，各分了大量田产，一个抽大烟，一个做生意，后来都破落了。
我对母亲的最早记忆是吃她的奶，我是长子，她特别偏爱，亲自喂奶喂到四岁多。以后她连续生孩子，自己没有了奶，只能找奶妈，我是她唯一自己喂奶的儿子，所以特别宠爱。宠爱而至偏爱，在弟妹群中我地位突出，但她毫不在乎弟妹们的不满或邻里的批评。她固执，一向自以为是，从不掩饰她自己的好恶，而且标榜自己的好恶。
母亲性子急，事事要求称心如意，因此经常挑剔父亲，发脾气。父亲特别节省，买布料什物总是刚刚够数，决不富余，母亲便骂他穷鬼，穷鬼。父亲说幸好她不识字，如识了字便了不得。但他们从来没动手打架，相安度日。我幼小的时候，父亲到无锡玉祁乡镇小学教书，只寒暑假回来，母亲独自操持家务，那时她三十来岁吧，现在想起来，她的青春是在寂寞中流逝了的，但没有一点绯闻。绯闻，在农村也时有所闻，母亲以她大家闺秀的出身对绯闻极鄙视。父亲刻苦老实，更谈不上拈花惹草，父母是一对诚信的苦夫妻，但没有显示爱情，他们志同道合为一群儿女作牛马。大约四五十岁吧，他们就不在一个房睡觉了，他们没有品尝过亚当夏娃的人生，他们像是月下老人试放的两只风筝。
吴冠中
农家小院
2002
布面油画
46cm×61cm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母亲选的衣料总很好看，她善于搭配颜色。姑嫂妯娌们做新衣听她的主意，表姐们出嫁前住到我们家由母亲教绣花。她利用各色零碎毛线给我织过一件杂色的毛衣，织了拆，拆了织，经过无数次编织，终于织成了别致美观的毛衣，我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她用尽心思的一种艺术制作。她确有审美天赋，她是文盲，却非美盲。父亲只求实效，不讲究好看不好看，他没有母亲那双审美的慧眼。
上帝给女人的惩罚集中到母亲一身：怀孕。她生过九个孩子，用土法打过二次胎，她的健康就这样被摧毁了。她长年卧病，不断服汤药，我经常帮忙解开一包包的中药，对那些死虫枯根之类的草药起先好玩，逐渐感到厌恶。后来医生要用童便，母亲便喝弟弟的尿。因为母亲的病，父亲便不再去无锡教书，他在家围起母亲的围裙洗菜、做饭、喂猪，当门外来人有事高叫“吴先生！”时，他匆促解下围裙以“先生”的身份出门见客。从高小开始我便在校寄宿，假日回家，母亲便要亲自起来给我做好吃的，倒似乎忘了她的病。有一次她到镇上看病，特意买了蛋糕送到我学校，不巧我们全班出外远足（旅游）了，她不放心交给收发室，带回家等我回家吃。初中到无锡上学，学期终了才能回家，她用炒熟的糯米粉装在大布口袋里，教我每次冲开水加糖当点心吃，其时我正青春发育，经常感到饥饿。
父亲说他的脑袋一碰上枕头便立即入睡，但母亲经常失眠，她诉说失眠之苦，我们全家都不体会。她头痛，总在太阳穴贴着黑色圆形的膏药，很难看，虽这模样了，她洗衣服时仍要求洗得非常非常干净。因离河岸近，洗任何小物件她都要到河里漂得清清爽爽。家家安置一个水缸，到河里担水倒入水缸作为家用水。暑假回家，我看父亲太苦，便偷着替他到河里担水，母亲见了大叫：“啊哟哟！快放下扁担，别让人笑话！”我说没关系，但她哭了，我只好放下扁担。
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母亲头上。日军侵华，抗战开始。日军的刺刀并没有吓晕母亲，致命的，是她失去了儿子。我随杭州艺专内迁，经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至重庆，家乡沦陷，从此断了音信。母亲急坏了，她认为我必死无疑，她曾几次要投河、上吊，儿子已死，她不活了。别人劝，无效，后来有人说，如冠中日后回来，你已死，将急死冠中。这一简单的道理，解开了农村妇女一个扣死的情结。她于是苦等，不再寻死，她完全会像王宝钏那样等十八年寒窑。她等了十年，我真的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带回了未婚妻，她比塞翁享受了更大的欢欣。
接着，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发榜，我被录取了，真是天大的喜讯，父亲将发榜的报纸天天带在身上，遇见识字的人便拿出来炫耀。母亲说，这是靠她陆家（她名陆培芽）的福分，凭父亲那穷鬼家族决生不出这样有出息的儿子来。我到南京参加教育部办的留学生出国前讲习会，期间，乡下佬父亲和母亲特意到南京看我，他们风光了。那时我正闹胃病,兴高采烈的母亲见到我脸色发黄，便大惊失色：全南京城里没有这么黄的脸色！她几乎哭了，叫我买白金（麦精）、鱼肝油吃，当时正流行鱼肝油，她也居然听说了。
山誓海盟的爱情，我于临出国前几个月结了婚，妻怀孕了。我飘洋过海，妻便住到我的老家。她是母亲眼中的公主，说这个媳妇真漂亮，到任何场合都比不掉了（意思是总是第一）。母亲不让妻下厨作羹汤，小姑们对她十分亲热，不称嫂子，称琴姐。不远的镇上医院有妇产科，但母亲坚决要陪妻赶去常州县医院分娩，因这样，坐轮船多次往返折腾，胎位移动不正了，结果分娩时全身麻醉动了大手术，这时父亲才敢怨母亲的主观武断。小孙子的出生令母亲得意忘形，她说果然是个男孩，如是丫头，赶到常州去生个丫头，太丢面子，会被全村笑话。她尤其兴奋的是孩子同我初生时一模一样。
三年，粗茶淡饭的三年，兵荒马乱的三年（解放战争），但对母亲却是最幸福的三年，她日日守着专宠的儿媳和掌上明珠的孙子。别人背后说她对待儿孙太偏心，她是满不在乎的，只感到家里太穷，对不住湖南来的媳妇。她平时爱与人聊天，嗓门越说越高，自己不能控制。她同父亲吵架也是她的嗓门压过父亲的，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妻看得明明白白，她对全家人很谦让，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希望有一日，我的归来。
我回来了，偕妻儿定居北京，生活条件并不好，工作中更多苦恼，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陪她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她回乡后对人讲北京时，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了。她住不惯北京，黄沙弥漫，大杂院里用水不便，无法洗澡，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她看不下去，决定回到僻静的老家，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她曾第二次来过北京，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回故乡找奶妈，皇帝的家已看过，她不留恋北京。
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我们几乎失落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儿不嫌娘丑，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是丑，在娘的怀里，看不清娘的面目。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人人夸奖，但晚年白内障几近失明，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令人担心。我的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使她重见天地，延续了生命。父亲早已逝世，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祥林嫂，而她的未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
吴冠中
回忆我的母亲
杨绛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辱，她往往感觉不到，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红。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纫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纫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冰心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杨绛1980年在三里河家中，业余创作间隙读书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我的母亲》，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永久的悔
季羡林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距”，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失望与希望齐飞，我的经历可谓多矣。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即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我们家是贫中之贫，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她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季羡林家里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它说的是实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乡离井，盲流到济南去谋生。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说是农民，但又无田可耕。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父亲赖以生活。不知怎么一来，竟然寻（读若xí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母亲的娘家姓赵，门当户对，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决不会结亲。她家里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钱，有闲上学。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离我们庄五里路。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的“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就有这样一位母亲。
后来我听说，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的五角钱，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回家扬一下眉，吐一下气。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买了砖瓦，盖了房子。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时兴会淋漓，真正扬眉吐气了。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样，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转瞬间，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有几岁，告诉我，我也不懂。所以，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只像是昙花一现，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后来听人说，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反正吃得极坏，这个我是懂得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白的”与我们家无缘。“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这“红的”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虽然举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递给我，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一到夏天麦收季节，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给我掰了一块，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对我来说，月饼可真是神奇的好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我难得吃上一次。我当时并没有注意，母亲是否也在吃。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到了俭年，连这个也吃不上，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到了老年，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把肉煮烂，然后卖掉。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花几个制钱，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记得有一次，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这就成了我的专利。我舍不得一气吃掉，就用生丁锈的小铁刀，一块一块地割着吃，慢慢地吃。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季羡林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但是，尽管我只有几岁，我却也想出了办法。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我就到庄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通风情况就能改进，高粱长得就能更好，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我们家穷，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经常养着两头大牛。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干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里，赖着不走，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第一，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几乎都与母亲无缘。除了“红的”以外，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呆到六岁，以后两次奔丧回家，待的时间也很短。现在我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儿子远离，她受尽了苦难，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时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写作妈妈 画画妈妈
苏华
三十年前的一个冬夜，父亲突然中风。从此全身瘫痪，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后，医生告知，父亲的病已不可逆转，回家调理吧。无奈，我只好和妈妈把父亲抬回家。由于父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和妈妈二十四小时轮流伺候在侧，喂饭喂汤，端屎端尿，翻身擦澡……
我和妈妈竭尽全力，精心护理，父亲还是在苦苦挣扎了五年之后，去世了。
五年的日日夜夜，耗尽了妈妈的精力、体力，她本来病弱的身体，现在更赢弱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失去亲人后的孤独、寂寞、空虚紧紧笼罩着妈妈的心，她几乎支撑不下去了。
我劝妈妈写写字，画画画，找一种寄托来排解哀伤。于是，我搬来了任伯年、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等大师的画册来给妈妈看。妈妈小时候曾学过碳相，只是几十年来，把所有精力全放在家庭及五个孩子身上，慢慢便忘了她自己，慢慢好象连她的活着也只是为了别人的活着一样，全无自己的爱好。
面对这一大堆画册，妈妈很喜欢，于是动手临摹起来，不几天便画了一大堆。虽然没有基本功，但挺有味道。我又找来历代大师的字帖：柳公权、颜真卿、欧阳洵、孙过庭、苏东坡、米芾、怀素……妈妈又临摹起来。最后是爱女及书法，妈妈说，我看来看去，还是最喜欢我女儿苏华的书法，临摹那些不认识的大师，不如临摹自己女儿的来得亲切。我说，也好。艺术就是要得其心性，喜欢学谁就学谁，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纯感情出发，才会见效果，况且，写得好坏是其次，心理平衡才是目的呢。
可是，临了不久，妈妈便临不下去了。说实话，我写的是草书，是有点那个“龙飞凤舞”的，我自己练了几十年，也才练成这个样子，妈妈还从未拿过毛笔呢，这么有难度的东西，也真为难她了。
妈妈是个挺有个性的人，她有她的想法。她抛开画册、字帖，自己写，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她找来了旧挂历，就在旧挂历的背面写，她说她是写来消遣的，不要浪费纸张。
苏华
池波淡霭
70cm×70cm
2014年
写什么呢？原来她在写她自己的经历。
一写就是几大本，写得很顺，似乎毫不费脑筋，笔下的东西就象泉水般溢出。妈妈这才发现，自己有很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见过的和经历过的人和事，一件一件，一桩一桩，连当事人的眉毛胡子、衣饰装扮，都历历在目，呼之即出。经过几十年时光的筛淘，存储在记忆仓库之中的又是很特别的、很精彩的人生故事。
噢，妈妈在写文章呢，我赶紧送上有格子的稿纸，不要把妈妈的才华浪费了呀。
回忆，就象一条奔腾的河，倾泻而下，妈妈越写越过瘾呢，最多的一天，妈妈写了三十张稿纸，九千字。
就这样，妈妈找到了最能寄托自己感情的方式，她天不亮就起来，一起来就写，自父亲走后，没人说话了，连吵架也没人了，现在，就好象跟一位老朋友说话，对老朋友倾诉自己的身世、自己的胸臆；倾诉这几十年人生的坎坷和悲情。诉得非常投入，诉得有滋有味。慢慢，她不再空虚也不觉孤独。
妈妈从8岁起便得了哮喘病，以后几十年时好时坏，一直不得断根。至老年，由于体质虚弱，几乎每年都要送医院抢救一、两次。事情也真奇妙，自她写作后，病情有所好转，常常是写着写着，气就慢慢顺了下来，好象吃了灵丹妙药一般，好象写作也能治病一样。她太投入了，回忆使她忘记了病痛，回忆使她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文学营造的世界里去了。
她越来越觉得，只有写作，才能使她快乐。不觉，又写下几千张稿纸。我们说，你那么勤奋写作，说不定还真能写出名堂呢。本来我们是说说开心的，妈妈只有两年小学文化，一辈子做家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
后来才发觉，我们真是小看她了。自她写作后，身上的艺术潜质得到了开发，她记忆力强又多愁善感，在文学创作中，感受到那么生动深刻而又记忆得那么细致清楚的细节，正是文章精彩的所在；她偏激、烦躁不安的气质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感觉和处事方式，易形成独特的风格；而她好恶分明，自强不息的品格，则使他敢想敢做，心想事成。
一阵感情倾泻之后，妈妈冷静下来，写得那么顺手对她是一个鼓舞，她决心把那么丰富的经历写下来。妈妈说，她一生清贫，只能以这些血泪文字作为遗产留给我们。
就这样，写呀、写呀……一写就是五年，五年之中，又重写了三次，共写下一百多万字，再把这一百多万字删枝去叶，剩下二十一万字的精华。
林墉说，可以出一本书了，并给书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命运的云，没有雨》。
《命运的云，没有雨》，写了父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解放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
《命运的云，没有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出版后，很快便得了奖——粤版优秀图书提名奖，多个文艺评论家发表了评论。有评论说，作者是个平平凡凡的女人，她平凡地生活着，经历着二十世纪并不平凡的社会变革。她默默地作贤妻良母，养儿育女，但她‘以情观物’，用她正直、善良的眼光观看世界的事变，从而折射出那人生的真理。
又说，这本属于自传题材的书，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带有浓郁的感情渲染，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好书……等等
日本人松山五郎把它翻译成日文，加了插图，在日本出版。松山五郎说，他看完此书很感动，他也和妈妈有相同的身世，他说妈妈虽然平凡但很伟大。
但妈妈毕竟是五个画家的妈妈，她身上应有美术的基因，只不过美术的基因还没有得到开启罢。果然，书出版后，妈妈又画起画来。妈说，她小时候跟人学过碳相，自己很是喜欢，以后生活颠沛流离，就没有机会再学习了。现在有机会了，一定好好学学。
家里养了一个猫，叫黑黑。黑黑毛色乌黑而发亮，间着老虎一样的花纹，双眼炯炯有神，四蹄短绌而粗壮。黑黑治鼠工夫十分了得，凡走过，老鼠绝迹，往鸟笼里吹口气，鸟儿立刻休克。妈妈十分喜爱，说它是才貌双全的猫星。
以黑黑为题材，几年算下来，大概已画有几百幅。妈妈阅读关于构图造型用笔用墨用水的文章，阅读各种画册，观察黑黑的各种动态、表情和生活习性，潜心研究表现黑黑的办法。她先用焦黑干枯的笔头皴出黑黑头部的轮廓和花纹，细细整理头部硬的和身体软的质感，用水湿润和丰富各个细部，整理面部表情，刻画眼睛。妈妈笔下的黑黑都没有胡子。因为手发抖，画不了了。然而，没有胡子的猫并不影响它的感染力，有趣的表情、有趣的动态、有味的笔墨，令行家和非行家一齐叫绝。
后来又来了‘白白’。白白有一身雪白的长毛，蓝色的眼睛，红红的小嘴巴，宽宽的脸耪。因为出身高贵，经常一副懒得理你的样子。常睡懒觉，一睡觉，就象一朵绒绒洁净的大白花在那里绽放。一醒来，洁白的绒毛就变成一袭美丽的纱裙，当白白闪动它那蓝色的大眼睛时，真象一位美丽的小公主。
妈妈想到了用白粉，把白白画在有颜色的纸上，灰红、灰绿的底色，衬托白白的一团白毛，再点上一点朱唇（准确一点是鼻子），画中的白白显得特别娇艳。
有朋友又送来了“啡啡”。啡啡是缅甸种，椐朋友说啡啡的父亲是在网上找的，绝对良种。啡啡生下来时是白颜色，慢慢变成灰色，再变成浅咖啡色，然后是深咖啡色。它的毛色很有趣：会渐变。有时深，有时浅，有时鼻头黑得象墨一般，反衬出两只白眼睛，象射出两道白光。白白来时是小孩，很天真活泼，会做出各种各样古怪有趣的动作，很快就获得大家的欢心。大家抢着来抱它、玩它。
万万没想到，在啡啡到来之后的一个月，白白突然失踪了，妈妈十分着急，叫我们快找。我们把它的照片，复印了好多份，贴在各有关路口、住宅，到处打听它的下落。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白白就象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和我们再见了。
我们不断回忆，不断反省，究竟为什么？后来才发觉，我们无意之中，把宠爱从白白的身上，转移到啡啡那里了，我们回想起，啡啡来了之后，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无形之中冷落了白白。白白自己一个，孤零零的躺在林墉画室里的一张藤椅上，无声无息的，已有一个月！白白失宠了，白白感到自己失宠了！它一定是感到失宠哀伤之极才离开我们的！
唉，动物和人，是一样的！
啡啡就成了这段日子里，妈妈的唯一模特。啡啡这时长得肥肥的，很粘人。你一招手，它便马上躺下；你一抚摩它，便显出很舒服很幸福的样子欢迎你的抚摩。它已不再调皮，不再生蹦乱跳。有客人来，它会静静的躺在客人的脚下，以示友谊。啡啡的毛色，依然漂亮，
妈妈特别喜欢它的深咖啡和不断变化的毛色，它为妈妈画里的笔墨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妈妈总是先用浓重的墨色，皴檫啡啡的轮廓，再用锗石、朱标、石绿等颜色烘染它的毛色。而它的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很有神气，常常是重点刻画的地方。
黑黑生于1984年，2004年，黑黑二十岁。据说，因为猫的寿命短，猫的二十岁，就等于人的八、九十岁了，黑黑老了。黑黑的毛日渐稀疏，毛色明显灰暗，它的的指甲长得老长老长，已卷成一圈一圈，走起路来，发出一嘟一嘟的响声，黑黑老态龙钟了。它整天整天的卷缩在角落里，睡觉也会发出很大的呼呼声。
妈妈常常坐在它身边，轻轻的呼唤它：
“我和你都老了，阿黑。”
“你是不是很辛苦啊？阿黑。”
“不知道你最后在哪里——睡——啊？阿黑！”
“阿黑、阿黑黑、阿……黑……黑……”
妈妈吩咐我准备一个纸箱，我知道妈妈是为它准备后事了。果然，一个冬日的下午，黑黑真的无声的爬进那个纸箱里，静静的躺着，半合着眼睛，似睡非睡，不吃不喝，两天后，头一低下，死了。死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默默的看着。
妈妈眼圈红红的，目送我们把纸箱运出大门。
妈妈的几百幅猫作，就这样不断的产生。妈妈今年九十二岁了，写作、画画已有二十个年头，也可称作是老作家、老画家了。写作、画画，给她带来了快乐，带来了温情，带来了健康，带来了长寿。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说，要把妈妈的作品汇集成册，作为一个永久的纪。
苏华，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后分配在阳江漆器厂任漆器设计员，1973 年调广东人民出版社（后转岭南美术出版社）任美术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82年调至广州画院任专业画家。擅长书法、中国画。曾任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苏家美术馆名誉馆长，广州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一级美术师，广州市第十届、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陈逸飞
闪烁金光的运河
120cm×120cm
油彩画布
1997年
陈逸飞：“艺术母亲”
杨长勋
母亲受过教育，有过自学的修炼，温婉而柔敛，把美感和梦想传递给了陈逸飞。
陈逸飞从小追求美的和谐，追求梦的圆满，追求人生和艺术的完美，不允许自己错漏百出，更不允许自己粗制滥造。
陈逸飞的艺术设计、艺术创作，只要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不惜费时费力，一定重来。这是母亲给他的艺术哲学，也是母亲给他的人生哲学——追求完美。
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有一种潜在的宗教感，他的艺术作品里沉淀着一种淡淡的宗教气息。“我的母亲是做过修女的，她从不大声对人说话，从不以恶待人，她会给我们奏管风琴，讲故事。记得她曾很平静地对我们说，我没钱可以给你们，钱全部给你的爸爸拿去买瓶子了。”他的母亲范雅芳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到教堂去做礼拜，一定领着小逸飞去。陈逸飞从小就受到了宗教的无形洗礼。
母亲范雅芳，早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当过一段时间的修女，是忠实的宗教人士。范雅芳30岁以后与陈庚赉相识，放弃了当初要将一生献给宗教的人生计划，与陈庚赉结婚。为人妻，为人母，回到人间烟火，但宗教信仰没有改变，还是天主教徒，还是坚持去做礼拜，十分重视宗教节日。
当初陈逸飞的母亲领着他去教堂做礼拜，应该没有将来让儿子也成为天主教徒的念头，只觉得孩子小，什么也不知道，让他陪着自己去就是了。哪知道，这一次一次的教堂礼拜，成了一次一次的艺术启蒙。
素素曾经问过陈逸飞，不是美术世家，甚至家族中无人学画，你怎么会很小就立下了绘画的志向。陈逸飞认为，“因为我母亲的关系吧。我母亲曾是个修女，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常带子女去教堂做礼拜。宗教礼仪，教堂内的玻璃彩画、雕塑、管风琴等等都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也可以说是启蒙了我最初的艺术感觉。所以，我在小学时，除了对绘画感兴趣，对文艺演出、对电影都非常喜欢，记得还自编自导过一出反映时事新闻的活报剧，名字叫‘小白兔’。对电影更是喜欢，常常买5分钱一张的学生票泡在电影院里。”
教堂里丰富的宗教艺术，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陈逸飞，使他从小就开始汲取西方宗教艺术的营养。多年以后，陈逸飞的画作在西方大受欢迎，还有他在美国受到犹太人的群体性喜爱，以及他本人对西藏的独特情怀，似乎都与他拥有的宗教情结有关。
这一切，都是他母亲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母亲没有想到的，还有她那台老旧的几乎伴随她每一天的收音机，也对儿子陈逸飞发生了艺术启蒙的作用。“我常跟母亲在一起，老是觉得我母亲跟收音机有关。家里有一个很小很旧的收音机，她每天用来听戏曲、听音乐。如果现在要我给母亲画一张肖像的话，那就是她在听收音机。很多朋友都问我，你的艺术上的一些感觉受谁的影响，我便告诉他们是我母亲的影响。”
母亲去做礼拜，他随着母亲去做礼拜，母亲听收音机，他也跟着听音乐听戏曲。待母亲买了菜回来，陈逸飞更是有事可干了。青菜、萝卜、茄子、黄瓜、豆角，各有各的形状，各有各的颜色，陈逸飞把它们放置在有光的地方，开始画画了。
母亲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自己的艺术细胞传递给了陈逸飞。陈逸飞曾经这样说，我母亲喜欢电影，管风琴弹得很好，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很感谢我善良的母亲，我的艺术细胞都是得自母亲的。陈逸飞的母亲在教会学校学得一手好字，这门技艺也传给了陈逸飞。
1971年陈逸飞的母亲离世。陈逸飞这时只有25岁，还没有成家，还没有儿女。
陈逸飞（1946~2005），1946年生于宁波，浙江镇海人。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入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室，曾任油画组负责人。1980年赴美国留学，1984年获艺术硕士学位，后在纽约从事油画创作并在华盛顿、纽约、东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被博物馆和收藏家广泛收藏。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从事油画创作，后进入商界，创办逸飞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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