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聪作品影像专辑
文章来源_网络
庆祝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获一等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21岁，水墨写生《颐和园一角》
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获银质奖
1984年油画作品《正午》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质奖
广岛 1986年 172×243cm
1996年58岁，用中指夹笔为《李可染画集》作《李可染先生像》，此为她最后一件作品
李可染先生像
1996年，一家出版社要为他出版一本画集，根据编辑的要求，画集采用宣纸印刷，里面的作者像就不能采用摄影作品，要用一张白描人物肖像，这样才能保持整体格调的一致。让谁来画这张肖像呢？李先生的家人先想到了周思聪，但随即考虑到她此时已是重病在身，就决定请她的丈夫、著名画家卢沉来画。李家人拿了几张照片去交代给了卢沉，可是后来周思聪还是知道了此事，说还是由她来画，并打电话请李家人又补充了几张照片。之后没几天，李家人接到电话，说周思聪过世了，当时大家都没心情再问肖像的事儿，而且非常后悔，觉得不该去烦劳一位临终的人。后来，卢沉在整理周思聪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张《李可染先生肖像》。
这是周思聪在自己的手已经无法执笔的情况下，用两根手指夹着毛笔画成的。当时虽然有照片，而且她也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楚，但她丝毫没有在艺术上偷懒，并未依着照片敷衍地画，而是严肃认真地创作，画出了她对恩师的独特感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坚持为恩师绘制肖像，并且是纯粹的艺术创作，真是感人至深。而这幅白描肖像，没有着色，也成了她的绝笔。
童年时代就爱上了绘画艺术，周思聪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的大家庭里。幼时，在外祖父的影响下对书画产生了兴趣。她曾回忆说：“我出生在北方乡镇一个旧式的大家庭里。记得生着白胡子的祖父(周绍亭)是镇里女子完全小学的校长，我四岁时曾被白胡子牵着混到那所小学里念书。生着黑胡子的外祖父是同一镇里的一位有名的中医，他很受乡里人敬重，闲暇时常写诗作画，我童年时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跟母亲去姥姥家，坐在黑胡子膝下玩耍，我对画画的爱恋大约就是从姥姥家开始的。”祖父和外祖父渊博的学识，给了周思聪最初的文化熏陶和艺术启迪。
周思聪的父亲是个美工师，在旧社会尝尽了“笔墨生涯苦食艰”的滋味。他虽然看出了女儿的绘画天才，但又怕女儿也走上自己这条路。父母曾设想她长大后学医，成为一名医生，像外祖父那样为他人解除痛苦。因此，总是嘱咐女儿刻苦读书，却从不提起学画的事。周思聪初中毕业时，提出投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意向，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希望她在师大附中读完高中再行选择，但女儿对艺术的挚诚热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打动了父母的心，终于同意在读完高中一年级以后转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1959年下半年，李可染带领学生们到颐和园上写生课。那时正是李可染画写生、讲写生最出色的时候。本来就喜欢大自然的周思聪，对山水风景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画得特别认真。她画的题名为《颐和园一角》风景画，虽然只是一幅写生作业，却表现出她对艺术严肃热诚的态度，扎实而严格的训练基础以及质朴的艺术风格。
这幅画受到李可染的特别赏识，亲自为它题了字，推荐参加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会青年美展，并获得银质奖。这极大地鼓舞了周思聪学习山水画的决心。但到三年级分专业时，她却被分配到蒋兆和工作室专攻水墨人物。人物画是难度最大的尖端画科。她虽然酷爱风景画，为了艺术的需要，还是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并认真地学习水墨人物画。
在创作《矿工图》的同时，周思聪还曾陪丸木夫妇在中国各地旅行作画（1981年），为文学作品《关于女人》、《中国现代小说选》等作插图（1981年），作山水画《曦微》、《一湖烟雨半湖花》（1981年），人物画《曹雪芹秋郊著书图》（1982年）等，并参加了在北京和黑龙江举行的两次联展。
1982年5月，当《矿工图》之三“人间地狱”刚刚画完，她与几个画友结伴到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写生。在创作《矿工图》过程中反复体验沉重痛苦，并极力从自己身上挖掘“力、男子气、深沉”以适应作品风格要求的周思聪，在偏远、生产落后、节奏缓慢的彝族地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在回答《江苏画刊》编者问时，她对此作了追述：
在那里我看到的、感到的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里地球转的特别慢，人们自生自灭，像植物一样，他（她）们没有文化，但人与人之间却很干净，比较原始，这就很入画。
我到了那里就有一种共鸣，好像在上一个世纪的梦中曾经想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融洽。
（引自《周思聪访谈录》，顾丞峰，《江苏画刊》，1991年第1期）
这种感觉是个性的。许多到彝族地区的艺术家感兴趣的是火把节、宗教的仪式和欢快的歌舞，与周思聪很不同。她着意于彝族人普通和真实的生活，对那些和自己的内心生活产生“共鸣”的东西特别敏感。回到北京，她画了第一张彝族题材的作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件作品还延续着《矿工图》式的浓重沉郁，但没有了《矿工图》的激烈和悲怆。画中两位在途中喘息的彝族妇女，脸上雕刻着沧桑，眼神却木然、漠然。
1983年，她又画了《边城小市》、《秋天的素描》、《戴月归》、《高原暮归》、《母女》等，其中《戴月归》画的是一位藏族妇女，其它均为彝女。这些作品笔墨风格已不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凝重，空间也变得开阔起来；人物精神的“淡”则依旧：无论她们在做什么，都像无所谓，无所注意似的，但又很自然，没有一丝牵强。
我曾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较多出现的荷物女形象。她们“多孤独一人，或在秋雨里、或在雪夜中，或在草地上，身处空阔的原野，云天低垂，尘路漫漫，独立移步，艰难而无怨”。并认为周思聪在这些荷物女形象的刻画中流露出“一种特殊的精神感受”。这种感受“积淀着对默默忍受命运、甘于人生艰辛的女性劳动者一种深隐的关切和恋念”，并和周思聪自己的生活迹历“有千丝万缕的牵系”。
以彝女为题的作品一直延续到90年代，成为一个系列（其中有几部精致的册页，寓深幽于淡泊，更具代表性）。这一系列标志着周思聪绘画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强烈的社会性主题转向了平凡的生活性主题，对庄严崇高的关注转向对平朴清隽的倾心，形式风格的朴茂浑厚也过渡为细腻俊逸。精神方面，则由直感人生深入到咀嚼人生。”
从《人民和总理》、《矿工图》到《彝族女子系列》。”获得了精神解放的周思聪发挥出不同寻常的创造性，成为新时期水墨人物画的杰出代表。可是，超负荷的劳动，终于损害了她的身体。
周思聪深入生活实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地创作，使她患上了难于治愈的类风湿病。长期疾病的折磨，给予她身体与精神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但她仍在与疾病斗争中创作了《荷塘系列》等作品。她以深沉的情怀和精微的趣味，在作品中抒写了对自然与人生的美好憧憬，她在自己的一本画册上写道：
“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爱平凡的人们”
1993年夏，她不顾病痛赴新加坡、香港举办了个人画展。
病魔缠身的周思聪，她只能忍着病痛画荷花，画樵女。她经历痛苦的、充满抗争的世界，转到一个宁静甚至荒寂的世界。“我爱静谧的大自然，我看平凡的人”——她说。她塑造的“清净世界”有丰富的精神内容，她的荷花，还有她的樵女，在宁静和清净的气氛中，总含有一丝哀愁。
多思、真诚、倔强和童真心境的周思聪，大概是压抑着自己的痛苦感情，去创造那些境界的。这是一个内心世界极不平衡的画家创造的“清净世界”。
——邵大箴
艺术家影像-
图说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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