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于前年离我们而去，去世时才64岁。按他自已的想法，是绝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的，因为，我们姊妹四个，最小的是我，结婚后，他全部的心事已去，才开始张结自己的家，还想与我母亲再过几年消停的日子，好好享享福的，然而命不由已，还是急病不起，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是因为他经历了苦难，也是因为生活负担的沉重。

我的爷爷，善良而朴实，一生勤劳，但在十年浩劫的前期,却被污陷遭“造反派”禁闭十余个月。在那段日子里，因父亲在弟兄三人中，排行老大，所以他要挑起做为长子和长兄的责任。为宽慰爷爷，他常在给爷爷送饭时，在镘头里夹带个安慰的小纸条，告诉他一些家里或外面的事情。特别是亲爱的爷爷在遭村内造反派“杠子队”毒打时，父亲那种揪心的沉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母亲在后来的每每回忆中，也是唉声叹气，说父亲心事大，吃了不少苦。

我家的成份是中农，但污告我们的人欺人太甚，硬说我家是富农，村里的执政者，要对我家进行清算，或者说是镇压或打倒。毛主席领导的红色队伍是富有“革命彻底性”的，连红卫兵也不例外，所以不容人分辨，非要用杠子打出所谓的阶段敌人的供词。父亲是沉默地，他怨恨这些人，也怨恨那时的社会不公，但光有怨恨又有什么用，他开始寻找证据，书写材料为自家反案。听父亲讲过，原在土地改革时，我家里分过一个石磨，但那时具有富农成分的人，是没有资格分到石磨的，只有贫、中农和下中农有。找到这份有力的物证，一下激起了我父亲战斗的决心。但光有物证还不行，还要有人证，他想起了辈份不远的叔叔。好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还有正义在，在父亲连续几个昼夜书写的材料，加上那个石磨和他那位叔叔的证明，我的爷爷终于平反。但这件事让我父亲对那个时代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也使他对社会、对人情事故有了更多的思索。

我的父亲姊妹五个，一姐一妹，两个弟弟。母亲过门后，爷爷分家时只给父母一个小院，家徒四壁，无米无粮，锅灶也不齐全，因为还有两个弟弟没有成家，父亲既要顾自己的家，还要帮助爷爷。在我的姐姐、大哥出生后，我们的小家庭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时我的母亲气管炎病的厉害，卧床不起，根本卖不起药，看样子，马上就会死去，家庭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好在我的姥爷，还有在外当兵的大舅，时常的帮助。姥爷给家钱粮，大舅在南京部队给我母亲寄药，使我们的家庭解决了燃眉之急，有了可食用的粮食，也使母亲的病情得到了初步的控制。1973年我和二哥出生---我们是双孢胎，这时候姐姐和哥哥一个6岁、一个3岁，年纪还小，帮不了父母的忙，家庭一下子又增加我和二哥两个小累赘，在那个靠父亲一个人挣工分，一年分不了几十斤粮食的年代，六口人的大家庭，生活负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应该是1981年或1982年，我们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一个大家庭，包括，爷爷、两个叔叔，都分了田地，还分了一头大黄牛，一家人从内心里高兴。那个时候，姐姐、哥哥虽然年纪小，但也可当半个劳动力，我和二哥也能帮助干点家务活，母亲的身体好了许多，父亲可以专心伺候自家的土地，粮食不成问题，便想着法种一些菜或棉花等经济作物。当时我们租种了本家叔叔八、九亩土地，种的也都是棉花，父母整天在棉花地里，我们放学回家也参加劳动，家庭既和睦又温馨。收获的季节，每当拉一排地车棉花出售换回三、五百元钱时，那可是家庭最快乐的时候了。那时候银行业还不很发达，父亲只是把出售的钱放到衣服柜子底层的一个镀金的盒子里----那个镀金盒子现在还放在我家衣柜里，母亲也可能还在存钱，或放其他她认为贵重的东西。因为当时有了自家的收入，偶尔家里要包饺子、烙菜饼、炸油条、炖白条等，改善一下生活，因为与爷爷、奶奶分开过，我们小家庭改善伙食的时候，父母总让我们送些给爷爷和奶奶，以示孝敬，这样我们才吃的安心。但因为家庭人口多，父亲还有很多的想法没有实现，所以生活并不奢侈。改善伙食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个谁也不争不抢，母亲也挑最不好的吃，是一种难望的艰苦的家庭和谐氛围，现在想来，还让我久久回味。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姐姐1987年出嫁了，哥哥当兵，未复员时也于1989年结了婚。我和二哥上学，这时父亲全身心地把精力放在了我俩身上，希望我俩能考上大学，但我们学习的成绩都不很好，二哥上了三年高中后，也外出打工了，之后，与两个叔叔，在市内的西火车站、汽车站旁边，大时代影院斜对过摆了两三年的小吃摊，每月能挣一千多块钱，在那时，也算不少了，但父亲从内心里并不高兴，因为他的希望不在这儿，所以征求我的意见，也有他强制的想法，还是让我上学。我复了两年的课，1993年，考了一个中专学习计统计专业，还交给学校七千块钱，当时说是自费，但父亲很高兴，想了办法借钱也让我去。当时我的心里是矛盾的，去，要花钱，不去，父亲不高兴，在这样的矛盾中，我坐公共汽车离开了家。

记得我上学走时，坐的是早晨6点多的汽车，阴历10月份吧，天气很冷，外面已下了霜，母亲一个人送我，汽车慢慢启动，回望母亲站在初冬的寒风中瘦弱的身影，成为我一生永远的记忆和感动。虽然，父亲没有来送我，但我理解他是男人中的硬汉，儿女情长，他向来是不做表现的。

我上学走后，因家庭借了外债，父母种地更努力了，种起了大棚黄瓜。冬天，大棚内30度的高温,要穿单衣,出很多汗,把单衣浸透,大棚外是零度左右,水面结了薄冰，从大棚里出来,套上棉衣,寒风吹过,50岁的父母那种感受是何种滋味?!这样种了两年，每个冬天都是如此。因为半亩的大棚黄瓜，可买到2000元左右，是当时两亩地两季的收入，父亲当时很满足,但这件事压得我一生沉重。

黄瓜收获时，前一天下午摘两筐，第二天天不亮就用自行车驮了去买,自行车后座一边一个,约有200多斤,我一个壮小伙子,推起自行车还很困难,前把直翘需用力压住才行,父亲年过五十，还要骑车到20里外的县城集市去买,对我来说心情沉重而难过，多次都是目视他吃力的、弓身骑在难以控制、左右扭转的自行车上，消失在路的尽头，我才无耐的回去，希望黄瓜能买个好价钱，父亲尽早地回来。

父亲为儿女负出的体力和心力太多了，他乐此不疲，而我则不知如何回报。

爷爷1994年病世，享年75岁，父亲很悲伤，因为爷爷毕竟年岁不高，勤劳受苦一生并未享几天清福啊！但父亲又把事情想的很开，人哪有不死的！再说爷爷病逝时，做子女的也都尽了心力，且老人走时并未有太多的痛苦。那一刻他想的最多的，还是如何减少奶奶的悲伤，把我奶奶照顾好，父亲很现实。

奶奶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受到大家庭每一位成员的尊重，也受到全村人的尊敬。之后，二哥于1996年结婚，1995年我学校毕业，分配了工作，1997年也结了婚，经过我们一家人的共同努力，外债很快还清了，父亲的心事没有了，眉宇间出现了少有的笑容。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种庄稼是一位好手，那时每年都种一亩多蒜,同时,钻研着去种香菜，看科技书，自已去实验。种蒜很不容易,要提前把蒜头破成蒜瓣,小麦收割后,犁了地,用镂或用钣镢子改造的地铙子,扒成宽4厘米、深2.5厘米左右的小沟,人要蹲着,把蒜瓣间隔20厘米按到沟里,行间距20厘米左右,一行一行种完,再用塑料薄膜盖上,撒上些土,点上些小窟窿,浇透水,等上个七、八天，或十几天，蒜苗拱紧塑料薄膜，再拿小铁钩把蒜苗钩出来。以上的工序，种一亩地俩个壮劳力也要用两天时间，非常累人，但父亲坚持要种，有时我帮不上父母的忙，父母二人种完一亩多的蒜累的都像变了个人一样，身体明显消瘦，胳膊、腿都要痛好几天。到收获的季节，小麦收割前，还要提蒜苔，之后，再浇地，停几天就是剜蒜头,这一气活下来,比种时更累人,天气又热,更让人遭罪，年轻人下来,都好象害一场大病,但父母依然坚持,为的是能比种小麦、玉米多收入一些，手头宽松些。

种香菜不比种蒜那么累人，但毕竟是庄稼活，也不轻巧，但它的技术含量可能多些。父亲种了几年，也摸出了些门道，每每谈及，都很得意。说谁种香菜没有发芽,多少人都种不好,之后,说自己如何催芽,如何管理。父亲与我多次谈到种香菜的事，我既为他高兴，也感到他像个可爱的孩子---这么大的年龄，难得有这么大的兴致，人不是靠这点精神活着么？

香菜是秋收作物，前一天下午收割、捆把，先驮回家，摊凉好，第二天一早再装筐，到集市上去买。因种成香菜的人少，也可能似父亲说的，不好种吧！所以集市上菜量少，价格还不错，所以，父亲很高兴，半亩香菜能收入1000多元，他很知足。

父亲爱喝酒,有了收入一高兴不免要喝几盅酒，找近院的二叔，下几盘棋，临近晚饭弄个花生、拌个黄瓜，就可以喝上半斤，生活也自感幸福。

2007年的春天，父亲有了一个想法，想把堂屋翻盖一下，问我要几千块钱，我爽快地答应了，但心里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弟兄三个，父亲并不问大哥和二哥要钱，只向我要，我也把自已的想法讲出来，父亲先是沉默，之后说，我大哥大嫂太会过日自己的日子，跟他要，只会生气；二哥在外地打拼，虽有自已的买卖，但摊子小，三口之家也不容易；说我这里只要拿出钱来，盖好的房子最终归我，理由就是这些。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要不要房子还是其次的事，父亲是个爱面子的人,他定下的事情谁也无法更改,再说,他辛苦半生,也该住上新房子了,现在的房子虽还结实,但毕竟还是80年代的房子,太旧了,也不敞亮。

2006年的冬天，父亲开始准备木料，还把老房前前碍事的一棵枣树刨了。停了一年,2008年刚过春节，父亲就张落着掀房，找了盖房班工头简单合计了一下,就开始盖房子了。房子的结构并不复杂，小四间，中间两间是客厅，东一间父母住，西一间当储藏间。阴历3月份新房盖起了，可是这个时候父亲明显消瘦了，因为虽说房子简单，但盖房子毕竟是大事，我们弟兄三个谁也没正儿八经地在家帮助父亲干几天活，都是他一个人操劳。房子的事还没干利索，麦垅里种的菠菜又应收割了，他又套了驴排子车拉到集市上买；收麦前，提蒜苔、剜蒜头，又把人累的够戗；之后，又收麦，父亲变得又黑又瘦。

麦收后，一次父亲到县城卖蒜，十几天不见，他正在驴排车子旁与人讨价，灰色的头发又稀疏了很多，他变得苍老而单薄，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停在他的旁边，他未发现我，还在说人家给的价低，大声说不买，看到我，扭了一下头，还继续说，最终还是买了，我让他到家吃饭，他不去，说在家刚吃过，还不饿，想抓紧把蒜买掉就回去，便让我回家，他继续赶着驴车，向街里走，我看着他---纯粹农民的父亲，牵着驴缰绳，穿梭在下班、下学的人流里。

过完麦，父亲有一次与同村与他同龄的我的远房七爷到我家里来，托我办一件事，七爷还买了一个个头很大的西瓜。午饭了，我下班回到家，父亲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下，我便安排要父亲和七爷喝一点酒。父亲是爱喝酒的，可是那天就是不喝，告诉我说，他近一段时间胃口一直不好，还拉肚子，吃药也不管事。我要他到医院里检查一下，他说没事，不用查，过几天就会好。七爷也坚持不喝，可能是初次到我家，七爷说完事，就鼓动父亲要回家，父亲可能怕跑肚，我这里不方便,也起身要走！我看父亲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出门时，叮嘱他，如果真觉得不舒服，就抓紧到医院检查，他不以为然。不想没几天，早晨天还不亮，父亲敲我的门，让我带他到医院检查一下。我感觉不妙，父亲一向是硬性地，不感觉非常的不好，他是不会主动上医院的。我当即决定，到市里大医院检查，那一天是2008年7月23日。到市中心医院做彩超检查，检查的医生说肝腹水较多，他听到了，但初步断定是肝癌的结果他不知道，听到这个结果，我的心一下子沉重地喘不过气来。问医生，说要确诊，需明天做增强CT，我们便回家，回到县城，父亲想住进县医院。父亲是坚强的，但他对生命充满眷恋，对死亡心存恐惧，他想再活几年，因为他还年轻啊,还想做更多的事情！

父亲住进了医院，打上点滴，心想自己的病情就会慢慢好转，他还会那么健康有力！然而，人有时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但生命是纯自然的物质,一旦发生病变,则回天无力,更不以人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与二哥打电话，他坚持父亲到市专科医院，我们便带父亲到市肝病专科医院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月，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恶化，住到20几天的时候，父亲外出活动活动走几十米路都成了问题，医生说，时日不多了，住院也没有太大的希望,我们与在市里的姑姑都泪如雨下。期间，我也到省城咨询，但医生看了片子说，癌细胞已成弥漫性扩散，没有希望了；我又跑到外省的一个县城，试图靠偏方治好父亲的病，但偏方害人者众，虽拿了药，但怕误了父亲，没敢让父亲吃。8月22日，我们把父亲接回了家，他的精神状态不错，有人看他，他还能坐起来，与人说半天的话，并告诉他们，很快自己就会好，能与他们一起杀盘棋，并可下地士活了。9月18日，他的病情开始恶化，牙关紧咬,医生说他是肝痛的厉害，我们开始为他注射止痛剂，9月22、23日，他说不出话来，发黄且布有血丝的两只眼睛直钩钩地看一个地方，露出痛苦无望的神情，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他的痛苦,我到县医院托熟人,买了两支杜冷丁，每天为他注射一支,24日早晨，当我再到县医院买杜冷丁时,父亲便于世长辞了!

生命是坚强的,生活的苦难打不垮,也压不倒,但生命又是脆弱的,一旦病魔缠身，它便会一点一点地吞噬并主宰人的命运。

父亲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和永远的回忆。年轻或生存的人们，请珍惜我们的生命，并给予我们的父母和天下勤劳、善良的人们应有的关爱吧！

 

（写于2010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