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社会学了没》 作者：李明令
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分4批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这使得原本考到这些证的人大呼“可惜”、“不公平”，更引来许多网友拍手叫好“只需留点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认证,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证书的意义有多大？在此我们引入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一个观点。布迪厄把文化资本分为三类，其一是身体化的形式，如内在秉性；其二是客观化的形式，如古董；其三是制度化的形式，指的是由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头衔、学位、证书等。而职业资格证书，就被视为一种制度型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稳定又牢固，且可以转为经济资本，高含金量的证书尤其能提高拥有者的身价。所以与其说资格证书是在证明某种能力，不如说它是劳动者拥有求职底气的砝码。这就是证书的信号功能，而这恰恰是社会评价的后果。
证书被认为与能力挂钩，具备职业资格的人才更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鉴定你的最便捷又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你有没有持证；一个人想向他人证明自己有某种技能，拿出一本证书，比说什么话都来得有信服力。你想当医生，没有医师证没人会要你；你想当注册会计师，没拿到注会证书是不可能的。
社会评价原本只是一种态度，但常常变成支配生活的一种话语权威。证书只是能力体现的一种形式，但因为认定部门（单位）通常是政府或“国字头”协会（组织），它们的权威性会让人相信鉴定合理、测试科学，所以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认可度较高。然而证书往往演变成一种单一的评价尺度，浮躁社会下对这种形式的重视，超乎以往。社会对资格证书的认可，既让用人单位把不少职业的第一门槛设定成“拥有某证书”，也让劳动者产生“考证是正确的”、“考证是必须的”等对证书的崇拜心理，甚至会让部分人产生“拥有证书，就业就没问题”的过度信任和依赖心理。
“你想进入某种职业，就必须拥有某种资格”，在各位看来，这可能是非常合理且现实的准入规则——持证上岗。在劳动分工极细的现代社会，“资格认证”是权威部门对劳动者某项能力的鉴定，是保证从业者专业性的必要举措。然而资格证书对应着劳动分工中的各项职位，也就决定着谁可以进入这些职位，谁不能进入这些职位。所以，资格证书其实是“排他”的，某种职位的获得，被局限于证书拥有者的狭小圈子里。
按照新韦伯主义分层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帕金的说法，这其实是一种“社会屏蔽”。与该职位相关的回报，获得资源、机会、财富、荣誉等的可能性，都被垄断在具有某种资格的圈子里，并相应地屏蔽了其他人的介入。医生、律师等职业的专业要求严格，社会认同度高，但只有经过筛选的人员才有资格去从事这类工作，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些人员才配享受该类职业带来的待遇和社会声望。帕金认为，专业化本身就是社会屏蔽与社会排他。通过考试，限制进入者的资格；通过设立门槛，限制进入者的人数，以这样的办法来保障这些职业的市场价值。
由此可见，所谓的职业资格认证，既是在为当前的市场经济服务，更是以一种世人认可的合法手段来保障一部分人的利益。职业资格成了另一种身份标签，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拥有这种资格，有意无意地自成一个团体；其他人则被划到另外的部分，各自有自己的“团体”，享受着各自的利益。而每一次职业资格考试，其实是在筛选新的进入者，越好的职业，门槛越高，竞争越大。
学者潘云华曾调查过江西省七所高校的学生，结果发现，大学生平均考证次数为2.90次，平均每人考证费用726.35元，平均目标拿证个数为4.15个；有52.7%的被调查者表示，考证是因为“就业压力”；65.6% 的被调查者表示，对考证的作用只了解一点点。此外，南开大学“百项工程”课题组对国内1800名在校本科生的调查结果显示：89.3%的学生打算或已经考证，考过证的学生人均参加1.95门职业资格考试，平均每天花费2.36个小时用于备考，考证平均花费达1512.5元，66.1%的学生希望考证能增加就业机会。
职业资格证书被当成求职的“敲门砖”，许多人尤其是大学生对它趋之若鹜。证书确实能提高求职者的就业竞争力，有的证书如律师从业资格证、注册会计师证、建筑师证等都能给求职者带来不错的就业机会，然而也有一些证书，专业相关性并不高，考试突击一下就能拿到，能力并没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这也是许多学生选择考取的。当前的大学生处于就业市场上的弱势位置，严峻的就业形势反而容易加深他们对考证的未来收益的期待，为了避免以后被动，只好现在主动。多数人并不确定“持证”与能力是否相关，但是抱着“多张证书多条路”、“艺多不压身”、“先考考，指不定就有用”等未雨绸缪的心态。可是大多数学生的考证动机是增加就业筹码，考证依旧“应试化”，渴望付出小而收益大，失去了对大学知识的价值性信任，而转向追求看起来更“有用”的证书。
对证书价值的异化。发证方既是监管者，也是收取报名费、编写教材、组织培训的获益方，这样尴尬又富有操作权的身份使得有的部门抓住了“考证经济”的利益链条，不科学地滥加资格认证的职业数量，刻意细化各种职业技能，莫名其妙地把许多不需要特地认定的职业技能也加上去，出现职业资格许可“量”的乱象。许多证书并不能真正反映能力，结果部门“为设证而设证”，报名者“为考证而考证”，导致证书的总体含金量降低。这是认证部门行业权力滥用、片面追逐利益、过度理性化的结果。
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异化。于1994年颁布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暂行办法》，是在鼓励劳动者通过考证提升自身素质、加强就业竞争力，但现在却从“提倡”变成“必须”，从“引导”变成“诱导”。比如一个装饰管理师，被细化成“装饰材料管理师、装饰资料管理师、装饰施工管理师、装饰质量管理师”，原本“一证一岗”，变成“一岗多证”；有的职位根本不必要考证，从业者却被硬性规定要配备指定资格证书。这些无疑是在挤占劳动者精力和金钱，需要资格认定的职业过多，反而会提高入职门槛，增加入职难度，妨碍劳动者求职、任职。
拿证合法性的异化。我们只是劳动力市场中微不足道的个体，只能被迫接受行业规则，可有的人会投机倒把，有的认证机构监守自盗，于是出现“花钱买证、办证”的现象。选择拿证的捷径，看似是目的合理的行动，但其实是在制造新的不公平和灰色利益，反映出资格认定部门的管理漏洞。
近来职业资格证书的部分取消引起了公众关注，也引来了社会舆论。在这符号消费占主流、形式评价居主导的时代里，身份样式的生命周期一直是值得我们反思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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