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杜甫的这首《偶题》诗，非但阐述了贯彻其一生的诗学理念，但自“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一句却又折出了文人们在文学创作中非常残酷的一面来。唐人曹松论兵家事有一句诗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在诗词坛上却也放得-------想我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凡以诗人、词人以为称者如恒河沙数，但真能有卓然而立的却又有几人？张祥龄《词论》中说的却也精当：“文体一变，鼻祖者不过一二人。充其变之所造，穷其变之所极，又不过数人。两都之后有两京三都，词著者六七十家。其卓然成立，不过数人，岂易事哉。”
说“名声岂浪垂”的残酷，说文坛中“一将功成万古枯”的残酷，其实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弱肉强食”。古代文学中常见的一项创作手法便是“化用”，《莲子居词话》所谓：“词有袭前人语而得名者，虽大家不免”---------恰恰也就是名家们对于前人句的“化用”，使得千古名句的原作者，成了替人扬名的背景板、垫脚石。
古人的“化用”和今人的“洗稿”虽然方式相近，但确实是截然二事。凡文学创作，便是用文字展示出来的阶段性结果，这个结果包括了或主观或客观的情绪、阅历、思维，即所谓之主题。今人的“洗稿”为何被深恶痛绝，便是因为“洗稿”之后产物并没有创新的见地，别开生面的思想，仅只是颠倒语序、更替字眼去剽窃原稿的“成果”。
谈“化用”，需先谈一个“出处”，文学中的“出处”，大指的是典故、成语、资料、引语或说法的原始作品。儒学体系下，古人尤重规矩，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种“不逾矩”的态度，非但是体现在为政、为人上，也扩瀹在艺术创作之中。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谈书法要诀是“笔笔造古意,字字有来历”；陆游《老学庵笔记》论杜诗则称“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朱祖谋赞吴文英词更是以“字字有出处”为赞服。
陆游《老学庵笔记》
这个“出处”、“来历”便是古人“化用”的基设。古典文学体系下文学艺术呈现是极其纠缠且互相勾连的------即通过“出处”来完成共情，从而达到一种“含蓄曲折”的表达状况。沈义父《乐府指迷》有述作词法云：
鍊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万历本字作事......「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说破，却是赚人与耍曲矣。如说情，不可太露。
沈义父此说虽然略显极端，但所例句的“红雨”、“刘郎”之所以能行借代之事，便是通过古典语境的积累而所达到的“读者共情”-----------“化用”，便是基于此。所谓“化用”，无非是一“化”字、一“用”字。“化”，便是对原始素材进行二次创造，“用”，便是在新的主题中进行组合。范仲淹有《御街行》一词，下阙有句云：“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而李清照《一剪梅》词下阙则云：“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李清照词结句便是化用范仲淹词结句而来，但李清照却巧做变化，通过“才下”、“却上”对举，使得愁情更具有流动性，更加细腻婉转，而这，便见着了李清照在二次创作中的苦心孤诣了----------化用与抄袭的界限，恰恰就是在这种二次创新上。清代王士禛《花草蒙拾》倒是通过这一句谈了谈“抄袭”与“化用”的定义，其云：
俞仲茅小词云：‘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视易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可谓此儿善盗。然易安亦从范希文‘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语脱胎，李特工耳。”
-----------一“特工”，一“善盗”，令人解颐。
后人化用前人句倘若尤其出彩，历代词评家说得在推服盛赞之外，还得将原作者提溜出来哂笑一番。晏几道有《临江仙》一阙，千古传诵，例下云：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一句，谭献称其为“名句千古不能有二。结笔，所谓柔厚在此”，谭献者何人？晚近词坛之领袖，叶恭绰认为是“开近三十年之风尚”的人物，然则学作两丰的谭献，岂能不知道晏几道这句是全用翁宏《春残》诗之“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句？谭献独独称晏几道的化用是千古不能有二-----------原作者除了奉句有功之外，直成了垫脚石、背景板了。
这种“化用”而成千古名句，原作沦为陪衬的例子屡见不鲜，吴衡照《莲子居词话》所云：“如方回“梅子黄时雨”、耆卿“杨柳岸，晓风残月”、少游“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幼安“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等句，惟善于调度，正不以有蓝本为嫌”。贺铸句本寇诗：“杜鹃啼处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秦观词本隋炀帝诗，辛弃疾词则本雍陶《送春》云：“今日已从愁里去，明年更莫共愁来。”----------无一例外的，在诸多词话中都是类似于刘克庄《后村诗话》如“虽用前语，而反胜之”一般的说辞。
对于原作者而言，沦为“背景板”决然是残酷却又绝望无力的。我们说文学创作讲“天赋”便是在这种时候---------99分与100分的差别中。固好句虽然自己而出，然因自己眼界不够，看不到自己这句的“好处”，又或者是即便知道了出了名句，余篇却又不能相称，这才使得后世名家化用而使明珠出尘。故而，对于原作者，可能是悲哀的，但对于文学嬗变而言，后来者超越前人，显然是足堪以益的事儿。俞彦《爰园词话》曾论与：“第好语往往前人说尽，当从何处生活”；所谓极则生变，变则能通，通则能进。
运用书卷，词难于诗。稼轩永遇乐，岳倦翁尚谓其用事太实。然亦有法，材富则 约以用之，语陈则新以用之，事熟则生以用之，意晦则显以用之，实处间以虚意 ，死处参以活语，如禅家转法华，弗为法华转，斯为善于运用。 《论词随笔》 沈祥龙
最后还需要谈的是，虽然历代评家对于化用成名的原句作者都无有同情之心，但恰恰是这种苛责的态度，却是文学技巧发展的关捩，是后来创作者对于“好语往往前人说尽”后的苦心孤诣，如何推陈出新，如何改进，如何更好的为己情所用-----------而今人剪刀江湖手一般的“洗稿”，岂能与古人“化用”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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