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无论在那一个时期，都是文人扎堆的典型，而这种“扎堆”又偏偏与政治关系密切。假如没有政治，文人们聚在一起就不外是吟风弄月，充其量也不过是发发时局的牢骚，而一旦沾染上政治，思维和思想活跃的文人们，就成了一种令人提防的势力，势必上升到“群党”这样的范畴。
中国最早的“朋党”之说，源于北宋大文人欧阳修；而宋代在政治的漩涡中飘荡得最为激烈的，则是以另一位大文豪苏轼为首的“元祐党”。可以说，“朋党”和“元祐党”，是宋朝两大最突出的文人掺乎到政治中的派系。欧阳修对敌对分子指责的“朋党”倒是不以为然，他还正儿八经地写过一篇《朋党论》，呈给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大意是君子与君子结党，小人和小人结党，只有君子才称得上朋党，而小人是没有真正的朋党的；苏轼虽没发过什么党别之论，但他门下文人高手云集，无意中站成了一个“无祐党”，最终在新旧派之争中一个也没有获得好下场。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与政治其实从未分开过，事实上历代文人正是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先锋。在宋代文人中，有两位改革者不容忽视，就是范仲淹和王安石，在今天人们多记住的是他们文人的一面，但在当时，他们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都曾推行过新政或变法。欧阳修正是为了支持范仲淹的新政而被斥为“朋党”，他后来又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沦为守旧人物，被迫隐退。欧阳修可谓是开创宋代文化风气之先的大儒，是曾经位高望重的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与他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和苏轼都出自他的门下，苏轼更是把欧阳修当作终生的导师，毕生坚持其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为北宋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王安石可说是一位怀抱着政治理想的革新者和悲剧主义者，由他发起的变法导致了新、旧两派历经神宗、哲宗两代皇帝包括一个高太后垂帘听政时代的纷争，促使了后来“元祐党”人的集体遭受贬谪。苏轼最早也由于不赞成王安石的急进而与之产生冲突，被放逐杭州去做一个赋闲的小官。王、苏尽管政见不同，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文学上的惺惺相惜，特别是对后辈才学之士的提携。之前，苏轼曾向身为宰相的王安石推荐过秦观，两人对秦观的才华均赞赏有加，一个称之为“其诗清新妩媚，鲍、谢似之”，一个称之为“有屈、宋之才”。秦观最初由苏轼的“粉丝”而成为他门下的铁杆拥趸，不能不认为与苏轼对他较早的赏识和推介有关，他由此卷入对他来说属于蒙晦不清的政党之争，乃至走上了可以称之为不归路的流放生涯，可以说是由盲目崇拜而引起的命运使然，他后来在被贬至彬州时曾一时流露过“站错队”的想法，但一切已为时太晚，一腔才华和热血、包括生命注定付诸南方洪荒之地的滚滚流水中。
作为被政治贻误一生的文人，秦观在官场上并无什么突出的成就，但他的文学作品却是宋代的一面旗帜，尤其是过于鼎盛的词名，掩盖了他同样超卓不凡的诗文。然而，别看宋词在今天已成为一个时代无可非议的文学高峰，但在当时却是颇受争议的，那时候有不少清高的文人认为词是流俗之物，因而并不屑去写，而格律诗才是正宗。词在宋代，就像我们今天的流行歌词，尽管人人乐于传唱，但那不过是娱乐多于推崇。因而当时的词，更多也就是坊间流传，而“坊”在某种程度上就指青楼。在宋代，传唱最盛的词人有两个，一个是柳永，“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另一个就是秦观，《秦学士词》几乎是每一家青楼的必备读本和唱本。苏轼曾写过一副对联：“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说的就是秦观和柳永。柳永和秦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一样的风流倜傥，一样的多情博爱，他们最不缺少的就是红颜知己，因为他们都喜欢为钟爱的女子写词。相传柳永潦倒而死，最后是一帮歌女凑钱为他办了丧事；而秦观境况虽有不同，却博得红颜以死追随，在秦观客死岭南、其儿子秦湛扶灵北归，停殡潭州时，有一女子痛哭闯入，扶柩长怮而绝。这一女子被后人称为义妓，又称“秦观妓”，列入《义妓传》中。秦观对青楼女子不遗余力的咏唱，可见于他的大量词作中，他甚至会把喜爱的女子名字像藏头诗一样嵌入句中，就像《南歌子》一词中有“中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之句，打的就是他的一位情人陶心儿的“心”字哑谜。这是他惯用的伎俩，类似这样的事他干过N次，为此黄庭坚曾作诗委婉劝他不要把才情浪费在妓女身上，反惹得秦观老大不高兴。
秦观尽管出自苏轼门下，但他的词，却深受晏几道和柳永的影响，归于“婉约”一类，而当时的“婉约词”是比“豪放词”要吃香的，有点儿类似今天的摇滚和流行歌曲。有意思的是，秦观的老师苏轼，却是“豪放词”的代表，由此可见苏轼给予秦观的，更多的是政治的拖累而不是写作的影响。但又由于受到苏轼慈父长兄般的溺爱，秦观在当时的文坛中出位也就理所当然，一介出身不显的穷儒由此走上了文学和政治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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