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临近新年佳节之际，去寺庙烧香祈福已经成了许多国人的节日习俗。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而言，寺庙似乎仅仅承载着佛学文化的内涵，是佛教的重要载体。
但只要翻开中华文明厚重的史册，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寺庙其实并非仅仅代表着佛家文化。
如果再仔细一点，将寺与庙分开研究的话，其实二者之间更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古籍《说文解字》当中，寺的解释形象且准确“寺，廷也，有法度者也”，短短几句话，就阐释清楚了寺的含义。
《说文解字》之所以给寺字有“廷也”的解释标注，因为寺的由来正与“廷”字密切相关。
在古文中，“廷”具有官府的意思，而寺最早出现之时，正是一种官方政府机构的名称。
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六国，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与此同时，秦朝也对国家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在秦朝之前，周朝古官制中设立有“三公九卿”，秦朝建立后并未彻底废除这一身份标识，而寺在最初时，就是“九卿”工作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朝也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中消失灭亡，取而代之的汉朝在秦制基础上，又对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此时，寺变为了更加官方的称呼，代替了此前九卿的地位，比如，在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大理寺，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掌管案件裁定，行使“最高法院”职责的大理寺之外，类似的机构还有负责外交接待、礼节制定的鸿胪寺。
这些机构由国家政府设立，同时也行使着具体的行政职责，而并非是如今的宗教场所。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外交部”“公安部”一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看到寺字，首先想到便是政府机关。
寺字之所以逐渐被人们赋予宗教的含义，其实与东汉时期的外事活动息息相关。
在史学界，人们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时间，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大家都承认，东汉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影响力。
从西域跋山涉水而来的僧人，需要经过官方的允许才能传教游历，因此，在鸿胪寺中，经常可以看到僧人出现的身影。
这些僧人往往结伴而行，并且随行带着大量佛教典籍，在造纸术和印刷术还未普及的年代，典籍的携带离不开马匹与社畜。
每当西域传教僧人到来之际，鸿胪寺内就会有许多匹白马暂住，随着双方来往日益密切，中央也开始重视僧人的接待问题。
相传，在东汉孝明皇帝刘庄在任时期，佛教与中原文化的来往日益密切，在一天夜里，刘庄就梦到了一个巨大的金人绕梁而飞。
梦醒后，刘庄与众大臣讨论自己的梦境，但当时大家对于佛像并没有足够的认知，也不敢妄加评论。
后来，孝明皇帝梦到金身巨人的事情越传越广，鸿胪寺中的僧人也得知了这一趣闻，并且他们向高官表明，皇帝梦到的正是佛像。
借由此事，佛教僧人与帝王皇室的关系越发亲密，刘庄也开始相信自己与佛有缘，需要为广大僧人信众谋福利。
在东汉孝明皇帝刘庄的主导下，东汉决定在鸿胪寺旁边修建一个专门接待僧人的场所，而这个地方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白马寺。
佛家教义中的诸多信条，都在劝导百姓隐忍与适应，这显然很符合皇家统治者的利益诉求，因此，佛教很快便在官方默许下传播开来。
随着信众的发展壮大，白马寺作为僧人的聚集地，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在信众的参拜中，白马寺彻底成为了大众宗教场所。
斗转星移间，中国王朝不断发生更迭，政治体制也在相应的调整变动，寺逐渐不再作为主要行政机构的名称，它身上的政治色彩也开始褪去。
与之相对的是，自白马寺修建后，各地开始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佛寺，在南北朝时期，甚至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宏伟场景。
就算在唐朝时期，官方几次发起“灭佛运动”，也依旧没有熄灭虔诚信众的热情，寺也在口口相传中成了佛教的象征与代表。
比起寺的出现，庙出现的时间就要早得多，因为庙在最初之际，承载的便是中国人无法割舍的家族情怀与祖先崇拜。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我们对祖先的尊崇，这种尊崇和重视，就体现在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的上坟与祭奠。
不同地方的人，在祭奠中有着不同的习俗与要求，而这些习俗往往就脱胎于古代的祭祀仪式以及礼仪规则。
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祭祀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并且普遍发生在各个民族之中，这背后既有原始崇拜的迷信，也有更深刻的内涵。
以中华民族为例，自商周时期开始，祭祀就不仅仅代表着宗教崇拜，其背后暗藏着社会等级的差别以及统治秩序的严格。
在《礼记》当中，就明确写着“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对于不同身份的人，在祭祀中会使用不同规格的庙。
如果只是一个平民家族，那他根本没有资格立庙来祭奠，只能在自己家中祭祀祖先，由此可见，秦汉之前，庙就被赋予了祭祀祖先的色彩。
像“太庙”“祖庙”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都体现了庙在最初时所承担的功能和含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庙的内涵也开始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的发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在此以前，庙多为家庙，仅可供本家族使用，但随着神鬼之说地传播，庙的职能也得到了引申。
具体来看，许多地方政府和宗族势力，开始在当地修建祭奠神鬼的庙宇。这些庙宇所侍奉的角色，往往也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例如，在各地都会看到的“土地庙”，就是平民百姓祈福的一种保护神，类似的还有祈求风调雨顺的“龙王庙”等等。
除了祭祀抽象的神鬼之外，人们后来在祭奠有名望的离世之人时，也开始采取修建庙宇的方法。
例如，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甚至直到今天都依旧无比重要。
中央政府和平民百姓为了纪念孔子，将原本为孔氏家族的家庙，逐渐升格为了国家官方的国庙，时至今日，全国各地孔庙的香火依旧旺盛。
除了代表学业进步的文庙孔子庙之外，另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庙宇，一定是武庙，武庙最早出现时，全称为武成王庙。
唐朝时期，唐玄宗主持修建了武庙，在武庙当中，专门祭祀着姜太公以及历朝历代能征善战的将领，例如张良、孙武等绝世之才。
在之后的朝代中，武庙供奉的牌位几经增加，一度曾有七十二名将的说法。不过，在明朝洪武年间，随着姜太公入帝王庙，武庙也被官方废除。
直到满清入关后，民间又重新开始修建武庙，不过这时武庙中供奉的不再是姜子牙，而是代表着忠义精神的关云长。
到了民国时期，武庙的含义再度得到延伸。除了武圣关羽之外，精忠报国的岳飞也获得了配享武庙香火的资格。
从文庙、武庙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庙是极具中华文明色彩的地方，其祭祀的功能始终没有消失。
庙宇除了自身原有的祭祀职能之外，在文人墨客的笔触、文章中，也有许多引申的含义。
例如，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描述中，庙堂就代表了朝廷，这主要也是源自国庙以及皇家庙宇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庙之所以在今天与佛教关系紧密，其实主要是因为佛教传入我国后，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与我国传统宗教信仰产生了关联。
例如，在四大名著《西游记》当中，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人物本身源自道教的神话体系，但却和如来佛祖等佛教人物同时出现。
对于中国的平民百姓而言，神佛本就是祈求顺遂的心理寄托，来自哪个教派并不重要。因此，这样的“混搭”也变得越来越多。
长此以往的文化融合后，大部分人不再纠结于道观、佛寺、宗庙的差别，只要能够上香祈愿，就都以寺庙一词来一一概括。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寺和庙的发展脉络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总结来看，寺与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从职能来看，寺是由政府机构逐渐变为了宗教场所；庙则始终都保持着祭祀的功能，只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了更多含义。
从发展时间来看，寺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在东汉之后，与佛教的发展休戚与共；庙的出现相对更早，并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
从供奉对象来看，寺中供奉的一般都为佛教中的宗教人物，是单纯的抽象信仰；庙中供奉往往是家族的祖先以及故去的名人，具有现实参照。
除此之外，如果再将寺和庙继续细化分类的话，佛教不同宗派的寺，也有不同的名称特色。庙也有家庙、国庙之分，先祖庙、神鬼庙之别。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寺庙已经成为了大家普遍使用的词语。无论是寺还是庙，只要是烧香参拜的地方，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概括。
表面上看，这种使用方法似乎方便了书写和生活。但如果仔细思考的话，其实我们应当对这些文字更加“斤斤计较”一些。
纵观古今，博览中外，语言和文字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忽略的文化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文明的兴衰。
中华文化在千年变迁中，依旧历久弥新，离不开语言和文字的力量。从传说的仓颉造字再到之后的白话文改革，中文的底色始终没有变化。
在造纸术与印刷术尚未普及之前，人们想要记录历史，就必须用竹简等沉重的物品作为载体，这就要求古人用最少的字来表达丰富的内涵。
因此，当我们今天翻看古代文言文，会发现古人在描述历史、记录人物时，仅用简短的文字就讲述清楚了故事的来龙去脉、感情立场。
譬如今天我们所讲的“寺”与“庙”，对于古人来说，这两个字明确地代表了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文化指代以及不同的祭拜对象。
这种语言的简练和文字背后的深远意义，应当是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继续学习和研究的方向。
诚然，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文字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在学习文字深刻内涵的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作茧自缚。
譬如，有些人固执地认为，今天简体汉字的使用，是中华文字发展的“倒退”，应当再度重拾文言文的古体。
这种说法就具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自白话文推广之后，百姓学习知识、记录生活明显更加方便，语言学习的门槛也大大降低。
归根到底，我们在研究中华语言文字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推动中华语言文明的进步，盲目崇古显然并不理性。
在如今信息大爆炸的年代，网络的普及推广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语言习惯。
从频繁出现又快速被人们遗忘的网络热词之中，我们能感受到语言文字想要长时间被人们所使用，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弄清“寺”与“庙”的差别，不仅仅能够让我们快速了解诸多名胜古刹出现的部分渊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汉字文化普及，能够让更多的华夏儿女了解中华文字背后的丰富内涵，在生活中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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