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雪明
孙频
毕业于兰大中文系，现任杂志编辑。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同屋记》《醉长安》《玻璃唇》《隐形的女人》《凌波渡》等。曾获2010年至201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
图/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文/本报记者刘雪明
读者对于80后女作家孙频的印象，不仅是她的名字曾经频繁地出现于各类文学期刊上，更是源于她的写作风格。她对于女性心理，有着近乎执着于细腻而深入的刻画，并且，她有着女作家不常见的凶狠的笔调，而其辞藻，竟然是艳丽的――这让她的作品，带着一种怪异的阅读体验，张爱玲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与这种体验大抵相似。
前不久，孙频的新作《三人成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这是继2014年《隐形的女人》之后，她的又一部中篇小说集。在这部收录了《三人成宴》《不速之客》《一万种黎明》《瞳中人》和《骨节》五个中篇的小说集里，孙频以惯有的笔调，出众的叙事才华，聚焦于城市男女的情感生活。尽管小说切入的视角不同，但每一个故事的重心，仍旧是那些在饱受情爱失衡之苦的女性。
作为近几年才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孙频的侧重于“女性叙事”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频繁地书写女性，是否会带来重复叙事的困扰？事关男女情感，为何在她的笔下总是纠结不堪？她着力于发掘“社会人”自身“困境”的写作指向，又有着怎样的写作上的选择？这一切，都在与记者的电话交流中，得以一一呈现。
我喜欢有力量的写作，力量之中还带有一些暴戾气质
记者：看到《三人成宴》，免不了就会想起《隐形的女人》，因为在这两部集子里，有着相同的对于女性不遗余力的书写，这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女作家，还是纯粹只是写作上的选择？
孙频：我的作品里主人公是女性的要多一点，但我并不是只写女人。这次的五个故事都是关于女人的叙事，是因为出集子的时候，选择的是同一个主题――都是关于男女情感类的。涉及男女情感的作品，其主人公无非就是男人和女人。当然，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从女人的角度来写，因为对女性更了解。
记者：我们经常会说到所谓的写作惯性。频繁地书写女性，尤其是女性的情感困境，似乎会陷入重复叙事的境地。至少从《三人成宴》的五个故事来看，同样纠结、矛盾且痛苦的情感，同样绝望、茫然的寻找，很容易让人产生近似的阅读体验。
孙频：无论写什么，其实都是在反反复复表达一个主题，这样的作家很多，我觉得我的情况可能与这个类似。《三人成宴》里的五个中篇并不是同一时期创作的，写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当然结集之后给别人看，可能就能看出来。出现这种重复叙事，我觉得，可能与我自己对某些事情的看法以及内心的纠结是有关系的。你的内心一直在强烈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你的作品里展现出来之后，就会看到同一个思维的影子。
记者：我所说的，其实不仅是指这种题材上的重复。在《不速之客》里，纪米萍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远道而来探望苏小军，而在《一万种黎明》里，张银枝则分春夏秋冬四季去看望桑立明。这种模式的雷同，更加会让人产生疑问。
孙频：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模式里，能把两性在一种非常绝望非常受虐的情况下比较另类的一面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不把他们放在很平静的环境之下，我喜欢让他们处于一种带一点受虐的环境里，这样才能把相对残酷的东西写出来。
记者：你会考虑它们的极端性吗？我们所理解的生活里，你所设定的环境毕竟不是一个常态。
孙频：在平时的写作里，我一般都会选择相对比较极端的题材，把人往绝境里走。我不是很喜欢类似于门罗小说的那种比较清淡的写法，写一些细小琐碎的常态的东西。每个写作者的气质是不同的，我喜欢更有力量的写作。但你说小说里的力量感是怎么出来的？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剧烈的冲突之下，在绝境之下，人物的命运和心理的扭转才会更容易给人冲击感。个人气质也罢，阅读范围也罢，我都会比较喜欢这类小说，所以在自己创作的时候，也会往这个方向走。记者：你提到了个人阅读，你受谁的影响比较多？孙频：我非常喜欢奥康纳，他非常有才华。我也喜欢安妮?普鲁、三岛由纪夫，当然还有胡安?鲁尔福。这些作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题材上和处理情节上，都属于那种比较有力量的类型。我就喜欢这种风格，力量之中有时候还会带有一些暴戾气质。
我希望笔下的人物，复杂而有深度
记者：在《三人成宴》里，感情受伤的邓亚西，预料到自己会精神分裂，匆忙地“抓住了李塘”，《不速之客》里的苏小军之于纪米萍，也无非是一个可以“抓住”的对象。她们不是为了钱财，为的只是可以产生的那一丁点依赖感。
孙频：你说的依赖感，没有错。但我想强调一点，在我的小说里，比较喜欢往人的精神深处甚至病态方向去探索。一方面，在小说题材上，我的小说不属于那种宏大叙事型。我不喜欢所谓的紧扣时代，抓住时代的命运，我的小说属于往精神深处走的比较“内化”的小说，我只对研究人的心理感兴趣。另一方面，这也与我个人有关――其实也并非是我个人，很多人都是如此――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心理疾病或者病态人格，我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就把它外化成一部小说，对我自己来说，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对于读者而言，阅读的过程，同样也是一种治愈。我的小说里心理学的特质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不仅是《三人成宴》，我的很多作品里都有。
记者：所以，人物才会如此设定？邓亚西、纪米萍、张银枝，又或者余亚静、夏肖丹，每一个都有心理问题。
孙频：对。我在写一个人物的时候，这个人物当然是虚构出来的，但这个人物所赋予的某种性格或者某种心理特征是我提前就想好的。我就是要写这样一个人，才把性格特征和心理特征安到这个人身上去。
记者：像《不速之客》里的纪米萍，她用和异性发生关系却不收钱来证明自己不是妓女，用和人发生关系但没有接吻来证明自己的纯洁。为什么你要将小说写得这样有冲击力？
孙频：这是小说，不是心灵鸡汤，不是为了塑造一个美好纯洁的东西去安慰人。小说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是因为内心不平衡，有了冲突，然后又试图把这些冲突和不平衡内化地处理掉，才会出现文学艺术的形式。尽管，文学嬗变到今天，已经附加了很多外在的要求，但我认为，文学从来就不是光明的东西，文学最初的动机，就是要表现人物内心非常黑暗的一面。
记者：可是也有很多作家，在生活里发现小人物的美和善意。你为什么愿意选择这种比较纠结、粗暴的东西？
孙频：我的小说中，也有女性那种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是完全不写，只不过，我不会把它作为一个主调去写。对我来说，面对女性如何善良温暖的命题，我没有表达的欲望。如果每个人都去写那种小美德小感动，都给文章加上温暖的尾巴，所有的人读着都要泪流满面，这会有什么意思？总得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形态出现吧。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都不是在写人的善。在我的小说中，的确是经常写猥琐阴暗的东西，但也并不纯粹都是猥琐阴暗的，他们的身上，美与丑是并存的。我并不是要写人性的丑恶，而是要写人性的复杂。我的标准是，越复杂越好，因为越复杂，才越接近于人性的本质。评价这个人多么的好或者多么的坏，都是把人过于简单化了。我希望笔下的人物，复杂一点再复杂一点；内心的深度，深一点，再深一点。
我跨越青春书写，直接就进入成人写作
记者：在你的小说中，使用比喻的频率很高。《三人成宴》的第二段，开头是这样的：“楼道像废弃的空罐头瓶一样荒凉，脚步声一装入其中便四处是丁零当啷的回声，像是发酵过了一样，溢得到处都是。这脚步声从一楼慢慢升起来，回声像铃铛一样系在上面一直跟了上来。这脚步声里夹着些踌躇和陌生，像未熟的米粒坚硬地夹在一锅饭里，硌着她的耳朵。”用这种物化的比喻，来描摹情境或者是人物的心态，这种感觉，明显带着某种炫技的色彩。
孙频：每一个作者可能都在寻找一种相对独立的写作风格，让自己的文字带有很强的识别性，别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写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一种自己习惯的修辞手法，然后这样能够更好地表达你的意图。我可能就是选择了比喻。但是像你说的，有时候用的的确太多太密集。
记者：一个绝妙的比喻，会给文章增加很多趣味和内涵，你的小说是要内化的，需要勾勒很多不可言传的情绪，这是不是你不得不多用比喻的原因？
孙频：可能还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有时候写出一个相对比较美妙的比喻，自己也会有愉悦感，然后就会流连其中。
记者：有评论说，孙频的小说，不同于80后多写青春困惑、成长烦恼的书写特征，反而着力于发掘表现社会人自身的困境。你怎么看？
孙频：青春成长小说，那是属于“新概念”一派擅长的东西。他们出道早，出名也早，以他们当时的年纪，也就只能写这种东西。但我是二十五六岁才开始写作，早已过了青春困惑的年纪。在我看来，写青春困惑的人，家庭出身一定是相对较好的，一般是在城市长大，没有经历过多少挫折，才会那么执着地写青春困惑。我一直自称是城乡结合冲撞出的"屌丝写作"，在县城长大，所接触到的也都是一些小人物和相对比较困苦的底层生活。从小接触到这些东西，决定了我不可能带着撒娇和优越感去悼念青春。我没有经过那一步，直接就进入成人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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