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说相声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鼓楼市场那儿学会了相声。这是我以后转变成为相声演员的基础。
鼓楼市场就是现在钟楼前面、鼓楼后面这一块地方，原来用铁蒺藜围着，它有东南西北四个出入口。进南门挨着鼓楼这一块，有卖破烂的、算卦的和卖扒糕、炸丸子、豆汁、馅饼、烧饼、锅饼等的小摊儿，还有小酒摊。有三个茶馆：路北的是鲁记茶馆，路东的是石记茶馆，路西这家茶馆我忘了它的名字了。西门外边有个落子馆。鼓楼市场别看地方不大，卖艺的场子可不少，一进南门有两份儿说书的，东边这个说书的说《七国》；还有个说书的说什么书记不清了，只记得说书人的外号叫“冯小辫”。说书满赚钱，比我们唱戏的强多了。再进去一些，东边有块场子，那是说相声的，有时摆在西边大槐树底下。我们这场子没有固定的地方，有时也在那唱戏。还有个唱喝喝腔的大棚，那也是很穷的戏棚，没有什么大戏，有几件行头，随便乱穿着。喝喝腔据说是沧州一带农村的剧种，我到沧州时有人向我提起过。现在这剧种已经消失了。再往北走，还有两块地，常在那儿演出的，一个是“全家福”，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老夫妻俩带着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闺女，大家一块儿唱，唱的大概是花鼓之类，人家就管他们叫“全家福”。还有一摊是父子俩带一个徒弟，唱莲花落。这家姓崇，老头的名字不知道，儿子叫崇佩林，他们时常唱些太平歌词。太平歌词这名词有个来历。据说北京当初有个出名的艺人，外号“抓髻赵”，他到宫里给慈禧太后唱了莲花落，慈禧没听过这东西，听完了就问这叫什么名字？“抓髻赵”说叫莲花落。莲花落本来是高尚的人不大接触的东西，属于跑江湖、要饭行乞的玩艺儿，慈禧嫌这名字不好听，就说改叫太平歌词吧！因此这名字是“御赐”的。后来一传两传就传错了，把唱太平歌词时打的小竹板错叫做“玉子”(是“御赐”的转音)了。太平歌词用的小竹板跟二人转用的小竹板本出于一个传统。二人转叫小竹板为“四块瓦”，演出时演员一手拿一件两块瓦样的板，来回翻打，叫“四块瓦”，这是劳动人民起的名字。莲花落自从被慈禧“御赐”名字以后，起初竹板也叫“御赐”，后来叫别了，就叫成“玉子”了。实际上不是竹板叫做“御赐”，而是太平歌词这名儿是“御赐”的。后来北京很多唱莲花落的班子就把莲花落改叫太平歌词。
我除了唱戏之外，有时到鼓楼市场的各场子里转转。这么多场子中待我最好的是崇家，我常到那坐一会儿。老听太平歌词，我就想学，后来真学了几段。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就在崇佩林家这场子。我和另一人合唱《韩信算卦》，应该是韩信做错了五件事，要减寿，这个说法当然带有迷信色彩；我唱了四件事就结束了。第一次唱就唱错了词儿，想给人帮忙，帮了倒忙。这一场演出没法向人家要钱了，唱错了词儿怎么好向人家要钱哪？只好算了。这是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
我第一次说相声也在鼓楼后边。我爱听相声。鼓楼那儿有几个说相声的场子，有些老艺人在那说相声，像常宝臣先生、聂文治先生。常宝臣先生带两个徒弟：一个叫郑祥泰，一个叫王世臣。王世臣那时还刚刚学徒。这些人在那儿呆的时间不长就走了，换了一些年轻的艺人，像张兆新、张书元，还有个小李，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他们说相声，我老听，老听老听就想说。有一次开场，我看见场子里就一人在那儿，我说：“我给你帮忙吧！”他说：“好吧！来吧！”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地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得少。第一，这是上场第一个节目，人上得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我第一次唱太平歌词，第一次说相声，全在鼓楼市场那儿。
在西单商场
我在鼓楼市场干了一年多。那时西单商场盖得了，鼓楼市场唱戏的人又把我带到西单商场去唱戏，我又到了西单商场。班主是马少箴。在西单商场唱戏，都是彩唱，那行头也简单，像唱《四郎探母》，公主没有花盆底鞋，穿平底鞋上场。戏袍是布做的，当蟒袍穿或当别的什么穿都行。玉带、髯口也挺齐全。拿戏装这一点来说，西单商场比鼓楼高级一点，鼓楼又比天桥高级一点。在西单商场唱戏，一到冬天，大家换上冬衣，我却换不下来，还穿这身单衣服。听戏的老太太们、好心眼儿的人们见了就说：“你看这孩子多冷啊！没衣服穿啦！咱们给他凑凑吧！”于是你拿三吊，他拿两吊，给我凑钱买冬衣。有人说：“我那儿有条夹裤，捅点棉花就变成棉裤了。”有人说：“我那儿有件小夹袄。”这人给个围脖，那人给顶帽子，有人给件大褂，每年一到冬天，我就是这样过的。
这时我16岁了。我很爱说相声。在鼓楼市场那阵，我已经学着说相声了，到了西单商场，我们的场子正好挨着说相声的高德明先生的场子，后来成为我老师的朱阔泉先生也在那儿说相声。我没事就去听，听完就琢磨，特别是说单口相声，我更受朱阔泉先生和汤金澄先生的影响。偶尔相声场子演出的人少，我就帮着他们说。有一天早晨，雨下得很大。我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没吃东西。直到下午4点多钟雨才住。场子里的板凳都淋得湿透了。板凳是用链子锁上的，夜里怕人偷。我跟租场子那个人说：“您把这场子打开，我把板凳晾一晾。”那人说：“你穷疯了！这暴雨刚……”我说：“出太阳啦。”他哪儿知道我的心事啊！我那时是在人家茶馆里借住，早晨七八点钟起床，起晚了不行。我从早晨起床到下午还没吃饭哪。我得想办法挣钱。我把场子打开，把水扫一扫。一会儿，就有游客来了。这商场有四个场子，那天就我一个人说相声，一直说到晚上。挣了多少钱呢？论枚是一千五百多枚，合银元是三元多。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发大财”。地主租场子是“二八”租，你挣一元有他两角，我还剩两元五角多。那天我父亲也没饭吃，没有辙，找我来了，我给他一半，还剩一元多。到8点钟才吃饭，从早饿到晚，这顿晚饭可吃饱了。我说相声第一次挣这么多钱，当然这种情况是很偶然的，但却鼓励我去说相声。后来我改行说相声，除了爱说相声外，还与说相声总比唱戏多挣几个钱有关。
我是个唱戏的，要说相声就要有个说相声的师傅，不然人家不让你干，这是行会规矩。我在西单商场第一个说相声的老师就是常宝臣先生，后来常宝臣先生病故，我得另找老师。这时有个相声艺人对我说：“你就算我的徒弟吧！”其实他没怎么教我，我只帮着他敛敛钱，帮帮忙，有时我也说相声。我那时是又唱戏又说相声。
这种又唱戏又说相声的情况当然为班主所不容。于是我离开西单商场，又回天桥“云里飞”那儿搭班了。我已经在外边单独干了几年，不像在颜老师家学艺那阵儿的情况了，“云里飞”同意我搭班。我还唱京戏。有时散场后，我一个人再说几段相声，挣的钱跟在西单商场时差不多。“云里飞”本名叫白宝山，他见我说相声挣钱多，就叫他儿子白全福也跟我学说相声，他们家的徒弟王宝童也跟我学，我把他俩带出来了。每天散场后，我们三人就在原地说几段相声，我有时给他俩每人捧一段，我再来段单的。说到天黑了，怎么办？我们就在场上安上个四五十度顶多六十度的灯泡，回头多给地主些钱。我们仨都是小孩，我比白全福大两岁，谁看了也觉得新鲜，愿意听会儿。天桥街头艺人演出时带电灯，就是由我创始的。这时候我们也唱戏，也说相声，随身带着小竹板、醒木、白沙子口袋①等东西，哪儿有机会就在哪儿说一段，碰见哪个场子散场就在那说上三五段。后来一直发展到敢在天桥说相声历史最悠久的焦德海、刘德智的场子上说相声。夏天，焦德海、刘德志他们要到下午3点才上场，我从早晨8点就开场，一直说到下午1点多钟。有时我能挣到五百多枚铜板，刨去给地主地租，二八劈账，我还剩七八角钱(当然这种情况不太多)。我就找个地方吃顿饭，吃完饭，再到茶馆沏上壶茶，花十个铜板买盒小粉包请大家抽烟，谁爱抽谁抽。这时，戏摊唱小戏的朋友们刚到场，演出就要开始了。我喝够茶，抖抖身来到“云里飞”的场子，又开始下午的卖艺生活了。
① 从前撂地摊的相声艺人说相声时都会表演用白沙子写字。白沙是风化了的汉白玉石的粉末，艺人手撮粉末在地上随意挥洒出流利的行书，笔锋清晰，是一项高超的艺术。现在这项技艺已失传。
拜朱阔泉先生为师
我21岁那年，正式拜朱阔泉先生为师，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胖，外号“大面包”。拜师，得上饭馆，请一桌客。按照说相声的规矩，得请说评书的、唱莲花落的、变戏法的、练把式的这四门的师傅，一门各来一位。为什么？因为这几门分不开，单口相声里有评书的因素，评书里面也有相声的因素。唱莲花落前面有“说口”，就是上面提到的“前脸儿”。我们也把莲花落里有用的部分改编成相声。练把式也有说的部分，北京有句土话：“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那就是说“说”的成分很大，因为光练的话，一趟拳、一趟刀，二分钟就练完了。变戏法的也是如此，前面必须有“说”的部分。我要学相声，就得请说书的、唱莲花落的、练把式的、变戏法的，这四门每门来一位师傅。当时我哪有钱上饭馆，我拜师，就拿出一元钱，在师傅家请吃了顿炸酱面，只请了绪得贵、汤金澄两位老师，那二位没去。我冲师傅叩了三个头，吃了顿炸酱面，就算正式拜师了。当相声演员有几样小道具：手绢、扇子、醒木、唱太平歌词的小竹板，还有白沙子口袋。按传统说，拜师的时候，老师应该给徒弟两样道具：一把扇子、一块醒木。师娘给一件：手绢。白沙子口袋自己准备。我不用师傅、师娘给，早就准备了这些道具。我还在唱戏的时候，第一次唱太平歌词，我就做了副小竹板。后来我成天带着这些道具，哪儿有机会我就在哪儿说相声。据说以前说相声的道具还多，我发现和清朝著名相声演员“穷不怕”同时(也许更早些)的西城的相声演员“马麻子”，说相声时用鼓和铃铛。这恐怕是暗春①相声传统中遗留下来的东西。生活中有两种使用铃铛的情况：一种是每家门上有铃铛；一种是串铃，即驴、马脖子上挂一串铃铛，牲口走起来发出响声。说相声学到驴叫、马叫时，也把铃铛挂在脖子上发出响声，这是口技的传统。口技和相声本来是有密切联系的。用鼓作道具是为了招人注意。据说“马麻子”当初用的可能是太平鼓，文字记载说，他在开场以前右手拿鼓打了个“丹凤朝阳”，“丹风朝阳”可能是种打击乐的牌名，也可能泛指他的形体动作。从历史资料上看，还有一种打人的道具，那是唐朝参军戏的道具，“副净副末打参军”②。一直到相声，还保留着这种道具。这种道具很有名，我们叫它“托板”，托是假托的意思，说明这里有假。打人的时候听起来声音很响，很厉害，可是不太痛。董每戡先生在《说剧》一书中称这种道具叫“磕瓜”，“磕瓜”不是对外名词，是同行术语。“磕”是打的意思，“瓜”是头的意思，脑袋瓜嘛！“磕瓜”的样式可多了，谁用谁做，打上去很响，但不太痛。解放以后，我们极力反对使用这种打人的道具，以打人引人发笑是不道德的；作为艺术形式来讲，打人的形象也是不能令人喜悦的。现在好多人已经不知道还有这种打人的道具了。
拜了老师，我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朱阔泉先生介绍我到西单商场北场(就是现在百货商场旁边存车处那地方)的相声场子去说相声，当时跟我们一块说相声的有高德光(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高德明的弟弟)、张少堂、戴少甫、我的老师朱阔泉和我六个人。我从那时起专门说相声，渐渐地就有些名声了。
在西单商场说相声的日子里，我们艺人互相帮忙，很讲义气，这就更加养成了我关心穷朋友的好习惯。比如我正在场子里说相声，有几十个人在听，有说相声的同行，像聂文治、常宝臣(比我们老一辈的)、牛连生(平辈的)等过来一看，说一句：“辛苦，回头我说一个。”那就是说他今天没场子说相声，有了困难，要借这地方说一段，回头挣的钱归他，我们的行话就叫“沾光”。这样说相声连地租都不给，挣的钱都拿走。这是为了帮他够一顿饭吃，我们乐于帮助这样的穷朋友。你说的时候，需要我给你捧哏，我给你捧哏；需要我给你逗哏，我给你逗哏；你要一人说个单的，我们就帮着你敛钱，看场子。相声艺人都是这样互相帮忙过日子的。
这时，我结婚了。我从春节起进西单这场子，干到10月，天一冷，商场没人，我们的生活混不下去了。就在这时候，老师的一个老伙伴何玉清从沈阳到北京来约我老师去东北演唱，我老师拖家带口去不了，就对我说：“你去吧！”我说：“嗳。”反正我正没有辙，我就跟我师弟李宝麒一起闯了关东。
①暗春是相声术语。相声分明春、暗春两种。春，就是说。明春是两个人站在那儿说，暗春是用布幕把人挡起来，艺人在里面模仿各种声音进行表演。这种相声，湖南、湖北叫“雨伞戏”、“被服戏”，四川叫“龙口戏”。
②唐宋两代盛行参军戏。演员只有两名：一名戴幞头穿绿衣的叫参军；一名头角有髻，穿破旧衣像僮仆似的叫苍鹘。参军就是后来戏剧角色中的副净，苍鹘就是副末。两人演出时互相取笑，酷似现在相声表演中的捧哏与逗哏；并有“打”的动作，即一人手执“磕瓜”打另一人，属于打闹的表演。
闯关东
闯关东，历来是劳动人民伤心的事，到伪满洲国去，生活到底有没有着落？谁也不知道。我临走前，为了上台演出穿用，特做了件罩棉袄的布大褂，那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我们是到沈阳鼓楼南面万泉茶社去演唱，我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就在那儿当票头。
所谓“票头”，就是资方的助手(也有点像资方代理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实际上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理一切。当初东北的茶馆儿(或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先生，都是四管：管接、管送(即管出路费)、管住(即给一间民房住)、管柴(或煤)；另外还管两顿饭，所谓“上马饺子(临走时请吃顿饺子)，下马面(刚来时请吃顿面)”。说书赚的钱全部归说书艺人，茶馆就为多赚水钱。杂耍(曲艺)馆子不仅和书馆儿一样，另外谁演大轴，还要从茶水钱中抽出一小部分酬劳他。这些事儿都由票头掌握。票头要是对艺人厚道些，真按上述所说去做，艺人能够多受益；票头要是对艺人刻薄些，艺人就倒了霉。何玉清就净出坏主意坑害我们。比如我们在万泉茶社，我和李宝麒住厨房，睡土炕，被褥总是湿的。路费都要还清。不论赴什么堂会，每人只给拾元钱，他从中赚不少。他们就是这样依靠资方和当地恶势力坑害我们。票头还都是从艺人中雇用来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尽干对不起艺人的事。
1939年旧历十月底，我们到了沈阳鼓楼南万泉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人员中说相声的有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我的前辈)、白银耳(我的平辈)；唱单弦的有曾正庭；唱东北大鼓的有朱玺珍，那是东北挺有名的艺人。还有位赵蔼如，也是说相声，也是我的前辈。我们都是北京来的。上面讲过，我们艺人讲究义气，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春节时候，白天没事，只能晚上演一场。北市场有个相声场，据说那场子也是北京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人人乐”若干年前闯关东时开辟的。我们在那说相声，一天能分到一两元钱奉票(当地纸币)，这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但我们不敢吃，我们还吃煎饼，为了省下钱来攒路费，什么时候瞧着不行好跑啊！
春节过后，东北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挣钱愈来愈难，就靠在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里卖艺度日。这时候就发生了乔立元之死的事情。
在公余茶社里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永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就是乔立元和他的妻子乔清秀。乔立元夫妻俩也是从关内来的。乔立元来后一个人唱大鼓书，乔清秀有病没唱。这时就有人说：“唉，你这个关内有名的角儿，怎么到这儿来不唱啦？”乔立元说：“不成啦！她正病着哪！多会儿走时一定唱。”果然东北这地方不好呆，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乔立元夫妻俩呆不下去，呆了几个月决心要走。临别纪念唱三天，乔清秀虽然身体不好，也勉强登台演出。不知道是演出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刚散场，宪兵队就来到公余茶社，进门就骂：
“你***在这儿唱，跟谁说啦！”
其实票早送去了，不知是嫌少呢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
“他妈乔清秀这娘儿们，来这几个月也不唱，今儿个唱了。谁他妈让你唱的？谁他妈想听你的？”
乔立元是个常跑码头的人，会办事，赶紧上前说好话：
“您别生气，有事跟我说吧！”
“你是干吗的？”
“我是她男人。”
“好，跟我走一趟吧！”
乔立元到宪兵队后，立刻被灌凉水，他是个胖人，灌了凉水更“胖”了。有人还站在他肚子上踩，一踩就给踩崩了。这伙人一看，也没主意了。把人抓来本来是为了打一顿，好敲诈勒索，没打算打死，上级也没那命令。现在人死了，怎么办？他们就在厕所旁边刨个坑埋了。埋了之后，再派人到乔清秀家去要人，说什么，“乔立元越狱逃跑，你们把他藏哪儿了？交出人来！”这是讹诈。乔清秀没办法，只好花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过去了，有人传出话来，说乔立元早死了。乔清秀吓得没了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我们一听说这事，也吓得够呛，都觉着这地方不能久呆，得想办法回去。我们要是说走，领班的准不干。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回去接家眷，接来就永远不走了。这么着，才逃回来的。我们在东北，前前后后总共呆了不过三个月时间，就遇到那么多事，真是非常恐怖。
(未完待续)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9、11、12辑，1981、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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