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木采办
对于建立于木材之上的文明来说，对于大木的索求是无止境的。
当隋唐时期，王朝的中心还在黄河流域的长安与洛阳时，森林资源的供给就已经出现了紧张的状况。
据《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统治时期，在关中地区“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采造。”
当年唐德宗想要修建神龙庙，也是找不到巨木，抱怨着“开元天宝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之！”唐朝廷的采林方向也一路向北部和黄河的上游地区延伸着。
到了宋代，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情况也未改善。
专职监督木材买卖的官员张平创建了木材运输的方法，在深山老林中采得大木后，联为“巨筏”，沿河而运。这种利用天然河道运输的方法也为之后皇木采办提供了极大便利。
时人也把这种木材的征集叫做“木材纲”，和《水浒》中的“花石纲”其实是类似之用。
也正是在这种需求下，也衍生出了“皇木采办”这一制度，它是之后历代社会的重要内容 ,只要皇室本身的营造需求在那儿，那么皇木采办也几乎可以与王朝相始相终。
历史上宫殿几经焚毁的明代，其长城沿边的森林被砍伐、贩运的情况更是严重。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英宗、宪宗、武宗、世宗极其奢华，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陵寝；对木料的需求更是大的吓人。
要知道大木建造的殿宇一般寿命是五十到六十年左右，明朝存在了276年，至少需要修缮老旧宫殿五六次，再加上由于疏忽带来的各种失火损毁宫殿，大大缩短了宫殿的维修期，对大木的需求也一直贯穿着每一任明帝王的生涯。
据《明会典》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明世宗决定营造门午楼，商议采木事宜，下令“川贵湖广采杉木，山西、真定采松木”，由于晋商实力雄厚，当地地方官员曾令山西巨商在太行山山区采伐皇木，“买至三十余万”。
这些被运过来的大木，种类并不局限，更多的是看重尺寸的巨大。
比如楠木，之所以被选作宫廷用木，是因为它长得直，能长出大料，几十米高，直径能长到一米以上；再加上重量轻，很适合作为宫殿承重木。
除此之外，大木除了梁柱之用外，也会用做家具。
明中期前以杉木为木胎做器，亦是宫廷之中必用的木材。据明代《工部厂库须知》记载：万历十二年，“御前传出红壳面揭帖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御踏等俱全。合用物件除会有鹰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买六项计银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两，工匠银六百七十五两五钱。”
这里的“鹰平木”，并不是具体树种的名称，而是鹰架、平头杉木的简称。
明人贺仲轼在《两宫鼎建记》中记载：万历朝在重建被火灾焚毁的乾清、坤宁两宫时，“议买杉木，照得鹰、平、条、槀等木大工必用”，对照上文，说的应该就是杉木。
它作为较耐朽防蛀的软木来说，，易于加工，尤其适合于制作灰蔴底漆饰家具的胎骨。
到了清代，清雍正年间，在陈设档里也提到“传做杉木矮床一张，长七尺五寸，宽五尺五寸，高四寸。床架子用楠木做。记此。十月二十一日做得。”
清宫里做整板式围屏时，一般选的也是用平直不变形的上好杉木、楠木板做胎骨，两面髹漆，有款彩、剔红、镶嵌螺钿、玉石、百宝、描绘金漆、绘画等。
故宫现存明清家具一万件左右，其中硬木家具两千多件，而剩下的大几千件大多数是用杉木做的，也有榆木，楠木、松木等等其它木料。
但是由于黄花梨紫檀等硬木的存在，杉木榆木楠木等“非硬木”木料在宫中的等级是偏下的。
如对外廷臣子们，故宫内军机处的家具，清一色用的是榆木擦漆家具。对内廷主子们，帝后妃嫔则按照严格的等级来使用金银铜铁包角的黄花梨宴桌。
明 黄花梨翘头案 故宫博物院藏
民间贩木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社会对木材的需求量是明显加大。与皇室的皇木采办相对应的，便是民间宽泛的商贾贩木。
比如明代中叶成化至弘治年间，北京地区官民之家争起建宅，追求奢侈生活，造成木材价格昂贵。一些逐利之人便联合官员一起贩卖筏木，“雇觅彼处军民，纠众入山，将应禁树木任意砍伐。 ”、“动辄私役官军，入山砍木，牛拖人拽，艰苦万状。”
除本地销售外，仅“贩运来京者，一年之间岂止百十余万。”
清 杉木胎文竹画案
仅仅是京师之中，每年一百余万根的体量，除了建筑用材之外，像家具、棺木葬具、生活燃料等都是少不了。
除此之外，造船业与冶炼、制陶、煮盐、造纸、烧炭等业都是用木的大头。
明清时期，湖广、江西、江浙、闽广造船业发达，可以制造各种海船和内河船，各种船只的建造与维修，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木材，对木材的尺寸和种类也很讲究，
据席书《漕船志·料额》记载，造一艘四百料的河运漕船，每船要用新杉篙木 62 根，松、樟、榆、槐 20 余段，而造海船所用木料更多，造一艘一千料的中型海船需杉木 302 根，杂木149根，松木 20 根，榆木柁杆 2 根，栗木 2 根， 橹 38枝，共 513 根。
并且据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一般制造漕运船只，桅用端直杉木，梁与枋樯用楠木、槠木、樟木、榆木、槐木，栈板不拘何木。舵杆用榆木、榔木、槠木，关门棒用稠周、榔，橹用杉木、桧木、楸木。
贵重木材本身绝无可能出现在这种名单之上，但广泛的地域性木材是可见的。
由于硬木的难得，一方面促使了海外木商的积极探求；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需求也促使了内陆本身木材商业的兴盛。
民间家具虽少用珍贵硬木，本身多是就地取材，如北方的榆槐、南方的榉木之外,还用楠、柏、梨、银杏、核桃等木。
但是考虑到南北木材资源的差异、繁荣城市与镇埠的人口聚集和市场需求，仅仅全部依靠当地种植与开采也是无法全部支撑整体的用量。
所以，看见利益的木材商贾，在林区与城镇之间奔走往返，雇工砍伐拽运，扎筏放簰，销往各地。凡是有水域流转的地方，都可见大大小小的木商，“以殖木始饶积蓄”。
就算一些小本木商无力买卖大木，便在川楚一带伐木，直接“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
在各地木商中，“徽多木商，贩自川广，集于江宁之上河，资本非巨万不可”，而且徽商本金雄厚，经营这行的人更是极多。
当地贩木风气之盛，仅从儒学生员这些科举举业的文，也投身于此可见。如嘉靖间婺源人李祖年幼习儒， 长大后弃儒业商，“时江湾江氏以贩木起家，公与之同事，精理精勤，竹头木屑之微，无不各当其用，业以日起，而家遂饶。”同样可以靠贩木致富。
参阅：
张晋光《明清商人与木材贩运》
周林、张法瑞《清代的皇木采办与皇权》
过轩《北宋东京木材的来源及管理——以东京皇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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