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年代。据马克思后来回忆，在1842～1843年期间，时任“莱茵报”主编的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也在试图评判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带着哲学色彩的“微弱回声”时，深感“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两者促使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研究经济、哲学问题，由此清算和终结了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也清算和终结了普鲁东和英国古典经济学。
而这“两个终结”既为马克思的“两个发现”，即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唯物史观，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基础；也使马克思有可能把普鲁东在所有制问题上颠倒了的关系颠倒过来、制造的矛盾转化过来、所犯的方法论错误纠正过来，让“睡在'无人身人类理性’怀抱里”的所有制关系回归本真，置身物质生活的“江湖”，进入物质实践的“红尘”，进而从物质实践、物质生活的矛盾、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所有制的产生和存在、发展和变革、去留和取舍，以回答所有制是什么、怎么样、该如何等等问题。
与普鲁东总是“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去考虑所有制问题，总是视所有制为“原理和范畴的化身”，总是让所有制具有“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截然不同，马克思一开始就让所有制从天国回归人间，从“观念的外化”沉淀为物质的实践，直接与人的物质生活、物质生产活动密切相连。在他看来，所有制不是抽象的永恒的法学概念，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范畴，是人们互相之间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通过占有、支配和使用一定物质生产条件、资源、要素，生产产品、占有价值、获得收益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总和。如果我们还是像普鲁东那样只想把所有制关系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只“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就“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其实，所有制关系同所有经济范畴一样，都“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而不是“原理和范畴的化身”，其起源也不是在经济之外根源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所有制关系作为“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因此，正如“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一样，给所有权下定义也不外是把物质资料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而这种存在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中的所有制关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前提，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力相联系，为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服务，归根到底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产物，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和手段，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归宿。这样，所有制关系也就成为始终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辅相成的客观自然历史过程，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由普鲁东到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性转变，不仅让所有制关系摆脱了“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成为客观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所有制，或者说是具有客观物质基础和物质条件、能被经验感知和能被实践推进的所有制；也让所有制关系不再只由精神导演、意识外化、政治操弄，而成为始终由物质生产力决定并为发展物质力服务的所有制。任何一种所有制如果仅仅是基于理念和理想、思想和思维、原理和原则、主义和主张，唯独缺乏其赖以产生、存在的物质条件，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不论是瓦解公有制而形成私有制，还是消灭私有制而建立公有制都是徒劳无益的。正如没有任何客观物质条件，没有任何客观物质基础的经济，只能是建立在纯粹理论基础之上、纯粹怪想的“寺院经济”一样，没有任何客观物质条件，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所有制也只能是基于理论和空想的“寺院所有制”。如果作为所有制关系主观反映、理论体现、思维抽象的所有制观念、范畴、制度、政策等等，真的想有所作为，真的想发挥主观能动性，唯一的办法就是主动适应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否则，不是因缺乏物质条件而搞“穷过渡”，就是因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致“过渡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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