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97年端午节刚过，北方正是麦收时节，济南市里已燥热得厉害。一天上午，我忙碌完“迎接香港回归书画展”开幕式的事宜，汗津津地回到家里，还未来得及坐下，妻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汕头的家骥兄来电话告诉我们，昨晚刘昌潮老师逝世了。”这话如炸雷般让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了！一年之中，美术界的数位巨匠纷纷离世，首先是吴作人，接着是黄胄、谢稚柳，这回又轮到了恩师。他们这一代人生于20世纪之初，却在世纪之末离去，难道天公就如此无情？难道人生就如此有限？自然法则固然不容超越，可是对这些给人间留下真善美的使者就不可以有个例外吗？
那是1997年的春节，我偕妻带子从冰封雪飘的黄河之滨飞回南粤的故乡探亲过年。短短数天，汕头却是细雨纷纷、寒风瑟瑟。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到刘昌潮老师位于长平路尾的新居拜年。在宽敞明亮的客厅坐定之后，我从落地窗向外望去，礐石那边的大海和群山恰似一幅山海挂屏，美不胜收。正在赞叹之时，我认出了那礐石的石林，于是向老师确认，老师说：“是的。”那是将近40年前，我与老师一起劳动过的地方……
那是1958年，老师刚过半百，由领导点将，从揭阳调到汕头，在汕头地区组建艺术学校。当年招收了美术科学生数十名，学制三年。建校之初，师生们即响应上级号召，背起背包奔赴数百里以外的大山之中，砍荆棘、搭草棚、烧木炭、挑矿石、大炼钢铁。我们三个多月不停地穿行于深山峻岭，践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行着一场旷古未有的教育革命，这一切对于老师来说自然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然老师的年纪最大，但他所干的活却与大家无异。他相信劳动能结出艺术的果实。那个时候我刚刚15岁，在全校学生中年龄和个头都是最小的，老师称我为“弟仔”，同学们称我为“泽浩弟”，大家是那么地关心我。
艺校师生经过三个月炼钢的生活，“班师”回了汕头。之后就是找地方上课，因为当时无固定校址，故而一会儿在中山路的职工学校上课，一会儿又到了外马路的“三牧楼”。后来，上级终于决定要在礐石那边建校舍，经过反复研究和选择后，校址就选在了礐石的石林。师生们大多来自潮汕地区的农村，自然是能够劳动、能够吃苦的，扛锄头、担畚箕更是很多人的看家本领。因此，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搭船渡海两次，下船后步行到石林大干特干，为建设艺术殿堂而努力。1961年，学校停办了，幸好毕业的同学都分配了工作，而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了广州美术学院。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后，我跨过长江去往山东工作。一转眼在北方住了数十年，我也成了一条北方汉子。
在1997年春节向老师告辞之前，我请家骥兄拍了一张全家与老师的合影。大家站在阳台上，背景就是礐石那边已经没有石柱的石林——当年我们这些艺术信徒用汗水奠基的艺术殿堂旧址。“咔嚓”一声，师生三代人被“定格”了，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与老师的最后一张合影！
我爱恋家乡、思念老师，所以尽可能地多带妻儿回汕头探亲。喝一杯老师泡的工夫茶，看一眼老师永远精神饱满的脸庞，欣赏老师常作常新的画卷，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
老师是海派传人，一辈子画画，一辈子教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他的足迹遍及国内外，声誉震动整个画坛。老师办了多次画展，出了多本画册，带动了潮汕美术事业的发展。同时，其尊师重道之风范也令人肃然起敬。
记得1994年我带全家回汕头看望老师，那时老师刚参加刘海粟大师在上海的大型百寿庆典回来，便和我们谈起他们几位老学生拜见海粟老寿星时的情况。老师讲着讲着，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情。我不由得回忆起1982年汕头市举办的那次可以载入史册的“元宵画会”。
当年，汕头市的领导邀请散居在国内外的潮籍书画家回来过元宵节。数天的活动，大家观潮剧、听潮音、品工夫茶、谈古论今、挥毫泼墨，亲如家人。我以最年轻者入此行列，感到无限光荣，今天想来，亦十分兴奋。活动的高潮是市里的领导专程到厦门迎请刘海粟大师莅临指导，并安排以老师为首的原上海美专的老学生为之祝寿。老师那时已是76岁的高龄了，是元宵画会中的长者。可是，从刘海粟大师的汽车驶来的那一刻起到数天后他离开汕头，老师一下子成了身手矫健的年轻人，寸步不离地跟随在大师身旁。同时，老师对随刘老一起来汕头的谢海燕先生也同样执弟子之礼，毫不懈怠。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师画竹、画荷、画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的人品、画品通过他的一言一行和无数的书画精品永驻人间。老师弃我们仙逝，而作为最小的学生的我远离家乡，琐事在身，当时不能亲去吊唁，真是心如刀割。如今我时常回忆那些点滴陈迹，遥望故乡，以怀念我的恩师刘昌潮先生。（附图为刘昌潮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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