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履泰并没有发明票号——他只是为票号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票号是储蓄、汇兑的一种凭证，从形式上看，它并不是新事物。早在唐代，即有“飞钱”出现。《新唐书》云：“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及至宋代，又有“交子”，及专门兑换“交子”的金融机构“交子铺子”出现。“飞钱”与“交子”均是有价证券，相当于支票。到了清代，“会票”开始在江浙、京师一带流通。陆师仪《论钱币》云：“今人家多有移重资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
决定金融机构能否迅速做大的首要因素，在于营业网点数量。雷履泰在“西裕成”早期的经营活动，为“日升昌”开展汇兑业务打下了遍布南北的网络基础，最大限度地扩充了营业能力、知名度和影响力。“日升昌”雄厚的资本也使其有能力为各地客户提供金融服务。
信任是金融的命脉。汇票就是一张纸，如何保证它的可信度？当时已有密押、背书、微雕甚至水印技术，雷履泰的做法是，不定期更换防伪技术，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更换一套版本。“日升昌”的汇票用特制麻纸印刷，上印水印一个“昌”字，并有专人监督，印刷完毕马上销毁原版，不留片纸余铅。汇票的印量和领用都有严格控制。使用时，在关键部位盖戳，由专人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通报“日升昌”所有51家分号知晓。为了提高保密性，雷履泰还特创以汉字代数字的密押法，所用密押，外人根本看不懂。如太原分号5000两汇票的代码是“冒害看宝通”。“日升昌”太原分号经营近百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冒领事件。
除了开展汇兑业务，“日升昌”还提供存贷款业务，并与汇兑业务进行交叉进行，细分为顺汇和逆汇等形式。雷履泰摸索出一套八字经营方针：“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令各项业务调度有序。
当时国内流通铜钱和银两两种货币，“日升昌”主要做银两生意，其利润来源有三：利息、汇水、平色余利。利息来自存贷款的息差，汇水就是异地汇兑的手续费，是利润大头。
各地银两成色不同，如南京的银子含银量达97.3%，上海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在南京存银100两，在上海就应取出110两，而不是100两。因而，在各地汇兑银两，就要根据两地银两的成色不同确定平均值，既要做到公平，又能保证有盈利，叫做“平色”，剩下的利润，就是“余利”。雷履泰用“平色余利”的方法，为“日升昌”创造了四分之一的盈利。
天平砝码大小不一，银两汇兑与流通颇为不便。为此，雷履泰特地铸造了本号50两重铜砝码，称为“本平”，与各地砝码比较，找出差额，编成“平码歌”，发于各分号，一律以此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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