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是农业社会，农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精耕细作的生活，但是随着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屡遭入侵的近代史，这就使得中国在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逐渐掉队。面对现代化的紧迫要求，唯一快速的途径就是通过从农村社会抽调资源来发展现代事业。但这样做就导致了大量的农村发展要素流向城市，再加上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难以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最终导致了农村的凋敝。随着我国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也将乡村的振兴，农业的发展作为谋篇布局中的重要一环，但是目前中国农村的问题还存在很多。接下来我将根据近期到乡村调查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来谈一谈自己对农村发展的一些想法。
农业不仅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同时也关乎着亿万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再加之国家政策和法规对于农村土地流转的放开，农业突破了之前由于土地细碎化的限制而无法实现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的这一问题。但是农业具有较为脆弱的特性，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之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且受供需影响后对于市场的反应也具有滞后性，因而农业往往容易陷入到“蛛网困境”，尤其表现在经济作物上。今年在一段时间内就是由于供大于求，一些水果对于我们来说甚至都无法实现“自由”，而这些水果价格的变动又会影响到下一周期的产量。由于决定本期供给量的前期价格与决定本期需求量的本期价格会存在不一致，从而导致产量和价格偏离均衡状态，出现产量和价格的波动。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通过传统农业已经难以实现农村的持续发展，因而需要以农业为基础，并在保障粮食安全，维护农民利益，切实保护生态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技术、生产方式以及制度政策的革新来推动乡村的振兴。
但是此次不管是在江西吉水还是在安徽小岗村，通过调查都发现产业结构都还是过于单一，太过于依靠传统的农业，并且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产品和市场这两大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在吉水调研蜜柚的过程中，首先发现的是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性，作为“一村一品”的蜜柚产业虽然口头上得到江西省政府的重视，但是落实到市里项目拨款时，却并未得到重视，导致落实到县里的项目资金严重缺乏，难以通过资本这一要素的投入来实现更大的增值。也就是由于政府项目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性，就难以将“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这一“招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优势。那么对于这些种植蜜柚的村民来说，不仅大大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更是发出了对于当地官员不作为的抱怨，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作为农产品的蜜柚同时也面临着产品的瓶颈，生产的蜜柚缺乏标准化，没有统一的安全标准，采摘后缺乏明确的分拣标准，造成品相的参差不齐，并且由于缺乏标准化种植，造成一个区域内品种的不一，产生不同的口感，这反过来也成为了标准化过程中的一大阻碍。试想当消费者看到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蜜柚时，其消费动机肯定也会大打折扣。而且产业链延伸度不够，目前遵循的主要还是传统的种植与销售模式，二三产业的融合度不够，难以凭借着工商资本下乡来推动二三产业发展，整合产业链，形成明确的劳动分工，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而且当地蜜柚产业难以将文化这一要素嵌入到产业发展中，据我所知，吉水县自古以来出了很多状元，被称为状元之乡并不为过，故当地盛传“一门三进士、五里三状元”，再加上当地特有的庐陵文化，其作为赣文化的重要支柱，可以完全与蜜柚产业相结合，赋予其文化价值的内涵。而在人力资本方面，种植者大多都还是传统农民，缺乏大量有技术有头脑的新型农民，而当地有影响的种植大户，其发展重心并不在蜜柚上，而是发展其他投资回报率更高的产业，这也导致了他们难以发挥带动作用，来推进当地整体蜜柚产业的繁荣发展。在政策支持力度上，该产业也没有引起市领导的重视，因而未获得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而基层干部由于乡村治理能力的不足，导致难以发挥带头作用，在村子内形成一种发展产业的高涨热情。
而在小岗村的调查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当地的发展超过了我国大部分村子，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作为当初农村改革第一村，小岗村仅仅凭借着这一块金字招牌，就应该能带来很多发展的机会。但是在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村子，他们通过村干部的带动作用以及市场化的发展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名头已经大大超过了小岗村，其中就包括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在调研过程中，一方面发现他们太过于依赖传统农业，目前当地的发展还是依赖种植传统作物为主，比如水稻、小麦，但是仅仅依托传统农业的发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也不够，农业科技推广人员走到田间地头的次数越来越少，这就导致即使农地通过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也会导致生产的低效化。另外在产业融合方面做得也不是太好，没有依托小岗村这一优势，在乡村康养，休闲农业的趋势下，并没有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如果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将一部分低效农地用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的田园综合体建设，那么我相信小岗村的发展就会更上一个层次。在另一方面，村干部缺乏实干精神，仅仅将一些想法理念停留在理论阶段，并未去落实实施。可能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网络关系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在乡村资本下乡的大背景下，也未能很好抓住机遇，发挥带头人的作用。在保障当地农民吃饭问题的前提下，没能发挥好村集体经济的作用，来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在小岗村调研的两天，最明显的感受是除了吃住，基本没有其他能够促使人产生消费冲动的产业，甚至除了吃住都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消费，几个小时就可以逛完村子的全部，连住宿都不用。这说明了缺乏留下游客的其他方面产业，在讲求流量经济的当下，仅靠当地的旅游业和传统农业难以实现引流，挽流进而刺激游客消费，通过消费来实现当地的增收。
除了上述的一些问题之外，两个地区还共同存在一些问题：乡村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供需不足，基本的乡村治理存在一定问题，对于三产融合认识不够，品牌化意识较差，制度供给落后，难以形成多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等。对于上述问题，可以通过地方的宣传以及政策，结合当地独特的产业、资源、地理优势来吸引资本流入，从而带动一大批符合农村发展的人才返乡。并且通过建立严格的品牌准入机制来保证生产，包装，销售的标准化，形成一套完备的产业流程，通过保证质量来提升品牌知名度。利用产业的发展来倒逼制度、机制与时俱进的创新。在这其中，首先我认为乡村中的代理人这一环对于乡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他们的领导下的农民才是乡村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但是当前农民大多是盲目的，并非对于所有事情都会做出最理性的决策，常常会产生盲从现象，因而作为村子发展的领头羊，村代理人在乡村产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他们的治理，农村也会产生一种良好和谐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农民的意识观念会发生转变，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也会在这种氛围中获得提升，推动他们向新型农民的转变，来彻底改变农村的现状。因此下面我将着重从村治主体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于农村发展的影响。
我们要了解农村的村治主体在农村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首先要了解他们之间彼此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当前村治主体治理的方式。在《华中村治研究——乡村治理：理论、机制与实践》中指出，通过对学术史的研究，在关注对象方面，村治主体研究大体包括士绅研究、地方精英研究和体制代理人研究这三个部分。士绅作为传统的治理主体以儒家伦理，国家的非正式授权作为权威基础，随着国家政权的渗透以及村庄社会共同体的衰落而逐渐被精英所替代，而地方精英则多指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具有实际支配能力的代理人。但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变化，他们的实际控制能力也逐渐减弱。体制代理人则是受到国家正式权力授权的“合法代理人”，即村子中的村干部，村干部扮演着国家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这也指出了村干部在国家与村庄社庄中的二维地位和角色。一方面，他们要维持村民的利益，保证农村社会的良好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作为国家和农民沟通的桥梁，传达国家政策，代表国家的意志，甚至为了政策执行产生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体制代理人在村治主体中发挥着更为关键更为实际的作用，在村子中的影响力也较大。但村治主体却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书中提出“新代理人”这个概念，也正是这类人正逐步取代其他的代理人。
“新代理人”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呢？首先是由于当地政府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往往集中在本来就发展好的区域，如中心村等，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财政补贴，这样当地就可以通过财政拨款更好地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吸引各种资本的流入。而当地政府也希望通过财政拨款向发展较好的村子流动来实现“锦上添花”的作用，来实现短期收益，因为当地官员任职期一般就是短短数年，只要在这几年内把项目做好，那么对他来说任务就已经完成。由此自然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地政府过于重视政绩就会导致当地各村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穷的村子难以得到财政支持，更难发展。而且由于缺乏长远规划，只顾自己任期内的发展，当下一任官员任职后，为了自身的政绩，又会将前任的推掉重建，制定新的规划，因此产生越来越多的负债，反正身后由国家来“兜底”。缺乏长远规划，项目资金分配的非均衡性，注重于当下“面子工程”，导致各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低下，区域内部的贫富差距也逐渐扩大，这是影响当前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村治主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有广泛的社会关系，那么就能争取到用于本村发展的项目资金。但是往往这些体制代理人都是老实本分的人，难以通过自身能力来为村子谋取公益性收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国家与村庄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村民们从之前的向国家“交的少，剩的多”的存量逻辑转变为税费取消后，能得一点是一点的增量逻辑，对于村干部合格与否的标准也已经从处理矛盾时的公平提升为能够给村子带来的公共事业，这也要求作为国家政策代理人的村干部能够通过自己公关能力以及调动能力来争取项目。因而一个村带头人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展迅速的村子，村干部必须具有不断拓展人际圈的能力，并且关系网络重心对外，通过长期维持的人情和互惠关系给村子带来发展的项目。所以原本被选为维持公平，来减少交出税费的体制代理人则被逐渐淘汰，更多的是需要有复杂社会网络，交际能力强的精英来代替原有的体制代理人，因为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关系网络来为村里带来项目资金的援助，尽管他们往往希望利用职务之利来获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发生涓滴效应。
这些精英往往为人仗义，敢打敢拼，与政府和相关单位领导能够搞好关系，会在项目争取过程中花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就能给自己村子带来更多额外性的财政拨款。而且他们关系网络广，且外界关系网络丰富，能与政府官员保持长期的互惠关系，有部分人还能够与“黑灰”势力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样从黑白两方面都能够保证村子发展秩序的稳定。最后他们往往的利益空间都在村外，多数已经脱离传统农业生产，在农忙时节也会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于乡村的治理。但是在此过程中也会引起一些问题，他们会摒弃之前的村庄治理方式，而采取利益治理，即根据当前的治理需求，通过利益分配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并非根据公开投票的方式进行，尤其是碰到拆迁等一类事情时。结果是并未造成村庄治理的有效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由于他们靠的并非传统的治理方式，会使广大村民产生对村治主体合法性的质疑。这些“新代理人”也往往会将村民的权利和义务绑定，这也违反了权利义务的双向制衡关系。利用村干部身份牟利也是他们作为体制代理人的动力之一，随着国家主张发挥村民自治的权力，乡镇政府也较少干涉基层的选举，政权逐渐“悬浮化”，减弱了对于村庄的管控力度，这就导致村治主体的牟利冲动。
但是为什么村庄的权力结构还是保持稳定呢?无非来自于村民们所奉行的底线满足原则。在不损害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对于村庄的其他问题他们没时间管，也没能力管。这些“新代理人”带来的资源也会使村民受益，而且在当前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乡村本来就缺少人才，社会分层结构呈现扁平化的趋势，村庄中符合条件的精英本来就少，且项目的争取往往就是靠他们所拥有的关系圈。
但是如何破解当前这种情况呢？首先是要理顺国家、乡村治理组织和村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国家层面对于村庄的监督，可以放权给村民，但是一定要形成对于村治主体的有效监督，不能偏离国家制度化的要求。加大对于村庄项目的监督以及后续的验收和检查，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形成一定的威慑力，防止这些精英从中牟利。另一方面通畅村民表述自己看法的渠道，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政府政策的宣传与普及，减少治理主体和村民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增加在公共事务上村民的话语权，增加村民与治理主体在博弈中的主动性。通过对治理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发挥他们的带动作用，将反面效用降至最低，通过适当的政策制定，将“输血式”的帮扶性项目支持转化为“造血式”的产业发展，并以此集聚人才，吸引资本，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正如华西村成功的例子，在村党委书记吴仁宝作为村治主体的带领下，将集体主义与现代化的公司管理相融合，通过制度、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成功的带动了当地农村的发展，由此也再次可见乡村治理主体在农村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最后通过这次假期的调研，自己也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村，走进农村，感受农村，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对于农村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农村不在像我之前想的一样破败不堪，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新农村建设使农村产生了新气象，乡村振兴更是为农村产业的发展，农民致富的道路上打上一针强心剂，但是目前我国农村问题依然很多，再加上我国地缘辽阔，不同地区的农村问题也都不尽相同，因而这更需要我们这群三农人投身于农村，研究农村，为农村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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