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董仲舒取孔子仁者爱人和正己以正人的思想来解释仁义，说：“以仁安 人，以义正我，故人之为言人（他人），义之为言我（自己）也。”仁从“人”得 声，着眼点是他人，故仁人应以爱人为意；义从“我”取义，着眼点是自己，故义 者应以正己为意。他说：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 （承认）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法》）
仁的重心在爱人，义的重心在正己，这才是仁义的真谛所在。可是假仁假义的 大人先生们，却翩其反而，“以仁自裕，以义设人”，对人家严要求，对自己低标 准，颠倒是非，本末倒置。一个正人君子在行仁时，要全心全意地献出自己的爱心， 仁民爱物，唯恐不及，甚至连鸟兽昆虫草木，也莫不在他的博爱恩波的沐浴下，这 才叫真正的仁。同样，一个君子在行义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刻意内求自正，唯恐 不深，只要做到严以律己，一切利害得失都在所不计，故曰：“仁者正其义不谋其 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仁义就是我的本份，其功其利，一任天意，不在我追求的 视野之内。
礼：孔孟认为礼是仁义精神的物化，礼就是体现仁义精神的具体规定。董仲舒 将礼与天道齐等，与阴阳同化，说：“夫礼，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 贵贱、大小之位，而差（辨别）内外、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天既 生人，又生五谷长养之，复生舆服来威仪之；天既生民，又为之立君，复为之置辅 臣，形成等级……礼就是制定威仪，区别等级的具体规定，故曰礼“继天地”。天 有阴阳，人有性情，性善情恶，适应人的善性就更善，纵其恶欲将更恶，恶性横流， 天下大乱，于是圣贤根据人情制定了礼制来节制之：“礼以节人”；“夫礼体情而 防乱者也”，故曰礼“体阴阳”（亦即体性情）。礼不是对人欲的扼杀，而是对人 欲的正确引导，是对善性的适应，对恶情的裁节。他说：“民之情，不能制（禁） 其欲，使之度（合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 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一句话，礼的法则来自于天，本之于阴阳，礼不 是禁人欲，而是教会人们怎样过合理的、健康的生活。于是礼既有其客观必然性， 又有其主观必要性，礼便成离不了、逃不掉，也少不得的常道了。
智：儒学的“智”与一般的知识和智能有别。孔子说：“智者知人。”“智者 不惑。”智是明智之意。孟子说：智是知道仁义的实质并固守不失的智慧。看来儒 学的“智”是掌握了特定内容的大智慧。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智论，视智为以仁义 为内容的，能够辨别是非黑白的智慧。并认为仁智并重，“必仁且智”。如果一个 人不仁不智，却很有才能，那不但不是好事，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仁不智 而有才能，将以其才能辅其邪犯之心，而赞（助）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增）其 非而甚（加）其恶耳。”（《必仁且智》）就仁和智的关系看。仁是爱人的情意， 智就是保证你正确施爱的条件，二者相须而行，不可或缺。倘若“仁而不智，则爱 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同上）“不别”指不别亲疏贵贱；“不 为”即见义不为。儒家的仁爱以亲亲为大，推已及人，爱有等差，是有别；”墨家 主兼爱，爱无等差，是无别，孟子讥之；“墨子兼爱是无父也”。爱而不别，就难 免“无父”之讥。儒家主张见义勇为，孔子说：“见义不为，是吾忧也。”“爱而 无别”与“知而不为”都不可取，故曰“必仁且智”！
信：孔子“主忠信”，讲究为友之间的坦诚相交；又强调为政者的信誉，主张 “足食、足兵、民信之”。孟子亦要求“朋友有信”。董仲舒将忠移入信的概念之 中，片面强调人臣对于君主尽忠就是信，认为人臣“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 信也。”（《天地之行》）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由于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君臣、父子、 夫妇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哲学依据，使之既 具有神秘性，又具有神圣性，增强了她们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同时，董仲舒的三纲 五常，强调了“主体对于从属体的绝对权威，适应了秦汉以后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和 君主专制形势，一经产生便赢得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 的正统思想。此外，五常之道中“仁以爱人，义以正我”的命意，对保证专制政体 下实现正己以安百姓的典范政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受到正直士大夫的大力 提倡，成为儒士文人为民请命的理论武器。于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就这样 广范传播开来，多层次、多角度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致于一提起中 国文化，便有人一言以蔽之曰“三纲五常”。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是规范中国文化的 经典范式的话，那么，这种造型作用的完成，则是通过董仲舒改造原始儒学后，逐 渐实现的。
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位上继往圣起绝学，后为万世开太平的杰出经学家。
主要参考书：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董仲舒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标点本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页146—214
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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