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徐惠留下的诗歌，大部分是和自己的后宫生活和情感密切相关的女性作品，只有一首非常特别，即是《秋风函谷应诏》：
秋风起函谷，劲气动河山。
偃松千岭上，杂雨二陵间。
低云愁广隰，落日惨重关。
此时飘紫气，应验真人还。
从题目上看，这首诗是徐惠陪同李世民出巡，经过函谷关时的应制之作。在萧瑟秋风中，一个娇柔的女子与大唐天子并肩而立，看雄关落日暮云低垂，松涛暗涌， 山河变色。无论气势还是立意，苍劲而壮阔，这首诗如果不写出作者是谁，很多人会以为是边塞诗人的大作，根本看不出此诗出自深宫一名小女子之手。
根据《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贞观十一年到十二年（638年），李世民到洛阳住了一年，但往返的时间都是二月，《秋风函谷应诏》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写的。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世民又在洛阳待了一年，正月去，十二月回长安，此时过函谷关已是冬季。根据前面的分析，《人潼关》以及许敬宗的奉和诗应是作于此时。
最后一次，是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自长安出发，十一月到洛阳宫，这应该是与《秋风函谷应诏》中的描写最为贴切的时间。
函谷关离长安不远，阴历十月份相当于现在的阳历十一月。唐代关中植被比现在丰富，水量也多，气候湿润，那时候十一月应该比现在的还温暖一点。所以此时过函谷关，是可以看到秋风秋雨的景象的。
李世民在贞观十八年去洛阳，他的目的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在那里布置征讨高句丽的种种事宜。如果对《秋风函谷应诏》一诗的写作时候推断成立的话，洛阳并不 是徐惠此次陪驾的目的地，他们在洛阳停留三个月之后，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又跟随李世民及其大军继续进发，一直走到了定州。
从长安到河北，一路迢迢上千里，才女与大军同行，路上少了些舒适和浪漫，却多了一些肃杀威武。作为生活在深宫里的女性，这是徐惠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到外面金戈铁马的世界。
李世民御驾亲征，从定州出发时，当辽东城破、报捷传递到定州的时候，徐惠一定在翘首遥望，为大唐的胜利和皇帝的英勇而欢呼，为自己夫君的安危日夜悬心。
然而，高句丽一役未能实现“灭国”的目标，这一次远征成了李世民军事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遗憾。
徐惠比李世民小了将近三十岁，她没有经历过李世民的秦王时代，也不像长孙皇后那样，在李世民发动玄武之变时，亲自慰问将士，与夫君并肩战斗。
而高句丽一役，补上了徐惠的这一课。东征高句丽，是李世民登基后唯一一次御驾亲征，也让徐惠对夫君陛下的赫赫战功有了一次切身体验的机会。
辽东一役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后勤保障出了问题，隋朝四次征伐高句丽而不胜，主要问题就在于后勤保障不力。而李世民派太子李治留守定州的主要目的，就是监督后勤保障工作。
辽东气候寒冷，地形险峻，又多沼泽，恶劣的天气和地理条件使得粮草运输举步维艰。
隋炀帝第一次征辽时，因后勤运输征发了二百万人。虽然此次唐军最大限度地节省了民力，但后勤运输的压力依然严峻。大军出发不久，负责粮草运输的韦挺就因 工作不力被罢官，后来，负责河南漕运的崔仁师也因征夫逃走被免职。有一些地区的老百姓甚至不惜自残，以“福手福脚”来逃避征役……负担之重，民生之艰，由 此可见一斑。
定州作为太子李治坐镇的大本营，是前方各种消息的汇集地。徐惠作为嫔妃，身在内宫，自然不可能事事过问，但以她的聪慧和敏感，也绝不可能事事充耳不闻。
通过这一次定州之行，使徐惠明白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下层民众和士兵的疾苦，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册府元龟》记载，李世民征辽时，带了十位宫女随行，宫女们的主要任务是掌管玉玺兵符。这些常年生活在深宫中的女子，与十万唐军将士一道，勇敢地踏上了东征的漫漫征程。
当时辽东前线的条件何等艰苦卓绝，李世民的东征，最后因天气恶劣而被迫撤兵。归途遇上严寒，士卒马匹损伤惨重；张亮的水师，在渡海时漂溺而亡、葬身巨浪者就有数百人之众……
徐惠虽然身在大本营，但是前方将士们的艰辛，她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三年后，在那篇令她名垂千古的奏疏中，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窃见顷年以来，力役 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邱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往来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 致损，则倾数百之粮。”
这篇奏疏词句虽然华丽优雅，但却字字千钧，对现实的描述极为具体，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如此胸襟格局的文章，已然不是一个小女子单凭一点才情就能写出来的了。
关于唐太宗李世民与徐惠的感情，在《大唐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说是李世民自辽东凯旋后，李治命令留在定州的宠妃在路上迎接皇帝。看见后宫佳丽，李世民的龙颜大悦，表扬了李治会办事。
李治谦虚地说，这都是马周教他的，结果唐太宗重赏了马周。种种迹象表明，在定州接驾的嫔妃队伍中，一定有徐惠妖娆而美丽的身影……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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