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很多人说，导致安史之乱的主要因素，是安禄山、杨国忠、李隆基等人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安禄山和杨国忠等人还是整个叛乱的幕后推手。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古代封建社会皇帝、藩镇强权或者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帅，确实会对封建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还达不到主宰历史的地步。安史之乱其实不能完全由杨贵妃、杨国忠或者李林甫背锅，也不是安禄山、史思明等人一手造成的。从根本上说，爆发安史之乱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制度的原因。
任何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其偶然性，但更有其必然性。李隆基和安禄山两人只是决定了安史之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但无法阻止安史之乱的爆发。即便没有安禄山、史思明，也会有李禄山、张思明。有些史学家把藩镇割据严重化列为安史之乱的动因，那么，又是什么造成藩镇割据严重化的现象呢？
唐朝初期耕地多，人口非常少，推行府兵制的优势很大，但到唐高宗后期，府兵制的制度红利已经吃干净了，唐朝从此停止扩张，走下坡路成为顺理成章的正常现象。但李隆基个人想要有所成就，重塑大唐荣光，宁愿启用成本更高的募兵制，也要继续开疆扩土。
他是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一切不过是饮鸩止渴，宁愿放权给节度使，也要供养军队、继续用兵。这就好比暴发户的资产用光后，宁愿借高利贷也要充门面一样，看似风光一时，但总有还债的悲惨时刻。如果想要避免中晚唐烂局，唐玄宗即位后就该收缩边防，休养生息。
唐朝最开始建设的军制就有问题，府兵制，战时自带钱粮应征，免部分税，非战时为农，到后期土地兼并，府兵交不起税了，还要自带装备参加战争。
战争时间一旦久了，从20岁到59岁左右一直当府兵，农田还会被收走，税一样收。这种无利益还吃大亏的事情谁干，所以后期全跑完了，府兵制崩溃。朝廷为了省钱，不直接养兵搞成这样。
均田制也只是开始人少分地而已，人数一多起来，养不活，只能开放土地买卖，一开放买卖，那土地最终会集中到士族手中，原来农民只能转为不直接交税的佃户，而非自由民。这就是制度上的根本问题，早期会有好处，人数多了，制度不改就是恶劣情况。
安禄山只是河朔三镇和河北山东士族推出来的代理人，没有安禄山，那些世家大族和失意政客，就不会推出另一个人吗？
安史之乱根本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一次地方士族联合失意政客整合流民后的一场帝国叛乱，他们最根本的诉求就是改朝换代，不能改朝换代就将恶推到安禄山身上，他们继续入朝为官获得影响力。
安史之乱是河北山东新兴士族豪族对关陇贵族的一次挑战，而且很成功，叛将基本上被任命为节度使，唐朝彻底失去了河北山东的管控能力。最后，唐朝与其说民族融合，不如说是改发易服。
李唐承自北周的关陇集团，对北齐所在的河北抱有敌意；从开国时就对河北颇为苛刻，一次次把河北逼反，结果就是河北士民对李唐严重离心，即使没有安禄山，河北迟早也会有人反。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安史之乱本质上还是中央和地方、门阀与门阀之间的利益争夺。没有地方的支持，三镇之兵如何打碎唐朝，最后的平息也是门阀们关于利益的分配已经谈好了，已经不需要这场战争了，才逐步被平息。
李唐说白了就是从关陇集团出来的，两方合起伙一起吸第三方的血，三方权力崩塌，自然便是祸根。
个人对于李唐一直执着迁都洛阳有其他感悟，有些类似于现代的卫星城市，当城市原本压力过大无法继续推进时，将一部分压力以及新的动力向外转移，顺着降火老城市原本的巨大压力矛盾。这样的话，便有大量的土地空出来用于缓解王朝本身存在的巨大矛盾。
李唐需要空间换时间，但是，李唐将牌打歪了，这一新的利益本应该是三方共同，但经历武周政治事件的影响，使得计划破产，原先推出洛阳缓和三方矛盾的地方，却成为了引发三方矛盾激烈的导火索。可以看到的是，河北承担了洛阳大部分输血，那么离洛阳更近的关陇资源飞到哪去了，这就是问题节点。
安禄山打到洛阳后迅速兵解，无一不在证明，河北世家对洛阳本身有很大的矛盾，而后续从李唐回缩长安，基本可以看见事实的一角。
李家没有将洛阳本身属于河北的权益交到河北世家当中，他自己独吞了，估计关陇集团也有怨气，所以马嵬坡兵变可能是关陇借太子之手给李隆基的警告。之所以从这起，李唐全面走向下坡走，责任是三方的，不单单只有河北世家一方输出。
安史之乱是世家大族在反扑，而且反扑得还比较成功，大唐在后面好多年，科举制几乎又形同虚设了。各地军阀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豪赌，只是内耗太严重，被反噬了，从而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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