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者与评点
新时期《金瓶梅》的评者与评点研究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其主要标志是吴敢新发现的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和其中的《仲兄竹坡传》,以及以此为据撰写的《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和《张竹坡与金瓶
梅》两部专著。
刘辉在《〈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对此作了如此评价:
“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正处于探索阶段,只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明
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
这个评价是客观而恰当的。除此之外,使金学界引以自豪的学术成就还有刘辉的文龙手评的发现,黄霖等人的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者冯梦龙及其评
点的研究和对和素所写《满文本金瓶梅序》的研究等。
张竹坡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几乎可与《金瓶梅》相仲伯。然而世人对他的生平的了解与其名声太不相称了。
新时期以来,力图通过自身的努力填补这一缺域的学者并非无人,刘辉、黄霖和国外的芮效卫就是这类学者中的探索者。
芮效卫的《张竹坡评〈金瓶梅〉》便是这方面发表较早的一篇专论;刘辉早在二十年前就注意到了张竹坡,并曾计划写出一部《张竹坡评传》,且着手做了些准备
工作。
黄霖的《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可称得上是在吴敢的《张竹坡与金瓶梅》问世前的一篇对张竹坡家世生平发现颇多、且提供了有价值的搜寻线索的专
论,显示出新时期这一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尽管如此,他仍为寻找不到《张氏家谱》和其诗集感到苦恼。吴敢身处张氏故乡,有此意志,不惮勤劳,遍访张氏后裔,终于1984年竹坡后裔的房梁上找到了人们
盼望已久的《张氏族谱》,随即又乘兴追觅,接连发现了康熙六十年刊刻的《张氏族谱》、道光五年 刊本 《彭城张氏族谱》、光绪十六年抄本《曙三张公志》
等一系列珍贵的史料,蒙于张竹坡研究之上的迷雾得以澄清,张竹坡家世生平、著述思想的面貌终得公布于天下。
刘辉于1985年在柏林寺北京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金瓶梅》第三种译本——文龙手批本《金瓶梅》。
文龙乃清末人,他的批语直接写于张竹坡评语每回的后面,字数达六万余言。由于这个新发现的本子并未传刻,故不为他人所知。这一发现无疑对于小说批评史和
《金瓶梅》研究都具有补漏启新的意义。
刘辉在此基础上对文龙的评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文龙的评点摆脱了张竹坡评语的羁勒,没有因袭张竹坡的“苦孝说”;认为此书“是殆嫉世病俗之心,
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是书也”。
在对有些人物(如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的评价 上观点截然相反,这也有益于开拓读者的思路。
再者,文龙对《金瓶梅》是不是“淫书”“秽书”以及如何阅读,都作了较为全面、正确的回答,有其独特的价值。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向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黄霖对此涉足较早,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在《〈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冯梦龙与
〈金瓶梅〉的刊印》、《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等系列文章中,考证出评点、改写者是冯梦龙,对评点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些评点较有见地
地阐发了《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宝库,对金圣叹、张竹坡、脂砚斋的小说评点起了直接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了解它的观点,简直无法对金圣叹,特别是对张竹坡做出正确的评价。
王汝梅认为和素的《满文本金瓶梅序》继承、吸收前人对《金瓶梅》批评的成果,肯定《金瓶梅》为“四大奇书”中之佼佼者,并注意到此书写普通人物和丑社
会的特点,把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对《金瓶梅》的这种认识传播到了满族文人、臣僚和宫廷中去,促进了这部小说的流传与研究,评价客观、妥当。
四、本体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金瓶梅》本体研究尽管没有作者、成书、版本那样争论得激烈(任何一部小说研究都是如此),但这部小说的丰富内涵却得以多面的展示,它的独特性及其在中
国小说创作史上的地位受到了举世的公认,比起本世纪初鲁迅、郑振铎等人的评价来,无疑方法、视野、路子拓宽了,研究更深入细致了。
具体说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理论、方法的更新引起了主题研究的突破和深入。
其二是对性描写的日趋关注。
其三,艺术创作价值的历史审视。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是什么?新时期以来,人们在对以往的诸如“政治寓意”说、“讽劝”说、“复仇”说、“苦孝”说、“写实”说、“世情”说进行重新
审视的同时,又提出了不少新见。
如:魏子云的“影射”说和“性恶”说,郑培凯的“戒讽劝喻”说,黄霖的“暴露”说,孔宇述的“贪、嗔、痴”说,侯建的“变形”说,卢兴基的“商人悲剧”说,田
秉锷的“精神危机”说,宁宗一的“黑色小说”说,刘辉的“愤世嫉俗”说,朱邦国的“人性复归”说,池本义男的“人格自由”说,张兵、李永昶、刘连庚的“人欲
张扬”说,王志武的“性自由悲剧”说,许建平的“探讨人生”说,王彪的“文化悲凉”说等。
这些见解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观点,特别是普通的世情说、郑振铎的写实说。
一方面又渗入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意识,多数人已不满足于仅仅寻找文本对社会政治事件做了哪些反映和停留于对研究现象只作社会伦理道德的评判的方法,
而是兼顾作品的美学价值意义,以及用主体哲学意识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观,构成了新时期主题研究的社会层次、美学层次、哲学层次的三维结构模式。
人 们的研究视角已突破了文学的范围,拓展到了美学、心理学、宗教、文化学、人类学、哲学诸多领域。
学术的禁区被打破,表层意象的迷乱被破译,深层的意蕴被发掘。主题研究由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时代跃入了多元交汇的新时期。
当然,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必须建立在对文本全面具细地把握和对复杂现象辩证分析的基础之上,方可避免研究的主观随意性和片面性。
在上述创作主旨的诸说中,对此问题处理得较好,具有一定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是黄霖的暴露说、卢兴基的商人悲剧说,宁宗一的黑色小说说和田秉锷的精神危机
说。
黄霖认为《金瓶梅》最大的特色是“暴露”。
它是一部暴露文学的杰构,暴露的内容涉及从政治生活到人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有的评论者对黄霖的暴露说狭窄地理解为“对封建统治腐朽与罪恶的暴
露”,这未免有些片面、肤浅了,也曲解了论者的本意。
就我的理解,黄霖暴露说的理论基础是人的本质论——性恶论。即认为《金瓶梅》暴露了人性恶的本质,这是深层的暴露。
他说:“《金瓶梅词话》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作品的构思同时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财气’`四贪’之病上,特别是`情色’之累上。”
另一方 面,黄霖主张作品的特色是暴露,并不会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社会必然是满目疮痍、漆黑一团,为那种主张作者没有任何美的理想、作品具有严重的自
然主义倾向的理论提供依据。
因为黄霖的文章对上述的观点专有文字加以驳斥,并说:“在我看来,作者暴露现实的武器就是他所认为的`善’。
他向往的世界就是一个君明臣贤而人人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和正常秩序的善的世界。
他的创作目的就是要在`指斥时事’的同时,达到`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就是为了宣扬`善’道。”
由此可见,暴露说的论述是全面的。
论者并没有停留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而是兼顾到了伦理道德评判和主体哲学思考诸多理论思维层次,具有居高临下的理论透视和较强的思辨色彩,因而受
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往论及西门庆其人,往往以恶霸、商人、官僚视之,未能抓住其商人的主体特征,并由此入手探讨《金瓶梅》的主题。
卢兴基从文本出发,首先把这个西门庆同《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区别了开来,并结合《金瓶梅》产生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这一形象作纵向扫瞄,发现
“《金瓶梅》是一部具有崭新意义的古典小说,它的主人公西门庆是16世纪中叶我国封建末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兴商人。
作品的主题不是在暴露封建黑暗,而在于通过这个新兴商人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以及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表现资
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动”。 这是一部描写16世纪新兴商人悲剧的小说[①]。
这一概括准确地把握住了《金瓶梅》描写的实际内容,说出了人们久已想说而未说切的话,虽无理论的喧闹,却鞭辟入理,令人信其不谬。
人们在分析《金瓶梅》的人物形象时,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形象。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观察中国的长篇小说多是表现美或鞭笞丑,或美丑对照以丑
衬美,唯独《金瓶梅》是个例外。
书中没有美的理想,美的赞歌,新时期较早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美学的理论概括的是宁宗一。
他在《〈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文中指出：“按照一般的美学信念,艺术应当发现美和传播美。但是《金瓶梅》却选择了丑的题材,作者并没有改变生活丑的性质,而是把丑描绘得逼真传神。但他又承认作者在艺术上是化丑为美,只是没有能完全化丑为美。
他在另一篇《小说观念的更新与〈金瓶梅〉的价值》一文中,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金瓶梅》的主色调是黑色的,然而黑得美,黑得好,黑得深刻,在中国称得上
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
应该说,这一观点准确抓住了《金瓶梅》题材特点和作者独特的小说观,它与暴露说在某些方面是不谋而合的,与商人悲剧小说也无什么大的抵触,只是研究者的
理论方法、观察视角不同而已。
从主体哲学的角度切入研究作者的创作意向、主旨,是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的一个新走向。
田秉锷的“精神危机”说在《金瓶梅》主题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中华民族曾经发生过两次精神危机,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一次是在明中叶。
并从家族精神失落、男性权力的削弱、诸种关系的经纬交错、信仰的自相矛盾等方面,论证了《金瓶梅》对民族精神危机的叙述。
指出兰陵笑笑生既受了带有罪恶的欢娱色彩的新生活的吸引,又感受到这种铺天而至的生活给予的精神创痛,于是表现的激情与表现的忧郁相揉合,化成了那难以
言喻的一部书。
在所有表达作者创作的心理矛盾的理论中,田秉锷的这一解释最富有历史文化的厚重感和析理的透彻性。
《金瓶梅》中有一定数量的描写床笫行为的文字,对这种描写应做如何的评价,是本体研究中一块不可避绕的路障。在谈性色变的年代,这一问题成为禁区,文革
后,一般人对此也忌讳莫深。
随着人本哲学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文化解放思潮的涌起,讨论的文章才日渐多起来,自1986年第二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时起,对性描写的评价成为以后历
次会议不可缺的问题,且有日渐升温的趋势。
人们的认识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致：一是蒙在《金瓶梅》身上的“淫书”的恶名应该取消；二是从艺术审美的标准衡量,总的说来性描写的文字只注重性器官
的形状和机械的动作描述,且重复多,少变化,不能在心理上、情绪上给人以美感的享受,因而是失败的。
但涉及如何从文学以及文化的角度评价这些性描写文字,却有不同的见解。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从人本哲学的角度评价性描写,认为应当肯定人的合理情欲;作为人学的文学应当有描写性行为的文字。
有的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与《十日谈》中的同类文字一样,显示了人性的觉醒与解放,这在“天理”压倒“人欲”的明代中后期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也有人从中国文学传统和明代的文化环境分析了《金瓶梅》中性行为描写的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
还有人从一部作品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出发,断定《金瓶梅》中性描写的文字大都与深化主题,塑造人物和递进情节相关,写性是为了批奸,写性是为了示丑,写性是
为了“以淫说法”而达到禁淫的目的。
从这种意义上讲,《金瓶梅》描写男女之间性行为是一种突破性的贡献。持这类基本肯定观点的论者有章培恒、池本义男、黄霖、刘辉、及巨涛、卢兴基、吴
红、张国星、卜健、赵庆元、孟昭连、周琳、张兵等。
另一种是对《金瓶梅》中性描写持否定性意见。
认为无论从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看还是就它选择的表现方式论,都基本背离了艺术乃至生活的真善美,并在有意无意中产生了污染视听,引人堕落的恶劣作用,这
种描写既是迎合小市民的低级情趣的需要,也是作者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田耒、陈辽、徐朔方、徐柏荣、傅憎享、马征等人持这种否定意见。
还有人认为作者对男女性行为的态度是两重的、矛盾的。
一方面没有否定正常的有节制的情欲,认为正常的情欲和床笫行为的满足能给人带来快乐、幸福,而过度的性行为又会戕害性命,这种心理也表现于描写性行为的
文字中,有时字里行间流溢着他对性动作的欣赏,有时则掺入道德的贬斥意味。
还有论者肯定作者通过这些两性行为的描写,意在达到劝惩的目的,但客观的具体描写与主观的意图并非完全一致,难免渲淫之责。
也有人认为,尽管这种描写有其历史和当时那个时代的必然性,尽管作者的目的在于暴露西门 庆的罪恶,但它毕竟是这部不朽艺术品的污点。
持上述观点的有宁宗一、马美信、李永昶、刘连庚等。
看来对于《金瓶梅》中性描写的哲学、文学价值的评判日渐趋向一致,而道德的美学的认识尚难统一。实际上也无须统一。
对其社会道德影响的考虑是必要的,但目前的各种删节本,删节方法简单,块式切割,伤筋动骨,严重损害了《金瓶梅》思想精神和流贯的情节意绪表述。
有益的作法应是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文字进行系统的艺术修饰,以达到既不损害文本的原有精神和文字情意的流贯,又适合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这一工程并不大,而其意义则是无法估量的。
《金瓶梅》的艺术价值如同它的思想价值一样,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承前而启后、继往而开来的里程碑的意义。 以往的研究对此虽有所认识,但显得狭小
而粗泛。
新时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九大方面。
其一,是美学观念的转变。由写生活之美变为写生活之丑,由写人性之善美变为写人性之恶丑。此后的《两世姻缘传》、《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谴责
小说和近代的黑幕小说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其二,在题材选择上由写非现实生活题材转入以现实生活入篇,由写英雄人物转入写社会凡人庸人,由直写社会政治环境发展为主写家庭环境,由一家再现天下国
家,扩大了小说表现生活的视野,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纪元。
其三,由情节小说转变为性格小说,由描写单一的类型化性格变为主体的复合式典型性格,鲁迅关于“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
话,关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打破了人物描写“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评价应给予《金瓶梅》,《红楼梦》是受了《金瓶梅》影响的结果。
其四,在小说结构方面,由单线纵向曲线结构演变为多线纵横网状立体式结构。
周中明将其具体解释为由多个人物和故事的短篇连环型发展为由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贯穿全篇的有机整体型;由着重写某一政治、军事斗争的封闭型发展为
写整个社会世态和人生情欲的开放型;由单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的单色结构发展为以男女主人公并驾齐驱、经纬交织的杂色结构。
其五,情节叙述从传奇到情感化,从夸张的粗略的细节描写转变为逼真的琐屑的细节铺展。
其六,《金瓶梅》的语言在小说史上最富有特色,由粗略化发展为细密化,由理性化发展为感性化,由语意的单一化发展为多意并蓄化,人物的对话由单一鱼贯式发
展为交叉立体式,叙述语言由书面化发展为口语化。
至于《金瓶梅》中人物口语的方言、俗语、连珠和由此造成的趣味横生、活泼新鲜则更是独领众小说之风骚。
其七,由偶有所用的直露单调的讽刺手法发展为连贯出现,含蓄隐曲、系统多折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
诚如姜云所言:“没有《金瓶梅》在讽刺艺术上的开拓,就不会有《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成熟。[②]
其八,由着重于人物的行动到注重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局限于写人物群体心理到写人物独特的个人心理的发展过程。
由通过写实笔墨(如对话语言、独白、动作等)映现心理发展到充分运用想象调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表现复杂的心理状态(如梦境、戏曲、情词艳曲儿、讲佛经
等)。
其九,空间描写艺术由以纵向推进为主质变为纵向横向并重的纵横组合式,由无中心的散漫跳跃式发展为有固定空间的放射回拢式。罗德荣还用“趋窝和泥”一
词对《金瓶梅》时间艺术融合空间艺术给予形象地描绘。[③]
与上述充分发掘《金瓶梅》艺术价值的研究意向不同,美籍学者夏志清在《金瓶梅新论》中则分析了这部小说结构的凌乱,思想上的混乱以及引用诗词的不协调
等现象,认为《金瓶梅》在艺术上“恐怕只能归三流”。
当然《金瓶梅》的艺术表现并非没有缺陷。对此,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
如大量抄录、化用他人的作品,大段的琐碎的酒宴描写,不厌其烦的佛经故事讲述等,使整个作品显得冗杂芜乱,剪裁不够细致等。
然而,一方面这是写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的通病,连《红楼梦》这种花费了十年辛苦,增删五次的作品都不能免,何况写作匆忙草率的《金瓶梅》呢?另一方面,目光
只集中于其描写的混乱而不顾及作品整体的方法也是片面不足取的。
对此,国内的不少研究者纷纷提出批评,宁宗一说:“在对《金瓶梅》的艺术未作任何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把它打入`三流’,也颇难使人信服”。[④]
刘辉认为:“从整体来说,瑕不掩瑜,《金瓶梅》在艺术上绝非三流之作,而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上品。”[⑤]
新时期《金瓶梅》主体研究除了上述几个重要方面外还有一个不容疏忽的特点,即:人们已从主题研究的迷雾中解脱出来,不做那些因伟大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和研
究者视角的多变性而造成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主旨的事。
而是更多地把注意目标放在文本的具体现象方面。如:《金瓶梅》中的婚丧礼仪、傩戏与民间祭祀歌舞、民俗戏曲、小调,《金瓶梅》与其他文学的联系、与儒
学、佛学、道学的关系等等 。
这种研究以史料为基础,以理论为灵魂,论之有据,言之成理,可避免流于空泛。这是《金瓶梅》文本研究日趋深入具细的表现。
（全文终）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载于《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3两期，后《新华文摘》1996年第11期转载。收于《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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