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儒林外史》中人物的进退场
过去有些研究者认为《儒林外史》的情节纷纭、人物众多，但却没有贯 串始终的主角，因而批评它没有“布局”，没有“结构”；解放以来发表的 某些论著对此也予诟病。这种非难是从某些外国长篇小说有贯串始终的主角 这一观念而生发出来的。其实，外国长篇小说也并非全然如此。俄国现实主 义作家契可夫在《写给阿·谢·苏沃陵》中就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 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 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 为这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 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契可夫论文学》）。 这一见解，对于我们评价《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就很有启发。对于这部具 有某些独创性的作品，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应该 求瘢索垢，百般挑剔。
文学作品的结构无非是组织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的手段。《儒林外 史》作为长篇讽刺小说。它的结构主要在于安排一些小故事，展现不同的人 物性格，逐步加深作品的主题思想。我们仅从作者对于人物进退场所作的设 计上，就可看出这部小说的结构是紧扣住它所描写的一切人物故事的。它不 失为一部结构艺术极为独特的长篇作品。
（一） 吴敬梓为他笔下人物所设计的进退场方式极为自然巧妙，如不细心研究很难发现他的艺术匠心和创作意图。那种摇曳多姿、曲折入胜的进退场，既形象地刻画了人物性格、严密地组织了故事情节，又表现了作者或褒或贬的 鲜明态度。
《儒林外史》中人物的进场方式多种多样，极富变化。有的是着意介绍，有的却是偶然邂逅。在小说中，当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复杂的情节开始时，作 者有时并不立即直接进入主要阶段的叙述，而是采用逐步向读者交代必要情 况的手法，以渐渐激发起读者对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注意，从而引入有关这一 情节的主要人物。周进的进场即是如此。作者先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 几家人家在观音庵中议事写起，商量“闹龙灯之事”以后，又提起兴办学堂 延请塾师一节。此际就由夏总甲推荐了一位曾在县“衙门里户科总提控顾老 相公家”教过书的周进，并且介绍了他的生平遭遇。大家议定聘请之后，周 进方才在“门外狗叫”声中出场。这就表明穷书生要谋得一个馆地也不得不 依仗地保一类的恶势力；得到馆地之后，他又不知道要时时孝敬夏总甲，终 于又被辞退。在失去馆地之后，更加刺激了他向更高一级科举阶梯攀登的强 烈欲望，最后通过捐监，先后考中举人、进士，出任广东学政，从而生发出 后面一系列的故事情节来，一部反映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的讽刺长卷从此徐 徐展现。与此相反，也有些人物是在作者事先毫无交代的情况下进场的，如 鲁编修的出场，是在娄三、娄四两位公子在访问杨执中的归途中相遇的。这 位曾是娄中堂的门生、现时的“穷翰林”一时捞不到“肥美的差”，觉得与 其“白白坐在京里，赔钱度日”，“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因为他 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在他返回故乡的河道中与座师的公子却无意邂逅，世兄世弟自然要见礼畅叙。这种进场方式看似偶然，却是现实生 活中可能发生的，因而也就可信。同时通过他这种登场方式，在他与二娄的 寒暄中，就预先提示了鲁小姐与娄三表侄蘧駪夫的婚事，为后来的情节发展 埋下伏笔。
迟迟不出与突然现身也是吴敬梓为他笔下人物所设计的两种进场方式。 作者描写杨执中的入场颇为曲折，一再提及他的为人行事却又一再延搁他的 进场时机。在邹吉甫转述他的言论以后，娄三、娄四两公子对他十分钦佩， 认定这个“老阿呆”是一位“读书君子”，要家人去把他保出狱来。他们坐 在家中专候这个“君子”，却又不见人来。于是“命驾相访”，初访未曾见 着，再访又被“老阿呆”事先躲过。直到次年正月才通过邹吉甫的安排得以 相见，杨执中方才出场。而在他们相见之前，又描写了刘守备冒用娄府灯笼、 卖菱角的小船和鲁编修的官船以及鲁、蘧婚事。情节发展看似枝叶蔓生实则 横峰断云，下笔行文如波浪迭起但却筋脉连贯，从不同角度表现其人其事， 以激发起读者的注意。他一进场来，读者立即明白无误地认清他的呆中有伪 的性格。严贡生的入场则是在读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现身，他想巴结汤 知县却一时找不到机缘，听说县太爷的门生张师陆与范进正在关帝庙中等候 座师回衙，他就立即闯进庙中，主动上前攀谈，自我吹嘘，复命家人送上酒 席讨好巴结。作者通过他突兀其来地上场表演，辛辣地嘲讽了其言行不一， 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官场中为了高攀老师先结识学生辗转攀结的恶习。这两种 进场方式与前面讲的两种方式颇为相类，但亦不全同。前两种方式大多为了 安排情节发展的需要，这两种方式多半出自刻画人物性格的目的；前两种方 式是不用技巧隐蔽其技巧，而这两种方式则是故意显露出作者的有意安排。
《儒林外史》中还有些人物的登场或是彼此勾联或是参差错进。作者常常通过一个人物的活动牵连出一串人物来，从而彼此勾联上场，各自表演一 番。匡超人在搭船去杭州避难途中，先遇到自称名士的景兰江，于是这个头 巾店老板开始进场活动，并由此而引出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胡密之、 卫体善、随岑庵等一批所谓的“西湖名士”先后登台亮相。这种彼此勾联的 进场方式常常表明这一串人物气质接近、臭味相投，因而他们各自生发出来 的情节虽然各具特色，但却都暴露了他们丑恶性格的一个共同方面。参差错 进的入场方式则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既有格调不同的反面人物， 也有气谊相合的正面人物。余大先生的进场是因萧柏泉的推荐，但他见汤公 子并无“求教之诚”，所以辞去汤府之聘，不过余特确又因此一节方才入场。 余特虽然不就汤府之聘，却接受了虞华轩的“帖子”，并于“次日去回拜”， 慨然允应训教其子，这就导致虞华轩上场。余特的出场是由于辞聘，虞华轩 的出场则由于余特的受聘，余特的辞聘说明他与汤公子大异其趣，其受聘则 表明他与虞华轩声气相应。这种参差错进的入场方式，使得情节的发展错落 有致而不单调板滞，也使得不同类别的人物性格相互映衬更其鲜明。
吴敬梓还运用前后绾连与逐个转递的方式，让他笔下的人物上场演出。 王惠出任南昌知府后，就把前任太守蘧佑、蘧景玉、蘧駪夫祖孙三代前后绾 连起来。不过，蘧氏三人的出场虽由王惠一人所绾连，但作者写得极其婉约 多姿，各具特色。蘧佑是以前任太守的身份“来拜”现任太守王惠而出场， 他以“年老告病”为由，早已“出了衙门”。他的出场即意味着退场。蘧景 玉虽然前此在山东学道范进幕中偶一露面，但他的主要活动却于此际方正式 开始。此时是替乃父向王惠移交而出场，他早年的“幕客”生涯却正是今日办理交接事宜的有用经历。所以尽管王惠十分贪求，他办得也很爽利。如果 说景玉出场正值王惠仕途得意之年，那么駪夫上台则为王惠落魄逃难之日。 景玉、駪夫父子的先后出场，在折射出王惠的性格和遭遇的同时，也从客观 上反映了仕途中的险涛骇浪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变幻莫测。三“牛”的登 场则是运用逐个转递的方式。牛布衣不死，牛浦郎就不能冒名顶替；而牛浦 郎不假冒名士，攀结官府，就没有条件傲慢尊长“舅丈人”，也就不会出走， 当然也就失去在赴安东船上遇到牛玉圃的机缘。而“小牛”一旦遇到“老牛”， 作者的聚光灯就集中在“老牛”身上，使他一时成为舞台的主角。他们逐个 脚跟脚地进场，又似走马灯地转递下场，有的病死（如牛布衣）、有的退为 配角（如牛浦郎），但他们各自生发出来的故事情节并未中断，他们各自活 动的社会现实依然仍旧，有其绵绵不断的连续性。
在吴敬梓笔下，有的人物一进场就面临着尖锐的矛盾，但有的人物出场 只起了陪衬和补充的作用。前者如沈琼枝是被其父沈大年送往扬州宋家成亲 时出场的。在常州贡生沈大年看来，宋家自然应该把女儿琼枝“当作正室”； 但在盐商宋为富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中的一个，根 本不当一回事。双方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因而她一出场就处在严重的对立形 势中。她在此际的作为却颇有决断，逃离宋家，远走高飞。这种进场方式是 把情节发展较为缓慢的一段过程留在作品画面以外，而从情节发展趋向急剧 接近高潮时刻加以横切表现，迅速地把人物推向矛盾漩涡，通透地描绘出人 物的性格，让读者立刻了解到人物在情节发展到高潮时的表现。与此相反， 有的人物在出场时，并非情节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却又不可缺少。他们出场 活动，可以烘托主要人物，使他们的性格更加突出；又可补充交代作品画面 以外的某些往事，使故事情节更耐人寻味。薛家集的农民宴请周进时，就请 了梅玖“做陪客”——他一生只是“陪客”，先“陪”周进，后“陪”周进 弟子荀玫。这个“新进学”的少年秀才对“花白胡子”老童生周进极尽挖苦 之能事。没有他，周进依然入场，情节依然发展；但有了他的挖苦嘲讽，就 形成后来导致周进撞“号板”的心理因素之一。因而这个“陪客”的活动也 就自有其作用。万青云一出场，作者就用隐约委婉的文字，把他和高翰林早 年在扬州时与“盐务的诸公”相互勾结的一段肮脏历史补叙出来，从而加强 了对这位翰林公现时言行的抨击力量。自然，就万青云这一角色来说，他的 主要活动还在其后，但作者如此安排他的进场，具有回环映带、远近衬托之 妙，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吴敬梓有时安排两人同时进场，但却一实一虚；有时通过人物的上场既刻画人物描叙情节，但却有主有次。前者如五河县的彭乡绅与方盐商，在他 们进场之前，无论是作者的正面介绍，还是书中一系列角色如唐三痰、赵麟 书、余敷、余殷、唐二棒椎、姚老五以至成老爹之流的议论，都是把他们相 提并举，满纸彭、方。但实际进场的却只是方盐商，作者描写了他与厉太尊 公子的吃喝玩乐、与权卖婆在尊经阁上的谈笑风生，并予以讥刺抨击。而彭 府几位“老爷”只在送方老太太神主入节孝祠的队伍中一晃而过，可见前文 只是虚写。这种相提并举而有虚实的进场方式，不仅省却许多笔墨，而且也 表明作者对方盐商的憎恶更在彭乡绅之上，通过具体描绘，实录其种种丑态， 予读者以深刻印象。一般说来，文学作品的情节是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段，而 人物性格的展示又离不开作者对情节的组织，人物和情节具有密不可分的相 互作用的关系。吴敬梓让他笔下的人物在进场之初立即通过他们所触发的行动展现他们独特的性格。不过，也有些人物在进场之际，作者描写的重心并 不在于立即展示他们的性格，而在于着重抨击某一社会现象。例如荀玫的名 字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是举人王惠在塾师周进批的“仿”上所见。当时王 举人极为惊讶，因为他曾梦见自己与荀玫为同榜进士。此时作者已将荀玫安 排进入作品，但并未描写他的任何活动，当然也不能表现出他的性格。荀玫 的正式上台演出却是在十几年以后，那时范进出任山东学政，他果然与王惠 成为一老一少的“同年”进士。由此可见，尽管作者对荀玫后来的夺情等等 行径有所谴责，然而在他首次入场之际，却并非表现其为人，而在于通过他 的名字为王惠所梦见的情景，抨击了科举制度的荒唐无稽。显然可见，荀玫 与读者初次见面，作者的目的在于绘事而不在于写人。这种主次分明、虚实 配合的进场方式，正表现了作者不同的态度。
对于理想人物的进场，吴敬梓更是精心设计，着意安排。作品中出现的 正面人物有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人，特别是虞育德更是“书 中第一人”（天目山樵批语）。据金和《〈儒林外史〉跋》所云，虞育德的 原型为“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是作者“生平所至敬服者”，“故书中表 为上上人物”。作者极其庄重地描写他的进场：在他进场之前先写杜少卿入 场，由杜少卿出场引进迟衡山；再由杜、迟二人导致庄绍光出场；最后才由 杜、迟、庄等人众星拱月式地捧出虞育德，充分显示他的崇高身份。
杜、迟、庄三人的进场也各有特色。杜少卿入场前，有族兄杜慎卿和父执韦四太爷对他的议论，杜慎卿说他是个“最好做大老官”的“呆子”，韦 四太爷却说他是“大江南北有名”的“豪杰”。这截然相反的评价必然激发 读者想要亲见其人的强烈愿望，于是在韦四太爷前来访问时，他出场了。迟 衡山的进场，则是杜少卿前往白下表侄卢华士家中所遇见。迟衡山是卢华士 的业师，少卿见他“不是庸流”，便“一见如故”。杜少卿是住在家中受人 访问而登台，迟衡山则是因杜少卿出门访客而出场，何其婀娜多姿，变化无 穷。如果说迟衡山登台是杜少卿无意邂逅，那么庄绍光的出场则是杜少卿的 有心拜见，而且初访再访，其中又因七事八事，一再延宕彼此相见的时机， 颇经曲折始得见面，真是波浪迭起，疏密相间。
杜、迟、庄三人先后进场会聚以后，最重要的活动是彼此议论礼乐，募捐修泰伯祠。这时方才由迟衡山说出：“这所祭的是个大圣人，须得是个圣 贤之徒来主祭，方为不愧。如今必须寻这一个人。”在远近相托、反复铺扬 之后，引出“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这一回书来。作者如同司 马迁写《史记》一样，特为这“上上人物”立传，把这位“真儒”、“名贤” 的生平大节作了详尽介绍，然后才让他出场。他出场后的表现又与杜、迟、 庄不同。作者是从他来南京国子监任职开始，正式描写他的活动。他虽然身 为“博士”却“无学博气”，虽然高中甲科也“无进士气”，因而任职之初 不是坐等士人来拜，相反却主动先访当地宿儒：庄绍光推辞不见，杜少卿却 与之相会；在少卿赞美之后，庄绍光才偕同少卿同去回拜。这样回环映带、 错落呼应的进场方式，不但表现了虞育德谦恭下士的品德，也说明他之所以 能受到广大士子的眷恋和追慕并非偶然，确为儒林中的“第一人”。
总之，吴敬梓在这部人物众多、情节纷纭的小说中，以极其纯熟而精湛 无比的艺术技巧，根据人物性格的特征和故事情节的需要，时或浓笔酣墨、 时或精镂细刻地设计了各自独特的进场方式，不但自然而且巧妙，看似偶然 却具必然，波澜起伏但却筋脉连贯，奇峰突起但却真实可信。
（二）
《儒林外史》中人物的退场方式，相对来说不如进场方式那样百态千姿， 但这并非作者才力不济，而是由于人物的退场必须符合情节发展的必然逻 辑，必须符合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向。这就与作者对社会发展远景的展望 度有密切关系。不能设想，未曾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武器的旧时代作家，能够 高瞻远瞩地了解到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尽管一些忠实于现实的作家能够根 据他们的社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生活洪流的趋势，但却很少能正确 地指明社会发展的清晰远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为他所描写的人物设 计的退场方式，不如进场方式那样摇曳多姿、令人眩目，这与他受历史的局 限性是分不开的。例如科举场中人物以及盐典商人的下场，常常交代得不那 么明确，因为如众周知，在清代科举制度自顺治朝恢复实行以来，雍、乾之 际正处于鼎盛时期，盐商势力则自康熙朝以降逐步扩大，到乾、嘉之际达于 极盛。身历康、雍、乾三朝的吴敬梓，虽然对这两类人物极端厌恶，但却无 法预见他们的最后结局。不过，吴敬梓究竟不愧为大家，尽管他无法预见这 些人物的结局，但却凭着“公心”，仍然精心地设计了他们不同的退场方式， 或明写或暗喻，表露了作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吴敬梓和许多作家一样，经常运用艺术的对比来刻画人物描绘场景，在人物退场方式的设计上也常运用对比，从而更为显明地表露了自己对这些人 物的不同态度。例如先后紧跟着入场的杨执中和权勿用，二人都是清客，并 无本质区别，但杨执中较之权勿用究竟要“老实”一些，只是呆中有伪，而 权勿用纯是伪中有诈。所以作者让权勿用被萧山县差人“一条链子锁去”， 而当此际却于杨执中的去向未着一字。虽然后来从浦墨卿口中说出杨执中已 经进京，从陈木南口中说出权勿用已经昭雪，但那只是虚写，而对权勿用被 锁走的下场却予以具体描绘，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杨执中的下场略 胜过权勿用，是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憎恶程度有所不同，那么比较“本分” 的严监生的下场却不如一向不守“本分”的严贡主，就流露了作者强烈的愤 慨之情。严监生虽和所有封建地主一样残酷剥削农民，但尚未有其它罪恶行 径；而乃兄严贡生却迥然不同，拦人的猪，讹人的钱，霸占弟妇财产，无恶 不作。可是他闯下“祸事”以后一走了之，乃弟严监生不得不为之处结。从 此，“本分”的严监生气恼交加一病不起，而极不安分的严贡生却在京里攀 结上范进，居然陪同范通政大人返回故里省墓，也说得上不是衣锦荣归的“衣 锦荣归”了。严氏兄弟不同退场的对比，不但暴露了世道的不公，也倾泻了 作者的不平。张铁臂和万中书的下场与此颇为类似。张铁臂伪作侠士，出入 湖州娄府和天长杜府，依靠豪门贵族骗取一点残杯冷炙，然而却被蘧公孙“看 破了相”，因而“存身不住”就悄悄返回故乡去了。假中书万青云则不同， 当他被捕以后身份败露，其东道主高翰林、秦中书出于自身利害不得不出银 一千二百两，为其保举了一个真中书，“一场焰腾腾的官事”就被“一瓢水 泼息”。但他并未从此收敛，居然老着脸皮“仍旧穿了公服到这两家谢谢去”。 在作者笔下，小骗子为衣食骗人却不能见容，而大骗子倒能骗到一官半职； 张铁臂尚有羞耻之心，而万青云却恬不知耻。这种对比的下场，既深刻地反 映了“有了钱就是官”的黑暗吏治，也表现了作者对这两个不同人物的抨击 程度有所差别。作者不仅在不同人物退场时运用对比，而且也常常将同一人物的退场和他的进场相对比。王惠的上场，是在山东兖州府薛家集河中乘着 “一只船”飘然而来，那时还只是举人，尔后中了进士做了南昌太守，又升 任南赣道，真是前程似锦；然而他的下场却是远窜四川，病死在成都乡间的 竹山庵里，寂然而去。这个被朝廷认为是“才能干济之员”的王惠，却以曾 降过宁王的罪名被缉捕，这不但是对统治阶级的所谓能员的一种嘲讽，也暴 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已趋激化。汤奏一上场，就为了维护“朝廷体统”， 要发兵去“尽行剿灭”“逆苗”，极其慷慨激昂、轰轰烈烈；然而其下场则 是“着降三级调用”，回到故乡，角巾私第，教子读书，诗酒自娱，渐渐寂 寞无闻了。与此类似的还有萧云仙，他上场时弹打恶和尚赵大，正当英勇少 年；尔后“替朝廷效力”的结果却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如果说汤奏 “率意轻进”尚有贪功之意，那么萧云仙平定青枫却全出自“半生忠悃”， 但都落得如此下场。他们两人上场时何其激烈，下场时又如此悄寂，正暴露 了封建朝廷的举措失当，有功反受其罚，这在客观上就具有了抨击政治黑暗 的意义。
除对比手法以外，吴敬梓还设计了其它一些方式的人物退场。如鲍文卿 初次登场是出自“爱惜人才的念头”，向主人崔按察司“双膝跪下”，求他 赦免“斯文”向鼎。与此相照应，他的下场即其死后，作者则安排已升任为 道台的向鼎来到他的柩前“恸哭了一场，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并亲 自写铭旌，称他为“皇明义民”，落款为“老友向鼎顿首拜题”。这就回应 了前文，又表现了两人的性格。又如胡屠户是在女婿范进考取秀才时进场的， 当时气势昂昂；范进中举以后，虽然他还曾出面，但已换了一副卑谀胆怯的 面孔，有客来拜女婿时，他“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及至范进中了 进士，此人便再也不曾露面。以后范进做了通政大人，他和范进的关系如何， 本人的表现如何，颇耐人寻味，作者未着一字，一概留与读者去猜想与品评。 再如危素本为元朝官僚，而在“归降之后”，仍然“妄自尊大”，居然“在 太祖面前自称老臣”，惹恼了朱元璋，而被“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余 阙却是元朝安庆守将，与陈友谅作战身亡，让“危老先生”去替余阙守墓， 这样的结局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危素也就在读者的嘲笑声中退场而去。 这些退场方式的设计，虽然出自作者的匠心，但却未能揭示这些人物在 退场之后的归宿，可以说这是由于时代所限，作者无法预见他们的今后命运，因而只能做出这种无法预见其将来的退场安排。
至于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他们的退场又另具特色。作者从自己大半生 的社会实践中终于明白原先倡导的礼乐兵农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破 灭，他不得不“黯然销魂”（天目山樵批语）地感叹道，“话说万历二十三 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 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他原先寄寓着理想的人物已面临着没落 的命运。这些人物又都是作者曾经钟爱过的，他不能像安排否定人物那样， 运用明讽暗嘲的艺术手法，对他们不可预见的前景设计出不同的退场。可是， 他们既然已上场演出，就必然要下场卸妆，这是情节演进所必需，也是作者 无法回避的责任。但设计他们的退场又不能违背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 作者只能用极为“伤神”的“淡语”（天目山樵批语）为他们安排了不是结 局的结局。虞育德在南京国子监“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但 还不能保障“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因而仍然要谋一官职“再积些俸银”以 便养老不得不去浙江为宦去了。杜少卿在原籍的家产已经卖尽，寄寓南京时经常依靠虞育德替他介绍为人代撰诗文，换得一些银钞度日。虞育德离开南 京时，他便极其伤感地说：“老叔已去，小侄从今无从依归矣！”此后不久， 他在南京果然住不下去，只得投奔虞育德去了。庄绍光一向讲究礼乐，因而 以到“故乡去修祖坟”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活动。迟衡山平素主张要“助一助 政教”，所以他的结局是“到远处做官去了”。至于沈琼枝，虽然在她身上 具有一些“新人”色彩，但作者并不全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在江宁知 县致书江都知县，“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以后，只交代一 句“此是后事不题”，又是不结而结。也许读者会觉得这几个人物的退场方 式不如否定人物下场那样或使人瞠目，或令人粲然，然而这却是作者在觉察 到礼乐兵农理想破灭以后所可能设计出来的最符合这些人物身份、性格、学 养和际遇的退场方式。
吴敬梓在精心安排理想人物退场以后，又添写了“四客”。这在整部小 说中虽然仅仅一回书，但其分量却不容忽视，它表明作者的理想已有所转变， 显示了作者对生活发展的远景有所预测的意图。这颇使我们想起列夫·托尔 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巨制来。虽然作者在序言中表明他无法预见自己 笔下人物的结局，然而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于主角娜塔莎·劳斯托娃和彼尔·别 尔豪夫终于团圆、小说的正文结束以后，作者又添写了一段尾声。这段尾声 不仅与小说的正文紧密结合，而且还展现了这些人物的未来命运，透露了作 者对社会生活趋向的展望。《儒林外史》中“四客”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同样意义。只不过这“四客”并非小说正文中曾经出现过的人物，而 且由于吴敬梓的时代更早于列夫·托尔斯泰等等条件的限制，他对于自己重 新寻找的理想人物是否就能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没有充分把握，因而 在赞美他们的同时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迟疑。这些，在为他们所设计的退场 方式上也有所反映。“四客”中只有盖宽的结局是被人请“到家里教馆去了”， 这可能与盖宽原是有钱人家子弟，和作者属于同一阶级的读书人，而又十分 钦迟礼乐的化身——虞育德不无关系。如果说作者在“四客”中独独偏爱盖 宽，那也只是作者在意识到原先理想的迂阔和必然破灭之后尚有恋恋不舍之 情的不自觉的流露。作者在描写“四客”时，也唯独对盖宽才流露了极其伤 感的情绪，这正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心境的反映。至于其余真正出自市井中的 三“客”，作者在安排他们进场之后作一表演随即截然收束：寄住在天界寺 中的季遐年，在痛骂施乡绅之后，“依旧回到天界寺里去了”；卖火纸筒子 的王太，在杀了“天下的大国手”马先生的“矢棋”以后，“哈哈大笑，头 也不回，就去了”；裁缝荆元则去种菜的于老者园里弹琴，一直过着“天不 收、地不管”的生活。作者虽然以赞扬的笔触描写了三“客”的作为，令读 者耳目一新，然而在那混浊的社会中，这三“客”的命运如何呢？“看官！ 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就流露 了作者的迟疑。正因为此，他只能创造出这种新颖的方式让他们一一退场。 这表明他终于从礼乐兵农的理想中逐步清醒过来，把他的目光从广大士子身 上转注到市井小民中去。
综上所述，《儒林外史》中人物的退场也和他们的进场一样，都是经过 作者深思熟虑后所安排的，是为组织繁复的情节和紧扣一切人物的需要而设 计的。作为结构艺术，一个方面的人物进退场的方式，吴敬梓极为讲究，颇 见功夫，这正表明《儒林外史》确为一部不同于一般结构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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