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空城计”，世人皆知是诸葛亮当年北伐时，第一次出师就因“马谡失街亭”而被迫退兵，为防御司马懿的追兵，诸葛亮在西城城楼上镇定自若的弹琴，城门大开，门口只留几名年老的士卒在扫地。司马懿追兵至西城门前，见此情景，怀疑城内有伏兵，急令退军，事后司马懿方知是一座空城，又中了诸葛亮的计谋。所以，“空城计”亦称“西城弄险”。《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中将这段故事的前因后果写的惟妙惟肖，生动细腻，从此，诸葛亮的“空城计”便世代传颂，妇孺皆知，成为寓意深刻的千古佳话。但是，世人并不完全知晓，诸葛亮一生中根本没有设计表演过“空城计”这出戏，《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有就当时的事实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历史资料的真实记载，便可看出其中的差异。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建兴“六年（228年）春，（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率众拒之，（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曹睿）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汉县名，在今甘肃省秦安县北九十里之陇城镇），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
又据《三国志·蜀书·马良、马谡传》载：“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马）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拒，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谡（死）年三十九”岁。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亦载：“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
从上述史实来看，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马谡失街亭确有其事，但根本无“空城计”之说，与马谡军交战令蜀军大败而迫使诸葛亮退兵汉中的是魏将张郃，并不是司马懿。
据《晋书·宣帝》记载：“明年（魏太和五年，231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司马懿）西至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这段记载说明，司马懿是在公元231年（蜀建兴九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率军出祁山”时，才被魏明帝曹叡封为都督，屯住长安，并统领雍州（辖郡9，治所长安，今西安市西北）、凉州（辖郡、国12，县98，治所，今甘肃省武威市）各路兵马，正式与诸葛亮的蜀军接触对垒的，较公元228年正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出祁山、失街亭晚三年多，因此，当时司马懿根本没有条件追击蜀军而迫使诸葛亮上演“空城计”。那么，“空城计”究竟是怎样演化出来的呢？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魏）延军错道，径直前六十里，所侦侯白宣帝（将所侦查的情况向司马懿汇报）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劳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猥亮（害怕诸葛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去，山明日食。时谓参佐扶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我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侯逻还（侦察兵回去后），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司马懿知情后，深深地懊悔。
这段记载是说，当初，诸葛亮在今汉中勉县的古阳平关屯驻，派遣魏延等诸路军马东下，自己身边只留有万余人守城。这时候，魏将司马懿率二十万大军来迎战蜀军，结果与魏延等蜀军偏偏错道，司马懿径直向阳平关开而来，距阳平关城约六十里时，前方侦察哨探向司马懿报告说：“诸葛亮在阳平城中兵少力弱。”此时的诸葛亮也知司马懿大军将至，兵临城下，危在旦夕，欲追赶魏延等大军又相去较远，如出城迎击魏军，又徒劳无益，蜀、魏兵力悬殊太大，于是，蜀军将士皆失色而不知所措。这时侯，诸葛亮反而神情自若，他要将计就计对付司马懿，于是号令军中皆偃旗息鼓，不许妄自走出营帐庵舍，同时大开四城门，令军士洒扫城门街道，来个虚张声势，以达到蒙骗司马懿的目的。司马懿来到城下一看，不知所措，他一向认为诸葛亮谨慎，见此状便怀疑其城内有伏兵，不敢造次，于是自引军北去。诸葛亮遂后扶手大笑向身边将佐说：“司马懿必说我胆怯，肯定有伏兵，所以才循山而撤兵。”后来，哨探向司马懿报告了事情的真相，司马懿深恨自己无能，错过了良机。这段故事，与《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的“武侯弹琴退仲达”的故事情节基本一致，这恐怕就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空城计”故事发生的原始素材吧。
郭冲其人其事已无从查考，疑为魏晋时人。他所写的《三事》中的“空城计”故事被裴松之引注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但明显失真而不可靠。
首先，古阳平关在今勉县城西四公里，今天的武侯镇所在地。据清代《沔县新志》记载：“阳平关关城为西汉初年萧何所筑，周长十五里，有三门，东曰镇江，南曰定军，西曰拱汉，东、西具为重门，因关城修筑在沔水之阳（北面）的平坦之地而名。”说明阳平关历来只有三门，哪有四门？诸葛亮在公元227年（建兴五年）率军北伐曹魏时，进驻汉中，“营沔（水）北、阳平、石马。”曹魏当时的军队在秦岭以北和西北，而不在秦岭以南的东面。再则，汉中自219年到263年上半年，一直属于蜀汉国所辖，魏国根本来不了，所以，说诸葛亮派魏延率大军东去，又与司马懿的大军偏偏是错道而过，就地理位置而言，纯属南辕北辙，无稽之谈。
其次，诸葛亮初与曹魏交战的是张郃而不是司马懿，司马懿在建安二十年（215年）随曹操征张鲁来过汉中一次，此后再也没有到过汉中。所以，裴松之在注释中明确说：“此时，宣帝（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镇宛城”（今河南南阳），至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大都督曹真病死于洛阳后，魏明帝才令司马懿接替大都督之职，“始与亮在关中相抗衡耳。”在这之前，虽然“魏常遣宣帝（司马懿）自宛由西城（今安康市）伐蜀，值霖雨不果（此指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国三路大军攻打汉中未遂）。此之前，无复有与阳平交兵之事”。所以，裴松之提出质疑说：“就冲所言，宣帝即率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垂，何至便走乎？”连裴松之在注释中都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真是郭冲三事所说的这样，司马懿怎么又会轻易地走呢？
再则，据笔者实地考察，街亭在今甘肃秦安县的城北90里之陇城镇；西城，汉置县名，在今安康市汉滨区；西县，古县名，秦置晋废，在今甘肃天水县西南的长道镇。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街亭后退兵时，“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就是这里。从上述地名的具体方位来看，“空城计”故事情节，尽管写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但就历史事实和地理位置而言，实属东拼西凑，南辕北辙，根本没有任何可信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诸葛亮本无“空城计”之史实故事，《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故事演化是根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的虚构故事而加工所成。罗贯中在“抑刘眨曹”的正统思想支配下，为“壮诸葛之多智”（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在“失街亭”的史实之后，巧妙地加进了这段虚构的“空城计”故事，经过罗贯中和毛宗岗父子的几次艺术加工，使整体故事合情合理天衣无缝，使诸葛亮的智慧再度升华，使读者入神，过目不忘，代代口传，经久不衰，成为中华民族民间文学故事的精华。因此，尽管“空城计”故事纯属虚构，可是老百姓历来都根本不去分辨真假，他们宁可信其真，不能言其无。所以，在近代史上，竟先后出现了“街亭”和“西城”地望之争的就有好几处，如：甘肃省庄浪、天水；陕西的凤州、略阳、勉县、安康等。这无疑是因为“中华智圣”诸葛亮的缘故，同时也归功于罗贯中、毛宗岗等文学家的精美构思与妙笔生花，才使“空城计”的虚构故事脍炙人口，代代相传。
三国时期，诸葛亮虽然没有唱过“空城计”，但是赵云的确表演过“空营计”。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引《赵云别传》载：219年，蜀老将黄忠袭杀魏大将夏侯渊于定军山后，“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赵）云兵随（黄）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之势逼随前突其阵，且斗且却（且战且退）。公军散，已复合，云陷敌，还取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分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唯以戎弩（强弩）于后射（曹）公军，公军警骇，自相蹂践，坠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次日早晨）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这段记载，说明赵云曾在219年和曹军争战于今勉县汉水以北的天荡山时，曾使用“空营计”，诱骗曹军上当，吓退了曹操，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
注：本文已经在2013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郭清华《三国风云定军山》专著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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