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管窥（79） 给君子说话的机会，不给小人讨好的空间

   

                   给君子说话的机会，不给小人讨好的空间

                                          作者：叶江山

       太和六年十二月，魏明帝准备起兵伐蜀，朝臣内外都说不可。侍中刘晔入宫见皇帝说可以伐蜀，出宫又对朝臣们说不可伐蜀。中领军杨暨是明帝亲近的大臣，对明帝竭力陈述伐蜀的风险。明帝说：“你是个书生，哪里懂军事！”杨暨说：“我的话固然没什么份量，但侍中刘晔是先帝谋臣，也常说不可伐蜀。”明帝说：“刘晔对我说可以伐蜀。”杨暨说：“您可以召刘晔来对质。”于是明帝召刘晔进宫问话，但刘晔却缄口不言。等杨暨离开后他对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我睡觉都怕梦中泄密，哪里敢向别人说可以伐蜀！兵者诡道也，陛下您这样公开讨论伐蜀的事，我担心敌国早做好了准备。”明帝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不再追问他。刘晔出宫后责备杨暨说：“钓者如果钓到了大鱼，一定要先随着大鱼游走，等到可以制服时再牵引钓绳，这样才能捕获到它。国君的威势岂是一条大鱼可比。你确实是一个直臣，但计谋不足，还要好好历练学习。”（对皇帝的近臣说这样的话，足见刘晔是自作聪明）杨暨当时对他表示歉意。后来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侍上不忠，善于趋奉皇上刻意迎合。陛下可以试探与他讨论问题，您心里赞同的事情就说不赞同，如果刘晔说赞同，那就说明他真与陛下同心；如果他也说不赞同，那就是刻意迎合。”明帝照那人说的去做了，果然发现刘晔是刻意迎合，就渐渐疏远了他。刘晔见皇上看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就精神失常而发狂，被赶出皇宫后在忧郁中死去。

       尚书郎廉昭以才能受到皇帝的亲信，他善于窥探别人的隐私向皇帝打小报告，以此向皇帝献媚邀宠。黄门侍郎杜恕上疏说：“、、、、、、揭发他人的隐私，这也是向皇上尽忠的一种表示，然而世人憎恶小人们的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不顾及道义而只求自己飞黄腾达。如果陛下不能洞悉这些人的用心企图，一定认为违反众议而赞同自己就是奉公，觇人隐私向自己打小报告就是尽忠。难道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没本事这样做吗？是因为他们顾及道义而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假如天下官吏都唯利是图不顾道义，那将是国君最大的不幸啊，难道陛下乐于这样吗！”

       无论是刘晔的违反众议迎合皇上还是廉昭的觇人隐私向皇帝告密，都是貌似尽忠而实则营私，“背道而趋利”。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什么真理道义、是非曲直，只有讨主子欢心这个唯一目的。因为只要能讨主子欢心，自己便可获得最大利益。

       人性的最大弱点就是喜欢听顺心的话，喜欢别人顺从，无论贤愚明暗、君子小人概莫能外。即使是历史上公认的明君也是这样：唐太宗李世民堪称明君，但如果没有长孙皇后，他恐怕早就把自己的一面镜子魏征给摔得粉身碎骨了！辛弃疾赞孙权“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可是，孙权也容不得他的直臣虞翻。虞翻天性耿直，不怕得罪人，毁谤他的人多。有一次，孙权与张昭谈论有关鬼神之事，虞翻指着张昭说：“你都是快死的人了还谈什么神仙，世上哪里有神仙呢！”孙权对虞翻的恼怒非只一日，就下令将虞翻流放到交州。后来孙权派遣周贺、裴潜渡海到辽东，去向公孙渊求马。虞翻听说这事后，认为辽东偏远，交往无益，现在派人携财宝去求马，恐怕不能如愿，还有风险。他将自己的意见写成奏表，交给吕岱代奏，可是吕岱没有代奏。这事被那些讨厌他的人告诉了孙权，孙权认为对他的惩罚还不够，又将他流放到更偏远的苍梧猛陵。后来，周贺等从辽东返回时在成山遭到魏军伏击，全部覆亡。孙权听到这个消息后才想起虞翻的忠告，便派人到流放地去寻找虞翻，可是虞翻已经死了，只把他的尸体运回京城。以孙权之英明，竟然不能容忍直言的虞翻，将他一流再流！等到事实验证有所悔悟，虞翻却已身死流放地。

       既然喜谀厌直、爱顺恶逆是人之本性，也是人性最大的弱点，那么无论古今，凡是奉行专制的政权中，那些不顾道义、唯利是图的小人们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挖空心思去博取君主们的欢心；而那些胸怀国家民族之大义，勇于追求真理而置个人得失于不顾的君子们必定会陷自身于险地。

       唯有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因为权力是相互制约的，法律的力量大于任何个人权力，那些小人们利用专制权力来牟取私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而正直的人们讲真话不会遭到政治迫害。民主的透明政治与专制的铁幕政治绝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