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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一代学博才通的儒宗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这是明朝大儒陆象山的一首狂放诗作。字里行间,豪气凌云,沛然莫御,充溢着作者主体意识的极度张扬,和吾道自足的率性流露。

  而我一直认为,将这首五绝赠给另一个人会更合适,更妥帖。

  他是
张衡


张衡
 
  他确实经常夜观天象,但他的打量夜空的视线却又复杂很多。这中间,有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家职业性仰望,也有康德哲学家意味的凝视,还有泰勒士的天文学意义观察,更有张籍“望月偏增思”的文人式遥望,而且还有着陆九渊“正心、放眼”的无限学术寄寓。

  但不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何种领域,他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绝妙与精深成就,让人为之骇然。

  在天文学上,他著有《灵宪》一书,对宇宙起源、天地结构、月食原因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科学论断,并发明创造了浑天仪,为世界第一台演示天体运转的仪器。

  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完备的地形图,并研制出了“记里鼓车”、“指南针”。

  在气象学方面,他制造出了一种预测风力、风向的仪器——候风仪,比西方的风信鸡早出现一千多年;

  在地震学方面,他发明创造了候风地动仪,为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

  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计算出圆周率在3.1466和3.1622之间,比欧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机械制造方面,他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飞行器——独飞木雕。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工艺部九》引《文士传》中记载说:“张衡尝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

  在史学方面,他长期担任太史令,贯通典籍,浸淫史册,曾对《史记》、《汉书》提出过中肯批评,并上书朝廷请求修订。

  在文学方面,他写有名垂千古的《东京赋》和《西京赋》,因为他,宏词丽曲的汉大赋,实现了向优雅委婉小赋的华丽转身。

  在艺术方面,唐人称他为东汉杰出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有:“张衡作《地形图》,至唐犹存。”

  ……

  这样的一个人,你只能称之为天纵之才,是个不折不扣的异数。

  聚在一个人身上的光环太多,五彩缤纷,流光溢彩,那么反而因斑斓与纷纭,遮罩住了他本来最为耀眼的底色。

  张衡在自然科学与文学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导致人们在定义他时,往往想到的是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家,而忽视了他最重要,也最该享有的
儒家宗师的看家身份。

  他通“五经”,贯“六艺”,谙熟儒家经典,并对之有着独到的深刻领会,其所著《周官训诂》,被同时期大儒崔暖认为“不能有异于诸儒”。

  在反谶纬学说、恢复儒家精神原貌的学术阵营之中,继扬雄、桓谭、王充之后,他以儒家殿军的形象压轴出场,对东汉以来“欺世罔俗,以昧执位”的谶纬之说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算。

  与桓谭注重上书讥刺,向帝王“极言谶之非经”不同,也与扬雄和王充在著述中倡导“体自然”、“疾虚妄”不同,张衡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以实证主义者身份出现的。

  他用自然科学的种种最新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大众指明谶纬的荒诞不实及对现实政治的蒙蔽、扰乱,同时阐释并还原儒家精神,回应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呼唤,并实现孔子所孜孜以求并谆谆教导的“内圣外王”之功。

  无论天象观察,地震监测,还是研核阴阳,妙尽璇玑,抑或批评迁、固,撰文著述,他都出于同一个原旨:为重新确立儒学正宗、还原儒家原貌而努力。

  因而可以说,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种种成就,其实只是附庸于其儒家思想宗旨皮革之上的斑斓毛发,是实证主义儒学在一个天才学者身上的完美体现。

  这才是真正的他。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生于公元七十八年,长马融一岁,死于公元一三九年,又早马融二十多年。可以说,张衡的人生经历,几乎完全叠印在马融的人间岁月之中。

  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享受着同样的阳光,在同一场雨中打伞,甚至还有同在东观校书的同事经历,两位大师同时闪耀在相同的历史星空之中,这本身就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马融风霜凌侵的天空也是张衡承袭的天空,张衡步履蹒跚的人世也是马融直面的人世。前文已经述及,此时的东汉王朝,正在外戚与宦官的一个波次接一个波次的 彼此凶险倾轧与血腥屠戮中艰难行进。无论外戚擅权,还是宦官专政,每个利益集团都坚持培植党羽,排除异己,使得政局动荡,朝纲不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自汉和帝起,由于外戚、宦官的更迭争斗,乱政霸权,东汉迅速步入衰退期,乃至在桓、灵之世,造成民变四起、州郡割据的大纷乱格局。

  置身乱世,头顶阴霾,南阳少年张衡,选择了与王充一样的步履,到京师洛阳负笈求学。

   《后汉书·张衡列传》载:“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 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 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三辅,在西汉时指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也指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后汉书·郡国志》论及三辅地区时,还包括有河南、河内、弘农三郡,这里是当时的文化、经济、政治中心。

  公元九十五年,十八岁的张衡来到洛阳三辅游学,随后,以非正式学生身份观学于太学。如同他所深为敬重的扬雄一样,张衡身上也过早地呈现出淡于名利、潜心学术、“博览无所不见”、“默然好深湛之思”的可贵学者禀赋。

  此时,他学通“五经”,才贯“六艺”,以一篇《温泉赋》闻名京都。

  虽然少年博学,大器早成,但张衡笃实静雅,反躬自牧,被举为孝廉而不行,连辟公府而不就,只是一心向学,心无旁骛。正是这个时期游三辅、观京师、察民风、体社会、重学问的生活与学习双重积累,为他日后的《二京赋》写作奠定了丰厚的写作素材。

  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据梁启超考证,教堂的部分建筑建于公元一三七六年,落成于公元一五二八年,前后达一个半世纪。走到这里的他不禁感慨大发:中国人可有这等勤勤恳恳依着原计划一百年不变的耐心?

  因为中国人多的是急功近利,
张爱玲就说过一句很有民族代表性的话:“出名要趁早。”

  张衡用《二京赋》的自身写作历程反其道而行之。公元九十六年十九岁他开始写作,公元一〇七年三十岁完成收笔。为了区区一篇文章,一个人能持续深思细研、设笔运思达十二年之久,那么,这个人的踏实笃静、不求急显的内敛深造之功可见一斑。

   汉赋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为代表人物,它的发展也是在后者对前者的模仿中实现步步超越的。正如班固效司马相如《子虚赋》结构,仿扬雄《蜀都赋》 文气写成《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也系仿班固《两都赋》之作。《二京赋》在颂扬东汉国势兴隆、社会繁荣的文词之下,深含着浓厚的民本意识,对官场的黑暗 与腐朽、百姓的仇怨与无奈寄寓了深刻同情。赋作行文典雅,取材翔实,铺设宏里,层次鲜明,节奏从容,真正实现了司马相如所言的“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 万物”。难怪连喜狂放、擅不羁的祢衡都在吊张衡文中,称其“下笔绣辞,扬手文飞”。

  汉赋因他从虚缡采文、闳衍巨侈、重物淹情,实现了向清新爽丽、情景交融、独抒胸臆的转身,从此掀开了中国抒情赋作的新时代。


  一路广涉旁采,一路啜花制蜜。

  从公元九十五年到公元一〇〇年,正值青葱岁月的张衡,像只不知疲倦的蜜蜂,翻飞在河洛大地,在踏平原、涉洛水、访民情、问物产、拜名师、结高友、观太学中,不断开阔着自己,也不断厚化着自己。

  当“学”成为一种生活的本能,它就远远超越了“用”的浅层功能,那么,这个人所有生存的快乐就会只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孔子所倡的为己学,而非为他人去学。

  所谓“为己”,是说学习的终极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一个真正的人,为了自己德行的提升。而这正是《大学》之道所倡明的要义。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为己就是首要环节——正心。范晔说:“为人者冯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正是此意。

  所谓“为人”,是指学习是为了做给别人看,取悦于人或拿学习当作追名逐利的手段。元杂剧《马陵道》的开头有一句:“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就是为人而学的典型道白。

   君子坚持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为己之学是树本,为人之学是末梢,所以孔子在学习的目的上,坚持认为不能本末倒 置。真正尊崇学问的向学之人,他将学习的快乐只建立在学习的本身,而不去想通过它实现自己的功名欲求,也不去想通过它达到自己的富贵获得。

   严酷的政治生存环境下,游学洛阳的张衡没有因自己名动京师而顾盼自雄,更不因之作为“先登要路津”的人生跳板,他以他那个年纪的年轻人难有的清醒与恬 淡,始终坚持“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用纯粹儒者的精神姿态,来恪守并践行孔子的教导:天下有道则仕,天下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中世纪的托马斯修士在《效法基督》一书中向人们提出忠告:“一个人若能视万物为一,齐万物为一,而且在一之中观察万物,他就可以享受恬静的心,而且在上帝里保持平静与安详……愿所有的博学之士安静,愿一切的被造之物缄默在你眼前。”

  张衡的心中有着属于他的宁静,那就是只求在通贯“六艺”中丰富自己,涵养自己,而不是借知识与才华求显名当世,衣锦还乡。

  也正是于此时,他结识了一位情趣相投的终生益友:崔瑗。

  崔瑗,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被后世誉为“草圣”。他一生锐意向学,无暇俗事,不慕当世。汉安帝初年被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同以宿德大儒向朝廷举荐,可见其文名之盛。

   关于他的好学,有则趣话。崔瑗年岁四十余,始为郡吏,后因事触法被关狱中。当时的狱管精通《礼》学,每次被提讯之时,崔瑗都要顺便向他请教一二。虽然身 陷狱中,也尽管对方是不苟言笑的苛严狱管,但在被提审之余不忘讨教,不因牢狱牵累而怠慢学问,造次之间不违,颠沛之间不违,让人可敬。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在孔子看来,交友不是为了人多力量大,一个篱笆三个桩,一 条好汉三个帮,那太低级、太功利、太市井。友谊的目的,是在与心灵相应的湖面倒映出另一个自己,他们彼此切磋,相互增益,用情感温暖对方,用智慧感染对 方,用道义拥抱对方。

  第欧根尼说:“一个挚友胜过一群点头之交。”

  
泰戈尔说:“我在哪里找到朋友,便在哪里获得新生。”

  结下毕生深厚友谊的他们,彼此都会在对方的眸子中映照出自己的身影。张衡最早走上仕途,即和崔瑗有着直接关系。

  公元一〇〇年,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游学洛阳的张衡收到来自家乡的一份邀请函,发信人是南阳太守鲍德。二十三岁的张衡欣然应允,回到南阳,做起太守的主簿。

  向来寂然有度、淡然自守,朝廷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的他,怎么突然听命于家乡太守的一句轻声召唤,热衷上一个主簿的低贱位置了呢?

  吸引张衡的是鲍德的人格与文名,同时还有好友崔瑗的双向举荐。

  《后汉书·申屠鲍郅列传》附录有鲍德的小传:“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灾荒,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黉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

 游历京师的青年张衡,一定从朋友口中听过很多有关黄门侍郎鲍德的形迹,也许还有过愉悦的不少次私人化交往,以及很多畅快的学理上对话,这些都使他对之心仪不已。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那就爽快且简洁地回复一个字:好!

  然后,欣然有归,青春做伴好还乡。为此,张衡写下了著名的《同声歌》,以一位新婚之夜置身洞房的娇羞新妇身份,抒发自己的兴奋心情,委婉表达了自己享受新职,并要对之竭尽全力辅佐的意愿: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懔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 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纳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金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稀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 忘。

  以床笫之私抒政治之情,在张衡,是玩一次幽默的文字游戏。

  用床笫之欢讨仕途之显,在今人,是做一场赤裸的利益投资。

  九年后,鲍德官拜大司农,离开南阳,再次回到京师。

  做官本非所愿,故人已辞,我留何恋?张衡于是回到故乡西鄂,过起了窗外闲云妙似客、沙间孤鸥神独闲的隐居读书生活。

  此时,天下已经大乱,政治已经失衡,民心已经播荡,退居田园、刚刚三十一岁、正值血气方刚年纪的他,能安老于此吗?

  何况,历时十二年,在南阳主簿位上终于完成的《二京赋》,早已将他的声名扬播四海。

  与蛰伏在扶风的马融一样,闲居西鄂的张衡此时也收到了来自大将军邓骘的出仕邀请,而且不止一回。

  与马融不同的是,张衡没有在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现实生活面前,生发出“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的自我反省,因而,他始终对权倾一时的邓大将军的召唤不屑一顾,充耳不闻。

  
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即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

  有所为,必有所不为。

  他所要捍卫的,正是自己的天爵之贵。

  公元一一〇年,当马融应邓骘之召,风尘仆仆前往洛阳,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时,张衡则关起门来,伏在故乡的书案上,一门心思、苦心孤诣地研究扬雄的《太玄》,作《玄图》,并同好友崔瑗一同作《太玄注》。

   《太玄》和《周易》虽然都认为天道神秘崇高,但《太玄》认为天道并非不可认识与把握。它吸收
老子朴素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对因“天人感应说”而产生的谶纬 神秘学说进行了根源上的颠覆,进而直接对后世中国的儒、释、道、医、养生和天文、地理、数学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个重要的学术链条。张衡的“浑天论” 思想直接受益于扬雄的《太玄》,宋代的“图书”学统的理论根源也与《太玄》有着直接关联。也即说,不管是在中国科学史上大放异彩的首位杰出科学家张衡,还 是在科技昌明的宋代,其思想母基均直指《太玄》。

  范晔赞张衡为天、地、人三才通人,而张衡通天接地的浑天理论,“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的宇宙观,皆由《太玄》而生。

  当然,张衡对《太玄》的用心,不只是对数理与天文的理论探讨,更多的是期望站在儒家立场上,从理论上解决东汉王朝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以自然科学的态度去研探政治问题,借此彻底打破笼罩在学术天空的谶纬说,重新找回儒家的原初精神。

  正是基于此,他对西汉以来盛行在意识形态中的荒诞谶纬神学,进行了最有力的全面清算。

  理论已经形成,知识已经储备,所欠的只是一个恰当的发言平台。

  想想,就令人惊讶。

  在通讯手段近乎为零、传播媒介极端落后的古代,一个居于深山僻壤的高士,他的声名可以迅速传递到遥远的帝王耳中,并被礼贤下士的皇帝诏书不远万里地追过来,而在传媒发达,互联网广布,人际脉络四通八达的现今,居于闹市的大贤却连个县长都不会听闻,更别说过问。

  观天象、研数理、钻《太玄》、玩机械的张衡,就是这样被汉安帝听到并找到了。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后汉书·张衡列传》)

  公元一一一年,张衡重新走回洛阳,当起郎中。五年后,迁为太史令。自此,他开始了一个职业科学家的人生之路。

  这中间,除却公元一二一年至一二五年当过五年公车司马令外,他就一直坐在太史令位置上岿然不动,前后共计十四年之久。

  原因很简单,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外戚邓骘掌权,还是外戚阎显专政,抑或宦官孙程、曹节称雄,我皆闭门掩扉,蒲团独坐,古佛青灯,不趋炎不附势,自然所居之官积年不徙。

  此时,滞于东观长达十年的马融,正默默坐在幽静的偌大国家图书馆里,坐拥书城,上下千年,遍注群经,为西汉以来就纷争不息的古今经文学作统一性整理。

  张衡则在那间中国最早的科学实验室里,运用自己掌握的物理、机械、数学和天文知识,冥思玄想,为自然科学在中国横空出世开路架桥。

  便是在这十四年里,他发明和创树不断。

  他首先制作出极尽其妙的演示天球星象运动规律、至今让整个世界为之参研不透的浑天仪。晋代科学家葛洪说:“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

 鉴于他的杰出贡献,联合国天文组织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还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其次,他制造出重要计时仪器多级刻漏。唐初《初学记》中记述:“以铜为器,再叠差置。实以清水,下各开孔。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右为夜,左为昼。”用机 械系统来实现一种与自然界天体旋转相同步的机械运动,这便是张衡首创的水运仪象,对后世机械钟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继之,他著成世界天文史上的不朽名作《灵宪》,就天地生成、宇宙演化、天地结构、日月星辰运行诸多重大课题给予了极为科学的指明。

  然后,他撰成数学专著《算罔论》。此书至唐时就已失传,从《九章算术·少广》章的刘徽注文中可以得知,张衡对球外切立方体积和内接立方体积,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而且给圆周率值定为10的开方。

  公元一三二年,他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观测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

  《后汉书》对此有详细记载: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

   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 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综揽群学,巧手天工,真是洋洋大哉!郭沫若叹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好友崔瑗在其墓志铭中赞张衡道:“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如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默然独守吾《太玄》”的扬雄写下《解嘲》自明其志,能让木雕自飞、三轮独转,却不能使自己飞黄腾达的张衡也写下《应闲》,向世人剖白己心。

  他在其中写道,盈欲亏志,是君子的羞耻。“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高官厚禄,求之无益,所以“智者面而不思”。

  他分析得很透,仕途不显,蛰伏下层,有“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的自我心理原因,更是来自于“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的危楼不住、危世不显的清醒判断。

  所以,“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惽,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那么,那些看到我的木雕能够独飞,却怜悯我垂翅故栖,在冷板凳上迟迟不得升迁的人,我则要“悲尔先笑而后号也!”

  这是一篇传统文人自表心志的个人感怀,也是一则纯粹儒家的真实生命宣言。其中所表达的,正是孔子所倡的,道不修责任在我,道不行问题却是在外部世界;也正是孟子所言的,天下浑浊,吾独养我心中浩然之气;同时,也是扬雄所讲的,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之处。

  《易》说“潜龙勿用”,等待的就是飞龙在天。这个时机说来就来了。

  公元一三三年,朝廷诏举敦朴之士。经岑起举荐,马融从窝了十年之久的东观走了出来。经左雄举荐,张衡从待了十四年之久的太史令椅子上终于起立,拜议郎,迁为侍中。也就在这年,未来的一代儒家大师蔡邕刚刚出生,他用嘹亮的啼哭,向两位先辈大师送去了独自的问候。

  身为侍中,有着
近水楼台的得月之便,能经常近距离与皇帝对话。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借助这个平台,张衡开始对谶纬学进行全面清算。

   他在写给汉顺帝的《请禁绝图谶书》中,笔锋凌厉、态度鲜明地陈述了图谶虚妄无稽、顾此失彼、
自相矛盾之处。最后他指出:“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 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 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张衡对谶纬的清算,较之桓谭、扬雄等前辈显得更为有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张衡能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用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以铁的事实,戳穿谶纬之学本身的谬误之质。

  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长期以来弥漫在学界的歪风,洗刷汉代儒学附着在经典里的虚假不实成分,还儒家以真实原貌,让儒学合圣王之义。

  如此便可清楚,无论他著《灵宪》,制浑天仪,推演天地生成、球体运转,还是撰《算罔论》,解释月食形成的原因,制造候风地动仪……在这些貌似纯粹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发明和著述背后,是他疾刺虚妄、还原儒家精神的真正用心。

  他用这些成果强调并证明,谶纬神学纯粹是牵强附会的妖言,人副天数的符瑞灾异之论,不仅不合乎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而且还恰恰与之相悖,根本无法作为指导政治决策的依据。

   比如,他的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但等到“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这就用铁的事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 先前“地震是上天的一种警告,而在警告之前民间应该有征兆”的观点。张衡用自己的自然科学实证手段,告诉人们那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自此以后,乃令 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地震的认识,对灾异天谴论予以了釜底抽薪。

  在他迎风飘扬的科学家青衫之下,可以看到他儒家为宗的真实身份。

  作为儒家,他时刻以改革时弊、加强礼制、剔除奸佞、巩固王权为自己的大任。

  公元一三四年,他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上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并上《表求合正三史》条奏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但不为接纳。

   鉴于宦官当政,王权旁落,张衡不顾忤逆宦官集团,站在以道事君的儒家立场,进而向汉顺帝指出:“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 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要他警惕宦官为祸。而就在这封上书墨迹尚未干透之时,昏庸的汉顺帝却又下诏,让宦官浮阳侯孙程的养子继承爵位和封地,使宦官不但 可以封侯,而且还获得了世袭特权。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那还再唠叨什么呢?

  为了语言不再忙乱走失,他自觉闭上了嘴巴。乃至后来,汉顺帝把他叫在内宫,“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

  而阉竖们也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在上位者不听己言,身旁恶狼环伺,獠牙相向,这不能不让他为之愁苦万端。

  如同行吟于大泽的
屈原仰头问天,抑郁难抒中,张衡写下了惆怅而寂寥的《思玄赋》: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

  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逍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在这一唱三叹之中,他产生了“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的出逃之念。

  公元一三六年,他终于从政治环境极为险恶的洛阳突围,出任河间相。但这里也不是他心中向往的可以“西嬉”的天堂:“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就是在河间,面对朝政日坏、天下凋敝的张衡,深感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君主,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不畅,遂作《四愁诗》以宣情 怀:“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通向善良与美好的路统统堵塞,那么,剩下的只有遥望远方,落涕沾巾,惆怅彷徨。

  由于深感阉竖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俟河清乎未期,无明略以佐时,他对现实彻底绝望,最终,决定以归隐田园的傲岸身影,来与黑暗政治诀别。公元一三八年,他于河间相任上向汉顺帝上书乞骸骨。

  写于此时的《归田赋》充分袒露了他的心迹:“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全赋短小明丽,平实精练,一洗此前汉赋闳侈铺张、堆砌浮词、虚言滥夸的旧弊,开创了灵巧自如小赋的崭新时代。正是沿着张衡开辟的这条道路,将走来
曹操、陶渊明、嵇康等一大批借景言志、咏物抒情的词赋圣手。

  公元一三九年,张衡与世长辞。

  他终于离开了这个让他极为厌烦的肮脏世界,步入《归田赋》中他所向往的那个“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的清新世界。

  从此,他超埃尘以遐逝。

  从此,他与世事乎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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