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曾叹息：对任何一个正直的人来说，人生都是苦难的，但假如一个正直之人生活在一个混账的世界，这份苦难于他则更是变本加厉。
汉和帝刘肇之后的东汉社会，在宦官与外戚集团长期惨烈的彼此构陷，相互打压，竞相培植党羽，操控朝政下，已陷入一派乾坤失清、灾难重重的黑色恐怖之中。
暮年的张衡，深感阉竖当道，朝政日非，豪强肆虐，纲纪全失，俟河清乎未期，无明略以佐时，对现实彻底绝望，以归隐田园的傲岸身影，写下“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来与面前这个深为厌恶的世界永诀。
晚岁的马融，面对这个豺狼当道、是非颠倒、祸从天降的世界，将世间万千景象均化为心中的彷徨无着，渐次冲破礼法道德的禁锢，走向“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的蔑视礼法、任诞放达之路。
但，他俩还是幸运的。
张衡死于公元一三九年，他已无暇看到外戚梁冀的横行不法、飞扬跋扈，也不会经历公元一五九年在宦官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协助下，汉桓帝刘志对梁家的反攻倒算，进而，宦官集团又迅速崛起，作威作福，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生命力相对长久一些的马融，则于公元一六六年卒，死在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前夜，他也不可能看到汉灵帝的卖官鬻爵，以及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继之引发的长达十几年的酷烈异常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这些更大的苦难，还需要他们身后的人来承受。
就这样，何休一脸愁苦地走来了。
何休生于公元一二九年，汉顺帝永建四年，卒于公元一八二年，汉灵帝光和五年，享年五十四岁。
这短暂的五十四年，却是两汉四百年历史中最荒唐、最无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梁鸿的《五噫歌》即写于汉桓帝之时：“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赵壹的《疾邪诗》即写于汉灵帝之际：“河清不可恃，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声声含愤，句句抑悲，这些歌诗与张衡的《四愁诗》，秦嘉的《赠妇诗》，一同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是文学的记载与表达，也是历史的控诉和哀叹。
生于汉顺帝时期，长于汉冲、质、桓帝，终于汉灵帝的何休，就生活在这些如泣如诉的诗行所反映的现实世界。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为人质仆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
如马融的出生背景一样，何休也有着显赫的门第，他出生于贵胄之家，其父何豹曾任少府，位居九卿。
在极端讲究阀阅门第的东汉，一个人如果出生在世族之家，那么基本上保证了他一生在宦途上的亨通无阻。
两汉之时，选官制度在以察举、征辟为主的同时，还辅之一项“任子”制度。而且，前者产生的干部不管从数量还是位置，都远远赶不上后者。
任子制度属于汉朝的一项政治福利，凡享秩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在任期满一定的年限之后，就有资格举自己的儿子出任郎官。如刘向父亲刘德在汉昭、宣帝时任宗 正，赐爵关内侯，刘向便享受这种待遇，十二岁时即被汉宣帝任为辇郎。还比如马融父亲马严为将作大匠，马融也享受这种优待，但他主动“隐于南山，不应征 聘”。
这便是在读《汉书》、《后汉书》时，为什么总能在各个时代的朝堂上，看到众多开国时期文臣武将的后代。同时，这也是造成两汉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真正原因。
少年就学有所成，而且已经取得“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丰硕学术成就的何休，没有利用父亲的少府高位，使用这个政治优惠券，而是极具个性意识地认为，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我所好，于是辞疾而去。甚至，他还不应来自任何州郡的为官之聘，拒绝致仕。
这当然有他潜心学问、淡漠官场的读书人本色在起作用。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存放于胸的儒家情怀，孔子这样教导过：“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在他学道有成，用清醒眼光打量外部世界的二十岁的年轻眸子里，看到的是外戚梁冀的不可一世，滥杀无辜；看到的是充斥政体的正直废放，邪枉炽结；看到的是这个王朝的颓废敝败，乌鸦寒号。
这样秽臭的官场，自己怎么能置身其间？
而让自己敬仰的众多刚正之士，纷纷选择逃离来拒绝同流合污。他们或岩壑为家，与世隔绝，或退隐林下，袖手冷眼。
譬如皇甫规。朝堂上严厉指责梁冀狂妄无礼的他，对时政深感绝望后，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遂以《诗》、《书》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
还譬如陈蕃。他面对时局，“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母忧弃官。州辟别驾从事，复弃去。公府举方正，不就”。
值得注意的是，陈蕃是皇甫规的弟子。
何休却是陈蕃的门生。
男人对男人的倾心，往往是建立在相同的人生志趣上，经过对对方高蹈的人格、宽博的智慧、幽深的思想系列打量之后的认同，由认同而欣赏，由欣赏而钦敬，由钦敬而在内心产生皈依的力量。
陈蕃对于何休就是这样。
所以，依家庭背景轻松可以为郎，何休不干；州郡纷纷礼聘，何休不屑。但当陈蕃征辟他时，他竟欣然有归，高高兴兴地前去报到。《后汉书·儒林列传》记：“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
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嵌着一个典故：“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中间提到了另外一个人：徐孺。
徐孺，名稚，字孺子。《后汉书·徐稚列传》曰：“屡辟公府，不起。时陈善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孟浩然《荆门上张丞相》一诗中有“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之句。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将这个人记载成了周璆，说陈蕃为乐安太守时，有郡人周璆，高洁之士。前后郡守召见，周先生皆拒不见召，唯独陈蕃却能招来他，每叫每到，每到必聊，每聊必晚，于是，陈蕃特意为其备专门卧榻一具，待其走后则高高悬起，不供他使。
不管榻上的客人是谁，都一样可以佐证陈蕃在世人心中声望之隆，人格感召力之大，以及待友之诚。
一个高尚而正直的人最擅长做的，就是以高尚为麻搓绳，然后用正直结套，最后将自己活活吊死。
如果这个高尚而正直的人恰巧还兼职老师，那他还会将这一神圣而悲惨的使命传递给他的学生。
皇甫规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学生陈蕃的命运已经不言自明。
有关他的另一则著名典故是，陈蕃还是个十岁娃娃时，被到家造访的父亲朋友问道：“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却傲然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这也足见他少年即有用世之心，渺然有廓清尘世之志。
看看他一生的行次，便知这是一位何等怀抱正义、刚肠疾恶的人。《后汉书·陈王列传》中有着详细的纪录，简短摘录几则：
他先是经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一个廉洁正直的上司来了，吓跑了所有贪官污吏，而陈蕃独留。
“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答杀之，坐左转脩武令。稍迁，拜尚书。”不给当朝第一红人情面，首次降职。
零陵、桂阳二郡发生山民叛乱，公卿们商量讨伐，陈蕃上疏反驳说：这些都是帝王你的赤子，赤子为害的原因，应该是地方官吏贪虐所致，“宜严敕三府，隐核牧 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就因此他犯忤左右人，被出放为豫章太守。不懂官场规矩，犯下众怒，再次降职。
“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蕃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又为正直之士说话，触犯龙颜，再次遭免。
“自蕃为光禄勋，与五宫中郎将黄琬共典选举，不偏权富，而为势家郎所谮诉，坐免归。”坚持持公用人，惹下众怒，再次遭免。
此时，在与宦官集团激烈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以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河南太守王畅为核心，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在士林中广有声誉的清流集团。《后汉 书·党锢列传》称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耿直之风，于 斯行矣”。
宦官张成唆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与太学生结成死党，诽谤朝廷。公元一六六年，朝廷下诏逮捕李膺等人。为救李膺、刘瓆、成 瑨等贤臣，陈蕃涕泣上书，痛切指出“左右群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最后，汉桓帝免李膺等罪，将他们罢官归家，终身禁锢，不许做官。这便是第 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罢官归田，被禁锢不得为官，但他们却得到了崇高的社会声誉。
范滂出狱归乡，家乡迎接他的车辆多达数千辆；名将皇甫规为度辽将军，觉得自己未能名列党人之册是一种耻辱。“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鄙视朝廷。
这只能为陈蕃招来更大的嫉恨，“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史已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汉灵帝即位后，窦太后临朝，以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此时，灵帝乳母赵娆，与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交构，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陈蕃与窦武联合上书太后，要求急诛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宦官，但“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
风闻此事后的曹节、王甫先发制人，他们挟持汉灵帝和窦太后，矫诏发动政变，窦武与陈蕃在这场政变中先后遇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年已七十余岁的陈蕃，仍 然愤而直面，不计祸福，慷慨倜傥，“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以扫除天下为己任的他，终于倒在了清扫的路上。明朝的李贽在《杂述·昆仑奴》中说：“忠臣挟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他。”这应该是陈蕃的真实写照。
范晔在《后汉书》中相当深刻地认为，陈蕃不避险恶，与宦官争衡，不是贪恋权力，不能自洁情志，远离是非，而是出于“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 也，以遁世为非义”的积极进取之心，“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所以，“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 数公之力也”。
这样的一个老师，如何不让何休衷心拥戴？
我一直在党锢之祸后的人群中寻找何休的踪影。
陈蕃死后的公元一六九年，侯览、曹节等宦官开始大肆搜捕党人，将李膺、杜密、范滂、 虞放等百余位名士清流一并下狱处死，其家属遭流放。之后，灵帝又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受其牵 连被杀害、流放、撤职禁锢者有六七百人，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
时光仿佛倒流到春秋，一切像极了晋国发生的“下宫之难”。
陈蕃被诛之后，其友朱震闻而弃官，冒着被杀危险，不远千里前来收葬陈蕃尸首，并将陈蕃之子陈逸隐姓埋名，藏匿于甘陵地界。事发之后，朱震被捕入狱，合门桎梏，酷刑考掠之下，他誓死不说陈逸藏身之地。
名贤被诛，清流遭洗，众口钳制，万马齐喑。
作为秦焚书坑儒余绪，东汉末年发生的党锢之祸，又成为后世残暴统治者以言论治罪士人的先声，如发生在北宋的蔡京惩治元佑党人案，发生在明末的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案，均效法于此。
士穷而节现。血腥而酷烈的党锢之祸，一方面使整个社会陷入空前的黑暗和混乱之中，但另一方面却砥砺了士风，涌现出一大批不避祸难、挺身而出、慷慨赴死的士人。
很遗憾，这个人群之中没有何休。
同时也很庆幸，他没加入这个人群。
如明知“吾观中国，知大劫行至矣”的清末儒者谭嗣同，只求“以心力挽劫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最 后，他死于屠刀之下，杀身成仁。但，谭嗣同轻掷的不只是他的一己血肉之躯，而是如果活下去，则可能在其他方面对社会有更大贡献的一条伟大生命。
这种无谓的牺牲，虽然不能用数学法则进行换算，但依然让人在尊敬之余感到万分可惜。
何休没有赶赴那个刚烈的队伍，以身殉死，他做得很对。
党锢之祸后，大批士人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退归林下，隐于泉壑。
早在汉顺帝之时，就有高洁之士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灵之时，更多的士人开始大规模逃遁或隐居，以苦身修节，绝交当世，表达他们的愤怒与不满。如袁 闳“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潜身十八年。申屠蟠“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夏馥剪须变形，走入林虑山中，“为冶家佣”。
请记住，这不是懦弱贪生，也不是明哲保身。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这样叹道：“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 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正是抱着这样的思虑，何休带着他的悲伤与绝望、带着他的沉痛与宁静走进书斋，然后关起身后的房门。
从此他坐在里面，一坐就是十七年。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 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谷梁废疾》。”
世界很大，但哥已无意。我只求一张安静的书桌。
其实，何休伏在这张寂寞的书桌上苦思冥想，奋笔疾书，并非如《后汉书》所言的十有七年之久。因为，陈蕃死于公元一六八年，被废锢的何休此时乃作《春秋公羊传解诂》，公元一七九年解除党禁，何休得以走出书房，拜为议郎，前后共十一年时间，比马融滞于东观十载只多出一年。
十一年里，他只专注地干一件事，为日呈衰势的今文经学“公羊学”补敝起废，重振雄风。
“公羊学”有过属于自己的骄傲与辉煌。
《春秋》本是东周前期列国史书的统称，但最后只有鲁国的《春秋》经孔子删定而流传下来。由于对《春秋》史实的理解角度不同，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因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于是又只剩下“春秋公羊”、“春秋谷梁”与“春秋左氏”三派。
“春秋公羊学”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所倡的“春秋公羊学”独树一帜，之后绵延相传，演变为今文经学派。
就在今文经学独步天下之时，古文经学悄然而生，并与今文经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先是刘歆欲倡古文经学，移书让太常博士，失败后落荒而逃。经王莽新朝，古文经学取得了短暂性的全面胜利，但随之在东汉光武帝治下，再次退出意识形态主流阵地。
公元二十八年，刘秀召集公卿、大夫、博士聚会于云台，《春秋左氏传》等古文经典获得了官学地位，但很快因左氏、谷梁二家不晓图谶，而被光武帝刘秀下令中道而废。
公元七十六年，今文经师、校书郎杨终上书指出，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为石渠故 事，永为后世则”。在这次长达数月的白虎观会议上，古文学派虽然没有取胜今文学派，但《谷梁春秋》被允许教授，表明它实则已为官方学术所承认和接纳。
这之后，在古文经学主将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摧枯拉朽般的有力批驳之下，今文经学到何休时已显疲态，从原先雄踞正统官学的位置上走下，让位给古文经学。于是，公羊之学衰落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妙得《公羊》本意”，“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的何休撰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一看他起的书名便知道，在何休看来，《公羊》学说结构严整，固若金汤，如墨子守城一样坚不可破，而《左传》如病入膏肓，不可医治，《谷梁》则废疾日久，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在自序中说：“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在古文经学处于极盛之时，何休独臂撑天，最终使得今文经学没有完全覆灭。“公羊学”在经历十几个世纪的长期冷遇之后，于十八世纪中晚期随着常州学派的出 现，又得以重新崛起。清代中晚期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一大批《公羊》学者出现，使得“公羊学”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学派。
不独于此，身置积贫积弱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龚自珍、魏源，还将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之旨，运用到化改风俗、端正学术、议论时政之上，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紧系一处。康有为、梁启超更将何休的“三世说”作为他们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
这些，何休大概在当初向董仲舒致意时，一点也没有想到吧。
皇皇一部《春秋公羊传解诂》，如果说只是何休想用此向远去的一位大师致意，那确实有失公允。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自序》中谈 到，《公羊春秋》意义重大，董仲舒明天人之际，言天命之所归，所构建的天人感应、天道相应学说，因之推演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通明三统等重要思 想，是“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但因后人传授《公羊春秋》者众，且各守残阙家法，泥着孤陋之见，因而使“公羊学”产生了许多“异义可怪之论”，这才使 得“公羊学”一步步走入衰落的困境。
为了补敝振衰，还原“公羊学”本来面貌，他祖述圣意，旁采博搜，经纬典谟，“略依胡毋生条例”，但自辟新路，“不与守文同说”，以期揩净并还真蒙尘日久的“公羊学”。
王国维在《书〈春秋公羊传解诂〉后》中说：“后汉书·儒林传》惟言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李育亦为博士，在《儒林传》，传亦但言其少习 《公羊春秋》，未著其为严氏或颜氏也。故何氏学出何人，其书用何本，自来无以说之。余以《汉石经校记》考之，知何氏实兼用严、颜二家本也。”
可见，在何休的学术体系中，并非像汉代其他今文经学派学者那样，固守一家之法，他综述了前代今文经学学者如胡毋生、董仲舒、严彭祖、严安乐的研究成果， 又采纳了当时学人如李育的成就，同时也对古文经学的有益之处加以摭拾采纳吸收，博采众家，择善而从，因而使得《春秋公羊传解诂》在经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 地位。
同时，何休著《春秋公羊传解诂》，还有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之情。
置身在汉末叔季之世，世道浇漓，民心思变，纲维不举，他笔下述仲尼之意，心中是在抒发对现实的愤慨之情，所以借经言事，借经畅怀，希冀重建王道，还政治以清明。
由此看来，他推衍春秋，言“大一统”，倡“张三世”，主“三科九旨”说，都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基于现实的认真考虑。
那么，同治《公羊》的西汉董仲舒，与何休的出发点也就显出不同之处。董氏立足王统需要，其学理的侧重点在如何施政；何氏着眼于现实，因文立意，其学理的重心则在如何打理失衡的世道人心。
分处在两个时代的两位大师，如果视线相碰，他们定当会心一笑。
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何休依照“三科九旨”、“六辅五始二类”等义例原则将“公羊学”中的事例归纳分类，并使之各自系统化。
他在《春秋文谥例》中为之解释道：“六辅者：公辅天子、卿辅公、大夫辅卿、士辅大夫、京师辅君、诸夏辅京师是也。”“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也。”“二类：人事与灾异是也。”“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 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在他看来，孔子正是遵循着这些原则，所以用特有的写作方式，或曰春秋笔法，来记述历史事件，从而表达推崇周室，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仅看何休注“文公即位”一条即可完全明白。他写道：“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 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 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 不可不察也。”
何休在继承中发挥的“三科九旨”、“六辅五始二类”义例原则，不仅为《公羊》中的事例进行了重新归纳分类，而且全面总 结了早期“公羊学”的研究成就，并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哲理化，从而倡明了“公羊学”向来所坚持的微言大义学宗，使以史为鉴、以古为用的《公羊》学术思想 得到空前的彰显。
清代学者刘逢禄对何休佩服之极，甚至反着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
何休在继承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同时，也将之进一步深化。董氏认为“大一统”是上天意志的民间体现，即“上系天端”，但人副天数，如果统治者德行不 合，那么上天就可以收回成命。何休则认为，“大一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不可更改性与不可变易性，天子拥有至高无上 的一统权力。
很难说何休的这一见解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但却有着深刻的现实针对性。东汉时期，外戚与宦官集团交相争权，王权旁落，白虎 观会议制定的《白虎通义》开篇甚至就对王权充满挑衅意味地写道：“天子者，爵称也。”这些，无疑都是在降低王权等级，为豪族势力扩张确立理论依据。何休强 调“一法度，尊天子”，这才是正道。
针对《白虎通义》中所说“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他 态度鲜明地指出，“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他认为夷夏之间的区分，不能以所生活的地理区域或种族之别作为依据，应该以道德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来 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分界才是夏夷之间的分水岭。如此，在道德文化修养的变化中，夏夷不是一成不变的。夷如果追求仁义，广施礼乐，就可以进而为夏；夏如果道 德败坏，丧德失仁，丢弃文明，那么也可以退而为夷。
于多民族的大一统中国而言，何休的夏夷之辨，无疑有着划时代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将近两千年过去了，何休的认识高度依然那么嵯峨与巍然。
抗战时期的公元一九四一年，顾颉刚在云南《益世报》办了个《边疆》副刊，大谈汉夷问题。傅斯年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于是正告顾氏，要 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 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顾氏赶快从正面撰文，挽回不良影响。
不久，吴文藻与费孝通的民族学会，却举着“为学 问而学问”的大旗，又公然宣称“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傅斯年再次以他的敏感，意识到吴、费等人的言论将会在国难当头的此时云南，发生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 他立即密函朱家骅、杭立武对其制止，揭露吴、费谬说，痛陈其妄为胡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危害，条列乱党扰国之举动。最后，在朱家骅、杭立武的责问之下， 民族学会才灰溜溜地逃走了。
一个在公元二世纪就被何休轻松解决了的问题，却在二十世纪的学人那里依然成为鸿蒙难解的难题，只能说何休了不得。
董仲舒以“所见”、“所闻”、“所传闻”形成了自己的“三世”说，何休创造性地将其“三世说”与“异内外”相结合，认为“所传闻世”为“据乱世”，所以 《春秋》记录此时所用的笔法是“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是“升平世”，所以《春秋》记录此时的笔法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为“太平世”， 所以《春秋》记录此时的笔法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大小若一”。
何休正是以“张三世”的理念，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逻辑起点，将历时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历史划分为递进的三个阶梯，从而告诉人们，历史不可逆转，社会演进必以进步为原则，进化是客观规律，人类不可能倒退。
这无疑是一种充满理性意识与美好向往的哲学提示，给衰世中的人以自励，给陷入绝望之境的人以自奋。
公元一八九六年，三十九岁的康有为在《强学报》上撰文，用何休的“张三世”学说，向民众指出，历史在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有序进化程序前进，对长期盘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今不如古的历史退化观进行了批驳。
可见，康有为的进化改制思想完全脱胎自何休，这就为即将发生的“维新变法”找到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党禁稍解。何休终于又可以站到阳光之下，享受自由而清新的空气。“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幸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
但，所有这些对何休而言都已不重要了。
就像哥白尼在他的《天体运行论》一书终于得以出版时，他欣慰地说：“我终于推动了地球。”大愿已了，便再无牵挂，只在平静中死去。
《春秋公羊传解诂》已经写就，自己来到世上的全部使命已经完成。丝尽春犹在，烛化意更稠，但再好的春已与我无关，再浓的意也不关吾心，更何况这是个遍布着愁苦与凄惨的世界？
那就走吧。
公元一八二年，于黄巾起义爆发前夕，何休与世长辞。在大风暴、大动荡到来之前，提前走入永恒的宁静港湾，何尝不是雅而好思、进退有礼的一代大师的终极夙愿呢？
大师，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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