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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尚礼精神的取舍与发扬

 

        伦理精神与其它观念一样,都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它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它与法律不同,不是用强制的手段,而是 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和个人自身的内省,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它以一定的善恶观评价人们的行为,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稳 定发展。伦理精神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并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服务。

  但是,道德既然是一种社会观念意识形态,它在发展过程 中,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历史上任何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人们总是从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出发,批判和吸取前人所创立的某些精神,即以前人已经到达的 道德终点为新道德的起点。因而,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能割断,同样,具有与经济基础相对独立性的道德传统,人们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可能做到“彻底决 裂”,也不可能全盘抛弃。在选择取舍、加工改造的前提下加以继承和创新,才是传统道德的唯一出路。从另一面讲,当代社会的道德不应该是无源之水,它必须以
儒家传统美德为基础,才能产生强大的精神作用力,和广泛的群众性。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产生于阶级社会和一定的经济土壤,带有阶级性的印痕。封建统治 者的道德与普通民众的道德在总体上、本质上并不相同,它们都是维护各种不同政治经济利益的思想武器。

  那么,它们之间是否没有任何同一处呢?如果没有任何同一性,那么不同政治经济利益和地位的人们之间就不可能有相互交往的机会。这种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没有根据,不能成立。那么,现代社会在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道德体系时,应该继承儒家传统道德精神中哪些积极因素呢?

   首先,当代社会的道德应继承历史上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如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热爱祖国、酷爱自由、互助友爱、英勇对敌等传统美德,这些美德是中华民族 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培养起来的优秀道德品质,其中也有某些道德观念是受儒家传统道德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例如“孝”的道德,我在上节中已作介绍, 这里有必要加以重申。从普通民众对“孝”的态度看,与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孝”有联系也有区别。试举《水浒传》李逵背母的故事加以说明。

   
宋江上山后派人接其父到梁山泊,公孙胜也回蓟州看母。他们的孝亲行为感动了李逵。李逵想到家里的哥哥在别人家里做长工,“如何养得我娘快乐”,便决定 “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李逵回到家,哥哥怕受连累,便向官府报信来捉李逵。李逵给哥哥放下一绽五十两大银后,将娘背走。当他背到沂岭放下娘,替娘找 水喝时,几只老虎吃掉了他的老娘。李逵返回见状,杀死了这几只老虎报仇雪恨。李达看到兄弟留下的银子,想到老娘“必去山寨里快活”,加上又害怕梁山好汉, 便放弃追捕李逵的打算。李逵的母亲愿随儿子前去梁山,也并未出于政治伦理的考虑拒绝前往,而主要是出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来理解“孝”字道德的,与统治者宣 扬的“忠君孝父”等宗法伦理说教,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我们今天研究“孝”字道德,是从儒家传统的孝亲观念中吸取合理因素,把它从内容 到形式都改造充实而形成孝敬老人、赡养父母的品德,并把“孝”作为社会主义家庭关系中的行为准则。不过,我们提倡的孝敬老人、赡养父母,与封建统治者“父 要子亡,不得不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父母老了,照顾父母,孝敬父母是应该的。当代社会以“孝”为其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是因为家庭虽然不再是社会生产的基 本单位,但却依然是社会基本的生活单位,是繁衍后代和抚育人才的基本单位,孩子的抚养教育和老人的赡养至今还不能完全由社会承担,必须由家庭负责。敬老爱 幼,家庭和睦,这是社会安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孝敬老人仍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尽管“孝”字道德的内涵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历史上不同的阶级观念 中有很大不同,但是尊敬和赡养父母是它们之间相同的一面。

  儒家传统尚礼道德的某些内容可以继承。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某一儒家道德规范是起进步作用的,到了不同历史时期,只要赋予某种新内容,就是可以继承的。这就是道德的社会性和民族性。

   例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激烈、尖锐,但是当外来民族入侵时,这种共同的民族的爱国道德感情,便会使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趋于缓 和,而使全民族各阶级、各阶层联合起来,共御外侮。因为保卫国家是各阶级的共同要求。其中统治集团中的一些爱国志士表现出强烈的反对异族侵略和压迫、要求 抗击外侮、决不投降叛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对此,我们今天完全可以批判地继承。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每一次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都会涌现出 许多为国家、为民族洒热血、抛头颅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在
宋朝面临异族入侵的年代里,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岳飞力主抗击金兵 入侵,反对秦桧等人屈膝求和,与要求收复失地的爱国民众站在同一立场,甚至献出了生命。岳飞的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表彰,而且世 世代代为老百姓歌颂和赞扬。

  在这一点上,儒家传统的人格与国格观有机交融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统治者提倡的爱国道德与民间所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观,基本重合,相映生辉。这才是我们民族得以数千年生息而久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的民族魂。她不是某 一朝代或某种社会形态下所特有的,而是中国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宝贵传统。

  当然,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涵也随之而演变, 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与岳飞的爱国主义是有区别的。但他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永不 磨灭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战士,就曾用岳飞、文天祥、史可法、
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爱国品质激励自己,鼓舞自己的革命 斗志,同一切敢于来犯的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儒家道德的精华,我们有责任把这一优良传 统继承下去,告诉后人。中华民族之所以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这和它几千年来形成的心理素质有很大的关系。在“共同心理素质”中,就有民族气节问题。这就是 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正气、操守。特别是
孟子的“浩然正气”对后世许多民族英雄坚持气节起到激励作用。 

  中华民族形成独特的英雄 气概和高风亮节,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形成没有经过像欧洲那样因蛮族入侵而产生的所谓黑暗时代,从秦汉时期起,便创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 家。在广大的领土上,由于共同的经济联系,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民众被逼无奈而多次举行 起义,反抗统治者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总结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试图区别义战和非义战,同情前者而指责后者。从反抗民族压迫 和阶级压迫的长期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受到人们的尊敬。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国具有特别重视民族气节的优良历史传统。

  其次, 对封建统治集团中某些杰出人物所提出的道德信念,不要笼统地否定,而应具体分析研究,吸取其中某些有益的东西。例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范仲淹提出 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我们今天是完全可以继承的。当然,对其中的“天下”、“忧”、“乐”等概念还 要有所分析,但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道德境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的。古人的道德精神在今天并不是完全过时的东西,其中某些合理的因素是不可否认 的。

  在儒家传统道德中还有救济孤独残疾的观念。古人所想象的“大同世界”就是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这种美好愿望在古代当然无法实现,但它对我们民族 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形成,都有一定作用。

  在中国古代,如何协调师生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们着力探讨的问题。民间自古以来有尊师重教的优良 道德传统。但在尊师问题上历来就有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师与天地君亲并列,人们应唯师之命是从。在封建社会,人们讲资格,说某人出自某人门下,是某人的门 生,由此形成各种宗派,顽固地排斥他人。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形成狭隘的门户之见。这些无疑是封建性的糟粕,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尊师完全不同。尊师是对老师 辛勤劳动的尊重,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是平等的,不应夹杂宗派的东西。历史上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老师是传授知识,帮助学生解决疑难问题的。唐人
韩愈写过一篇 《师说》,专门论述这个道理。他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认为,老师无贵贱、长幼之别。比我岁数大的人,他在某一点上比我 知道得多,我就要向他学,他是我的老师;比我岁数小的人,他在某一点上比我行,我也要向他学。“是故无贵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师生关系 实际是教与学的关系。我国很早就有“教学相长”的理论,还有“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要求教师应当在各方面起表率作用,才能真正受到尊敬。这些思想在今天 仍有借鉴的价值。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儒家传统道德精神确有社会性或民族性的一面,为社会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们共同遵守。这种道德 的共同性表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对儒家传统道德精神,我们应当采取分析鉴别的态度。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遗产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只 讲抛弃,不讲继承,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应当对儒家道德范畴进行科学解剖,继承并充实其优秀内涵,取古之精华,切实加以运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服务。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不应当只有法律的制裁作用力,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发挥道德的作用。儒家尚礼精神就是文明社会必需的,否则,任何制 度治理下的社会都将紊乱不堪,生产力得不到正常发展,民众生活也不能安定。因此,认真对待儒家尚礼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尚礼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在当今及未 来社会也不是过时无用的东西,它可以成为构造新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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