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蒙古人，Zayasaikhan Sambuu作品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制定的婚姻制度是最歧视女人的，对待女人也是最没有人性的。
蒙古大军攻占南宋后，元政府在每个村子都派驻蒙古人，凡是村里娶媳妇的，要把新媳妇先送给蒙古人洞房，蒙古人享用后再送回去。所以，为了保持自己家族血统的纯净，当时很多人都会把新媳妇生出的第一个孩子摔死，第二个孩子才被用来传宗接代。
蒙古人实行多妻制，谁有钱谁的老婆就多。男娶女嫁完全成了赤裸裸的买卖交易，媒人亦如牙，家长将嫁女作为可赚一笔聘礼贴补家用不足的交易。妇女完全是双方家庭的买卖交易之物和经济筹码。若妇女丧夫，双方家长更争相改嫁寡妇二次受财，丝毫不顾及守丧者服孝未除，更不理会当事人的悲痛心情。关汉卿《窦娥冤》剧中的窦娥就是为了抵债，7岁被父低给与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当童养媳，至17岁与蔡氏子成婚。
蒙古人实行野蛮的收继婚，给平民妇女带来极大的伤害。收继婚本是北方游牧民族为保证家庭和家族财产的稳定，不致因寡妇再嫁而使财产流向其他家庭或家族，将寡居妇女由亡夫亲属收娶为妻的婚俗。 “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它是一种完全无视妇女人格的野蛮落后婚俗。在元代法律上汉族妇女改嫁是无财产随嫁的，但不需聘财和必要的结婚花销就能获得一个劳动力和生养工具的收继婚，对经济落后的平民社会颇具诱惑力，因此很快就被汉族下层男性社会所接受而迅速流播盛行开来，并且不顾官方只准汉族“弟收兄嫂”的规定，出现了兄收弟妻、外甥收舅母、侄儿收继婶母，甚至长兄与小叔共同接续寡嫂成婚以及姑舅异姓小叔收继表嫂的情况。最荒唐的是嫂子已50岁，所生儿男已36岁，且与小叔另立门户，小叔仍强行收继阿嫂；年龄悬殊一倍的小叔却要收继曾哺乳养大他的嫂子。嫂年30岁，小叔仅8岁，婆母居然理直气壮告官要小叔收继；还有夫亡守志过期，婆家仍不令归宗，强迫小叔或侄儿收继其儿媳的。
（图）蒙古人，Zayasaikhan Sambuu作品
蒙古族任意典雇与转让女人，女人只是当做生产工具和生育机器。元朝的婚姻制度，实质上是男方以极为廉价的财礼买到一个能纺线织布、下田作业、外出打工为家庭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一位洗衣作饭操持家务的保姆，一个能满足生理需求、传宗继代的工具。据史书记载：至元十五年十一月，江西行省袁州路彭六十，为家贫养赡无力，自愿将妻阿吴典雇与彭大三使唤，三年为满，要讫雇身钱五贯足。入典方多为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的男子，丈夫公然受价将妻典与他数年；桂阳路谭八十一为生活艰难，在陈四的诱说下写立休书，将妻阿孟转嫁与谭四十三为妻，得其钱财；益都路山东东西道胶西县杨大，至元二十七年，因为缺食，受讫马国忠中统钞六十两，将妻苗月儿嫁与马国忠为妾；公婆将儿媳转嫁他人受财更是天经地义，连身为职官的公公也为钱财将儿媳移嫁他人为妻。
蒙古人公然把妇女当作商品，名正言顺地进行买卖。元代社会专事买卖妇女的“奸人”（人.贩.子）活动十分猖獗，“人市”及中介人“牙婆”等则堂而皇之奔走其间。买卖妻女名目繁多，有借口夫妇不相安谐而将妻买休卖休者；有妻子外逃犯奸，丈夫另娶妻后，将前妻捉回以丝一千一百两的价钱立契转卖与官宦之家作驱口者。连一些品官也加入了拐.卖妇女的行列，他们利用到江南做官的机会，伙同到江南的商贾、军人等，私下娶江南平民女子或寡妇为妻，并不依例凭媒写立婚书，回北方后便将这些妇女卖出赚钱。人贩子们趁机与不法官吏相勾结，形成买卖贩运妇女的一条龙服务，十分猖獗。刚直敢言的郑介夫不无沉痛地上疏说：“今大都上都有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极为可怜。”。
蒙古人公开强迫妻妾卖.淫作私娼，以此赚钱。由于元代刑法有“奸从夫捕”之条，所以丈夫迫妻妾卖.淫“为之无忌”，乃至发展成各种“生意经”：在“街市之间设肆卖酒，纵妻求淫，暗为娼.妓明取钞物，名曰‘嫁汉’；又有良家私置其夫与之对饮良同寝处，略无主客内外之别，名曰‘把手合活’；又有典卖良妇，养为义女，三四群聚，扇诱客官，日饮夜宿自异娼户，名曰‘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争相仿效”。更有惨绝人寰的迫妻赚钱者：杭州路钱万二将妻狄四娘用拳强行打勒，沿身刁刺青绣，于背上两腿刁刺龙鬼，租与莫一史在街上露体呈绣迎社以赚钱，致使该妇终身废弃。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而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元代如此荒唐的婚姻制度，客观导致了元朝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助推了他们王朝的短命。
*作者：王子皿，鱼羊秘史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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