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闻孟尝君之贤，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请。孟尝君来入秦，秦王以为丞相。
十七年癸亥，或谓秦王曰：“孟尝君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楼缓为相，囚孟尝君，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求解（解救）于秦王幸姬，姬曰：“愿得君狐白裘。”孟尝君有狐白裘，已献之秦王，无以应姬求。客有善为狗盗者，入秦藏（音脏，仓库）中，盗狐白裘以献姬。姬乃为之言于王而遣（打发）之。王后悔，使追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时尚蚤（早），追者将至，客有善为鸡鸣者，野（农村，相较于城里而言）鸡闻之皆鸣。孟尝君乃得脱归。
半民：秦国用楼缓代替田文，不是一个外国人代替另一个外国人吗，难道就不怕楼缓先赵而后秦吗？再说，换掉用泾阳君欢的孟尝君，何必要囚杀他呢？其实这里牵涉了秦原来联盟齐，后来由于赵武灵王的运作，秦、赵、宋联合对付齐、韩、魏，由盟友变成敌人，当然要这么做了。
至于这个鸡鸣狗盗的故事，很多人都以为孟尝君善于养士，连拥有鸡鸣狗盗这样的才能的人也都能使用。真是这样吗？正如王安石说过的：“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就是“眼界决定境界”，一个政治家只顾着鸡鸣狗盗这样的“小伎俩”，眼里没有寻找和容纳商鞅、吴起那样大人才的大胸怀，落得个靠鸡鸣狗盗之徒来保驾逃命，也就不足为奇。
楚人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秦王怒，发兵出武关击楚，斩首五万，取十六城。
半民：楚国这番“告”是何意？示威吗？由招来秦的一顿痛揍。
赵王（惠文王）封其弟胜为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数千人。有公孙龙者，善为坚白同异之辩，平原君客之。孔穿（字子高，孔子七世孙）自鲁适（到）赵，与公孙龙论臧（奴婢）三耳，龙甚辩析。子高弗应，俄而辞出，明日复见平原君。平原君曰：“畴昔（日前）公孙之言信（的确）辩也，先生以为何如？”对曰：“然。几能令臧三耳矣。虽然，实难！仆愿得又问于君：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认为对）者乎，其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无以应。明日（第二天），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道理胜于言辞），公辞胜于理。辞胜于理，终必受诎（屈）。”
齐邹衍过（访问）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邹子曰：“不可。夫辩者，别（区别）殊类使不相害，序（排列）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抒发自己的意志），明其所谓（表达自己的态度），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便于理解，不生疑惑）。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繁琐）文以相假（假借），饰（纹饰）辞以相惇（攻击），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衍不为也。”座皆称善。公孙龙由是遂绌（受到冷落）。
半民：公孙龙，字子秉，(约前320年-约前250年之间)，赵国人。是名家离坚白派的代表人物。公孙龙能言善辩，主要著作为《公孙龙子》，至今只残留6篇，共一卷。其中最重要的两篇是《白马论》和《坚白论》，提出了"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论点，认为对于 "坚白石"，"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强调视觉与触觉的差异故"坚白石二"。又分析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强调"白马"(个别)与"马"(一般)的区别，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与他齐名的是另一名家惠施。
名家是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他们的辩论，"不法先王，不是（认为对）礼义"，具有反传统的精神，是为新的政权服务的。但由于他们认识的角度不同，因此观点有所不同。惠施、公孙龙都是片面夸大了认识的某一方面，惠施强调事物的"同一"(即同)的一方面，公孙龙则强调事物的差别(即"异")的一方面。他们在各自所强调的方面都有精辟的思想，但是这些认识却受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限制。他们的错误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正是对他们的批判总结。
但是，名家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他们非常有似于古希腊的智者派，甚至于连某些命题都是相似的或者相同的(例如公元前五世纪伊里亚的芝诺就有过"飞矢不动"的命题)。名辩学派和智者派大约前后同时各自在东方和西方以几乎相同的诡辩式的理论活动，参与了当时历史性的社会大变动，并促使人类思想认识大为深化。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值得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至于邹衍对于公孙龙的批评，固然代表着大多数人的认识，也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功利性的强调这种正确，岂不也是对“创新”能力的挤兑，要知道，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有曲折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有了错误就躲开，那不就是跌倒了不再爬起来的“因噎废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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