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距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关中）。秦中新破（刚刚经过战火洗劫），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土地肥美，可以充实）。夫诸侯初起（指秦末诸侯）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要不是这些大姓家族，不会兴起）。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六国后代家族）及豪桀、名家（著名大家族）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根本）弱末（末枝）之术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族及豪桀于关中，与（给与）利田、宅，凡十馀万口。
半民：刘敬这个迁徙关东豪强的政策是个不错的主意，既可以充实自己（关中），在自己眼皮底下看着他们，又可以削弱六国旧有实力，打散了他们原有的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既防备了胡人，减少了潜在的危险。
但更深远的影响，刘敬他们没有想到：人口的迁徙、物质的流动、文化的交融，对汉民族的最终形成、大一统国家的基本认同是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二月，上行如洛阳。
贯高怨家（仇家）知其谋（行刺刘邦），上变告（举报）之。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赵午等十馀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谁叫你们这样做）？今王实无谋（没参与），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谁为王辩白）？”乃轞车胶致（胶封的木栏囚车），与王诣长安。高对狱（审查的官员）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搒（音：棒，拷打）笞数千，刺剟（音：多，刺的意思），身无可击者（遍体鳞伤），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因为）公主故，不宜有此（不会这样做）。”上怒曰：“使（假如）张敖据天下，岂少而（你的）女乎！”不听。
廷尉以贯高事辞（审讯情况报告刘邦）闻。上曰：“壮士！谁知（亲近他）者？以私（私下里问）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老乡），素知（平素了解他）之，此固赵国立义不侵，为然诺者（以义自立、不受侵辱、信守诺言）也。”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箯（音：边）舆（竹床）前。泄公与相劳苦（问候），如生平欢，因问（趁机套话）：“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爱王过（爱亲人肯定生于爱赵王）于吾亲哉？顾为（只是因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全部说出原委）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
春，正月，上赦赵王敖，废为宣平侯，徒代王如意为赵王。上贤（认为贯高是个人才）贯高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于是）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审查出狱）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看重）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之所以）不死，一身无馀（遍体鳞伤）者，白（辩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我责任尽了），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曾经谋杀过皇帝），何面目复事（再侍奉）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亢（掐断颈脉），遂死。
半民：贯高，豫让乎？燕赵之慷慨悲歌之士也。
赵王张敖，吕后之婿，废而为侯，吕后爱其女，女婿被降为侯，本就不满，而刘邦又把代王刘如意徙为赵王，接了她女婿的班，刘如意是刘邦宠妃戚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吕后情敌的儿子，这个儿子又时时刻刻威胁着自己儿子刘盈的太子之位，不知不觉中，这个仇结大了。刘邦还浑然不知，或者他根本不想把吕后母子当回事。“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这话只对一半，吕后心中这时候只有恨，只不过引而不发罢了。
荀悦论曰：贯高首为乱谋（阴谋弑君首恶），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舍身护主），小亮（小的优点）不塞（掩饰）大逆（大逆不道之行），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按照春秋正道，罪不可赦），罪无赦可也。
半民：这句话其实也是在暗批刘邦，不能做到正法纪，帝王执法的随意性，因为个人爱贯高之才而赦免他。要知道《春秋》大义是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已。贯高做臣子不该谋弑君，那么刘邦做帝王，也不该扰乱法纪才对。
臣光曰：高祖骄以失臣，贯高狠以亡君。使贯高谋逆者，高祖之过也；使张敖亡国者，贯高之罪也。
半民：这里面有三层：皇帝--诸侯--诸侯臣。作为诸侯的相贯高，自己的眼前主人被侮辱，他该如何做才好呢？他端的是刘邦的碗，还是张敖的碗？
高祖“骄”的表现，是刘邦无缘无故的个人品质问题，还是刘邦在撒白登被围之气？
诏：“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半民：自丙寅日前不犯死罪的，大赦。
二月，行自洛阳至（返回长安）。
初，上诏：“赵群臣宾客敢从张王者，皆族（族诛）。”郎中田叔、客孟舒皆处髡（剪掉头发）钳（铁圈套脖子）为王家奴以从（以奴隶身份随从）。及张敖既免，上贤田叔、孟舒等。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尽拜为郡守、诸侯相。
半民：孔子说：“岁寒知松柏之后凋”，田叔、孟舒，真君子！反过来看，贯高、赵午、田叔、孟舒等等，这么多人都愿意跟着张敖，除了他们个人品质外，张敖也是为识人、得人之王啊。
刘邦没有怪罪他们违抗圣旨，反而任命他们官职，如同对待贯高一样，且不说有没有道理，但显然是情大于法，甚至说是个人的好恶大于了国家的法律。
执法者从裁判权过大，审判依据：情-理-法，是中国文化显著区别于西方社会的地方。可以说，刘邦的大汉朝建立了，商鞅开启的“法”的大秦，在中国历史的天空划过一道闪亮的流星后，彻底的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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