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林语堂先生的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可见，一个极鲜明的特点是其思想方法上的伦理性，政治以道德为依归。孔子主张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生逢乱世，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拯黎庶于水火，形成了济民救世的人生观：“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自觉地承担起改革现实的时代责任，希望实现“东鲁春风吾与点”的太平盛世。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孔子毕其一生之精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以恢复周礼为旗帜，以改革时弊为目的，周游列国，游说君王，积极宣传“仁学”思想，实施伦理政治教化。二是创办私学，教诲弟子，培养济民救世的政治人才。三是积极寻找机会，亲自参加政治活动。
一、大同和小康的政治思想
据《礼记》载，孔子的政治理想有“大同”和“小康”两种。其理想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大同社会。在他看来“大同”与“小康”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天下为公”，而后者是“天下为家”。何谓天下为公呢?《礼记》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是一个注重现实的思想家，他虽憧憬大同世界，但作为近期目标，当前要力促其实现的则是小康世界。小康的蓝图亦见于《礼记·礼运》所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二、“爱人”是“仁”的核心内容。
在伦理关系中，“仁”既是一项重要的道德原则，又是一种人生境界，它要求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富于爱心，要相互关心爱护。因此当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把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要求人们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政治关系上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统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以“爱人”为核心的孔子“仁学”思想，既包含着“人本”思想的因素，又体现出“民本”思想的精华。
1、“人本”思想：
《说文解字》“仁”的本意就是仁爱亲善的意思，又从形体结构分析的角度说“仁”是会意字，从人，从二。从“人”，很显然讲的是人的问题；从“二”，用徐铉的解释就是：“仁者兼爱，故从二。”虽然许慎是东汉人，但是，从《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解说看，许氏可谓深得孔子之“仁”的精神实质。据此可说，孔子的“仁学”也就是“人”学，即“以人为本”的学说。《论语?乡党》篇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只问人，不问马”，表明孔子重人轻财，十分关心管理马匹的下人，这不正是其人本思想的体现吗？
2、“民本”思想：
虽然孔子极力维护周礼，反对以下犯上，但是他更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反对国君对百姓的横征暴敛。
鲁哀公遇到了荒年，感到用度不足，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讨教办法，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论语》?颜渊》）。十分精辟地说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虽然此话并非出于孔子之口，但是，却准确地传达了孔子的民本理念。
三、忠君尊王
忠君尊王是孔子政治主张的突出内容，也是孔子自己一贯的政治表现。孔子一生恪守周礼，尤其是君、臣关系方面，没有丝毫越轨的行为。他认为，君之所为君，是因为他地位尊贵，据此，臣子和庶民一定要对君尽忠遵礼，否则就不是仁人。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七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公元前559年，卫献公被逐出国外，晋师旷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欲？”（《左传》襄公十四年）
公元前510年，鲁昭公被三桓逐出国外而死亡，晋史墨也议论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皆然。” （《左传》昭公卅二年）
孔子为制止“邪说暴行”，恢复周礼的权威，孔子认为，首要的是“正名”：“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之所以提出这些主张，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历史变迁中的消极面：各国诸侯、贵族、新兴的实力派，为满足私欲而争权夺利，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篡夺、战乱给社会带来极大灾难。孔子希望结束这种混乱状态，重新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而未必想真的回到西周时代。他的主张反映了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的愿望。
四、礼和仪中显其政治思想
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了礼，就要以失去一切为代价。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的“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五、关于德治主张
孔子政治学说又明确提出了“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这就是说，“正政”必先“正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必先“正德”。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因此，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倡“为政以德”（《为政》）的德治主义。
所谓“德治原则”，就是要求“从政者”“先之，劳之”（《子路》），以身作则，凡是要求老百姓做到的，必须自己先做到；凡是要求老百姓实行的，必须自己先实行；凡是要求老百姓遵守的，必须自己先遵守。“从政者”自身首先要是一个“有德者”而不是一个“缺德者”，从而总是善于用自身的德才影响力去影响民众，而不是主要依靠自身的权力影响力去影响民众。
1、执政为民的正确途径：
孔子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尔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
2、提出了“五美”说：
在《论语?尧曰》篇中，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五美”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就是君子执政做人的中庸之道。
六、于“孝悌说”中见其政治思想
1、仁与孝悌的关系
孔子认为，“仁”的培养要以“孝悌”为心理基础，所以特别重视孝悌的作用。他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
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孟子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者也”（《孟子?离娄上》）。
孔子讲“孝悌”，不仅具有伦理、道德意义，而且更具有社会政治意义。
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
孔子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在孔子看来，能以“孝悌”之道影响政治，就等于是从政了。
2、对“孝悌”说的评析：
自春秋战国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文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孝悌”说，主张“以孝治天下”，汉代即是一个显例。
孝悌说是为封建统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务的，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判别，抛弃封建毒素，继承其合理的内容，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安定方面所应有的作用。
3、“孝”与“悌”的社会政治意义
“孝”与“悌”从纵横两个方面把社会关系伦理化、情感化，为巩固宗法等级社会制度，构建友善、和谐、稳定的社会，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在家孝敬父母，在朝则忠于君主，这是从纵向建立了宗法等级秩序。在内尊敬兄长，在外则敬爱长上，这就从横向形成了友善的人际关系。二者结合，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就会形成。
孔子坚持开明的贵族政治，他一方面极力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特权，另一方面又照顾到人民的利益。他要改变社会现状，但又不愿去进行周武王那样的革命，而是希望依靠统治阶级自身的“克己复礼”和对被统治者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办法去恢复仁政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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