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一味的自我内耗和精神攻击。
躺平、搭子社交、特种兵旅游、“momo”大军兴起、全职儿女……所有这一些新热点的背后，到底是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生命价值缺失后引发的过度疲劳和倦怠？
新社交趋势
世界正从疫情中走出来，但过去三年经历的变动，依旧影响着我们感知生活的方式。《大社交趋势观察报告》是每年报告阅读榜上的常客，它总结的各类社交趋势始终能精准命中现代人的内心变化。从2020年的“失败展览”、“秒抛关系”， 2021年的“劳资凝视”、“抠糖代偿”、“科学早恋”， 2022年的“反语保护”、“扁平过劳”、 “谨慎宠爱”，都揭示出新的社交特征。
2023年又催生出新的社交趋势，报告把这些新社交趋势的形成归结为环境的“不确定性”。
首先，“不确定”的未来预期唤醒了普遍的风险意识，人们对未来的安排显得更加谨慎。比如人们的消费更加保守；年轻人躺平着畅想自己的养老生活，更学会了从父母、祖辈那里争取更多的资源。人们尝试规避一切风险和痛苦，只希望沉浸在无限的自我肯定的舒适之中，甚至连爱情中的痛苦也被视为需要祛除之物。
另一方面，在“不确定”带来的担忧害怕犹疑之中，人们努力尝试寻找各种情绪出口。狂欢补偿、旷野想象、假性发疯、盛景复古，都是面对不确定时对现实的逃避态度。
最后，新时代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如火如荼的AI使个体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人与算法的关系也来到一个新阶段，危机感使人们不得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以求自保。
存在的价值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我们仍会感到“不确定性”吗？答案是必然的。疫情只是促进了我们对“自己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的思考。
此前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和认知都是：读书升学，去对的行业做积累，延迟满足，满足自己和家人的期待，积累一些财富，创造一个家庭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一种积极的经验反馈上: 我们处在一个有正反馈的时代，努力奋斗赚钱，提高自己的社会阶级，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
但疫情推翻了这样的经验，也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更关注人本身的属性。我们需要重新建立与大自然的联系，我们需要重新发现社会，发现自己。我们需要在休养生息中思考，享受，自得其乐。喝咖啡，露营，郊游，徒步，打游戏，散步，这些体验，这些活着的美好的记忆，是任何人也拿不走的。
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及，当今人类仿佛整体被注射了兴奋剂，演变为一架效能机器，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这时候，生命被简化为一种效能，引发过度疲劳和倦怠。人们前仆后继默念着“是的，我能够”，日以继夜地进行着自我剥削。想对加班说“不”，想退出竞争，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又不愿把世界让给别人。这种矛盾冲突导致了“卷”和“躺平”同时成为这个社会的现象级形态。
这也是为什么大卫·格雷伯《毫无意义的工作》被引进国内之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书中他揭露了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伴随社会经济发展，现代社会中诞生了越来越多“毫无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产生的负面效应包括制造消费焦虑、资源浪费等等。我们一边吐槽着“狗屁”工作，一边又要假装热爱，汲汲营营。这种矛盾诞生的精神暴力，让我们陷入内耗和自我攻击中。即便我们不断用“上班只是为了赚钱”的借口安慰自己，也会因为缺失目标和价值感而感到深深的痛苦。
为什么科技越发达、产业越发展，狗屁工作却越多？格雷伯认为这源自于现代企业体系，这种体系以占有和分配资源为基础，不断增加管理层、基层员工来维持集团秩序，各种工种源源不断的产生。但是这类工种的功能不在于提升效率和产出，也不是真正地创造资源、增大社会财富，而是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来回传递各种资源，维持现有的秩序、维持既定的权力关系。现代企业也塑造了一种“以工作本身为目的”的道德观，大众推崇的不再是诗人、艺术家或者浪游的贵族，而是一天只睡五小时的工作狂CEO。
面对残酷的现实，格雷伯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全民发放基本工资，在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就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以此来摆脱“狗屁”工作。
当然，无政府主义乌拖邦只存在于作家的笔下，《毫无意义的工作》带给我们的启迪是：反思自身所处的系统性困境，停止一味的自我内耗和精神攻击。
结语
对生存价值的思考，使我们不再觉得躺平可耻。正如韩炳哲所说：“无所事事是人努力的最终目标。”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失去了对“无所事事”的感知，我们对生活的感知只剩工作和绩效。人的存在被行动榨干，变成可以被剥削的对象。
所以，无所事事，是一种能力，能够创造真正自由的时间。
青年作家李海鹏在博客中写道：“坐在雷电暴雨的边缘慢慢喝了杯咖啡，心满意足，活着就是为了智力的愉悦和这样的感官享受。”在他看来，沉默和安宁加深了思想的深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开篇名句。躺下来，我们才能重新思考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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