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如果没有建州女真建立的满清政权，在边疆地区起兵割据，持续侵扰，进而夺取中国政权，明朝是完全有推进近代化和工业革命的转型契机。
近四千年来的人类历史，真正最有意义的事情只有一件：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gdp一直在低水平循环。而工业革命恰恰是统治技术薄弱的社会才会出现的小概率事件。
欧洲的领主自治传统，是建立在罗马帝国突然崩溃，入侵的蛮族根本没有统治能力的情况下。这正是地理决定制度的小概率事件。
因为强有利的统治者天生有掌控一切的欲望，而市场经济恰恰是超出人力所能掌控的存在。
一个如满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那般，崇尚集权的封建君主，绝不会欢迎市场经济，而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分工的细化，就根本不会自发性产生工业革命。
实际上，满清一朝在工商业的倒退，除了满清统治集团本身的愚昧之外，便是因为明末之际人口大为减少，造成市场需求等级降低，使得开始工场利润远远低于投资土地，也失去了劳动力支持。
英国所在的不列颠岛，是因为人口资源相对不足，才需要“羊吃人”人为制造劳动力。而以天朝子民的繁殖能力，根本不必“羊吃人”，只要人口突破耕地极限，自然需要工业来解决就业。
或者说，明朝和英国推进工业革命最大的区别在于，英国人的纺织机，是为了满足出口欧陆各国的需要；而明朝只需扩大内需，就可完成。
近代化的内在需求，在于内需增加刺激科技进步。 因为长期安定，造就奢侈品消费增加，而被迫产生技术革新。技术革新从来不依赖于政府引导，必然是民间自发产生的。
因此，如果明朝没有灭亡，如果没有那场几千万人口损失的改朝换代，以明朝资源之丰富，实在有太多产业可以产生近代化需求了，包括酿酒、制茶、陶瓷加工、 矿业和制造业等等。 其中最可能产生的蒸汽动力，必定是榨油机。 只要机械化油坊的利润和可持续性超过土地本身，就会带来观念上的革命。
这种技术革新并不会对帝国带来威胁，只会造就新的税收和副业机会。因此，开设油坊会成为文官士大夫的时髦。随着蒸汽机用于生产各个领域， 铺设到麻布纺织业和丝绸业，也不会对农业造成“羊吃人式”的冲击。毕竟亚麻种植和养蚕，在中国传统，本就是农业的一部分。
只要此类蒸汽工场的收益高于土地，那么官员们有了足够财力后，不会再去扩大田地，而会去开设新的工场。敢于开设蒸汽工场的第一批官员，将因为财力的增加，在官场内部博弈中处于优势，而逐渐淘汰固守土地的官员，于是使得文官士大夫“资本化”。
明朝此前商税约等于无的税收制度，在工商业大发展后，是注定不能长久的。只要没有满清这种强大边疆胡族政权的入侵压力，在市场博弈下，国家税收重心转向工商业，也是不可逆转的。
而工场需要便宜的原料。如果农业税太高，意味着生产成本会增加。所以，农业税不能高于某个数值，以保证资本利润最大化。
因此，农业化的北方地区作为原料基地和产品倾销地，给工业化的江南地区充当“经济殖民地”，江浙优先发展工商业，经济殖民其他各省，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工业化。
在这场工业化进程中， 明朝内阁中枢必须保证先进的江南不会被北方农业省的传统势力，以及广大失去土地的流民集团所吞并。
流民军首领：李自成与张献忠
如果是江南地方官员，当流民队伍快打过来了，一定会掏钱组织团练保护自己的产业。一旦流民的危机过去了，按照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自己掏钱劳军，在政治上是风险极大的行为。因此，为了让这种行为合法化，哪怕是为了避免皇帝猜忌，也会把掏出的劳军费，以“饷捐”的名义固化，以规避风险。这样，困扰明朝末年的财政和军费危机，也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当技术革新趋势一旦开始，历史大势不可逆转。南方只要发明了蒸汽机，导致生产爆炸，要不了多久，内燃机也会出现。一旦有了内燃机，北方农业各省则再没有反抗余地。
当然，如果满清或者蒙古的强大胡族政权尚在，同一个内阁中枢里，南北方利益代言人势必只能互相扯皮，引狼入室，参照历史上的晋商晋党，与徽商东林……
历史上的明朝灭亡，正是因为中枢由文官集团控制着，没钱维持国家运作，又不肯掏自己腰包，就只好拼命压榨土地，荒年不去赈灾反而加税，搞出流民无数。
所以历史上江南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没有大规模的流民集团，所以满清八旗大军南下，北方望风而降，江南抵抗却如此惨烈。其实谈不上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有气节，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是“屁股决定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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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各帝能做到荒年去赈灾，加上美洲高产作物引进，老百姓不用吃观音土，所以流民就没了，吃糠喝稀的所谓“康（糠）熙（稀）盛（剩）世”，说白了不过如是。
在推翻满清政权后不过百年，天朝便成为国力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更足可证明： 从奴隶制发端的满清王朝的落后，绝不能代表华夏文明的真正落后，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歧路、不协调的插曲而已。
实现数百年来所有先进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让华夏文明如汉唐宋明一般，重新回到世界文明的领先水平，正是我们现时代的华夏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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