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这样的局面与唐玄宗对于藩将的过度信任有关，而安禄山本人的野心则最终促使这一场祸乱爆发。
可是，将所有的过错全部推到玄宗一人身上，其实对于了解和重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无丝毫益处。甚至可以说，寻根究底，安史之乱的爆发其实很难完全归结于统治者的识人不明。
同样，安禄山、史思明二人的不臣之心虽是兵祸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实事求是的讲，假如天宝末年统摄河东、幽州、平卢军的节度使并非安禄山而是他人，结局可能也并不会因此而有太多改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又是什么会让安禄山得以拥有足以颠覆整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笔者认为，这一次悲剧事件的发生，其实与唐玄宗对于权力的平衡有关。
节度使的出现，虽然早在睿宗一朝就已有先例，但 “节度使镇边”模式真正的形成，还要等到玄宗临朝之后。
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史家对于开元节度使形成的一次总结，截至这一年，在大唐的版图上一共设立了先后十个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各领一处藩镇，分别位于河西、陇右、幽州、平卢、朔方、河东、安西、北庭、剑南以及岭南。
其中，岭南所设为五府经略使，地位较节度使而言略低，因此，有人也将开元十节度称为开元九节度。但无论怎样，这些节度使或者经略使所承担的“式遏四夷””任务并无大的不同。
以朔方节度使为例，此地藩镇的建立，便是为了遏制因突厥崛起而再次异动的粟特族人。
开元九年四月，粟特人康待宾起兵反唐，虽然这次叛乱在当年七月便已被唐军所镇压，其头目更是在之后被迅速处决。
但在这次叛乱的过程中，原本在朔方设立的行军大总管，却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所谓的行均大总管本为军职，其权利自然无法涉及财、政两项。尤其是后者，更是被户部度支使所把持。
正因如此，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军事调度往往受制于粮草的补给不协，以至于必须依靠陇右节度使调兵方能平定。
实事求是的讲，这种分权制衡之道是节制武将叛乱的重要手段，不仅初唐时期极为常见，更是之后历朝历代皇权最重要的保险之一。但这种制度上的分权，自然也带来了严重的效率问题。
在盛唐时代，这样的节制手段自然有着施展的资本，但在此时，强敌环伺下，继续把持财政大权，则只能坐视边境的烽火重燃。
正因如此，开元九年，唐玄宗再次效仿前例，将朔方行军大总管裁撤，改立为朔方节度使。《旧唐书·地理志》称
“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
从这一点上来看，统辖七军府的朔方节度使，正是唐王朝防备北方抵扣入侵和内部叛乱的重要战略节点，名将郭子仪便是出身朔方节度使，其统摄的朔方军无疑是唐朝平叛的最强助力之一。
单从另一方面来说，朔方节度使的设立，也意味着唐朝又一处地方开始拥有几乎不受辖制的军政财三权。
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元时代设立的十节度中，朔方节度使并非某一特例，而仅仅是唐朝藩镇形成过程的一个缩影，愈演愈烈的边患和叛乱，致使唐王朝不得不依靠藩镇这种效率更高、行动更为迅速的军事单位。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唐朝的藩镇之所以存在，是玄宗初期边患愈发严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只是将矛盾从外部转向内部。
那么，这一时期的玄宗，真的对藩镇的出现毫无警惕之心么？
显然，这种的猜想并不符合实际，尤其是对于玄宗这样一位在政变中夺得帝位的皇帝而言，制衡和打压才是整个事件中不可被忽视的底色，而所谓的信任，则是在一系列防范手段达成后才会出现的表象。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下开元年间节度使的分布图，就会发现，这十处节度使（包含岭南经略使），全部是以一种彼此相联结的方式成对出现和设立。
这种情况的一再发生，使人不能将之称为巧合。河西与陇右、幽州与平卢、朔方与河东、安西与北庭，岭南与剑南，均是如此情形。在大唐的边疆地带，这些藩镇虽然强大，但若仅仅只是某一位统领藩镇的节度使内有不臣之心，那么与之相邻的另一位节度使，也可在军事上与之相抗衡，并在叛乱发生之前，对其进行遏制和围剿。
如果将这一思路代入，唐玄宗在设立节度使时的一些部署也就显而易见。以最早设立的陇右以及河西节度使为例。后者的设立时间最早，这是因为，河西节度使所统辖的西北一地，是翼护大唐龙兴根基的军事要地。
正因如此，唐睿宗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便被任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节度使。
“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资治通鉴》）”。
这位在历史上并无太多功绩可寻的节度使，便在此刻拥有了凉、肃、瓜、沙、甘诸州的实际控制权，但就在这之后不久，唐玄宗临朝，便迅速设立陇右节度使，辖领鄯、奉、河、渭、兰、临、武、挑、岷、郭、迭、宕十二州。
如果从玄宗时期发生的数次边境战争来看，陇右节度使虽然与河西相接近，但在对抗吐蕃的时刻，大多情况下是以牵制和袭扰为主，而最初设立的河西节度，却承担了更多的防守任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陇右节度使的设立毫无意义，相反与河西节度使以祁连山为防线不同，陇右节度使的治州（即节度使使府所在）位于鄯州，一旦吐蕃进犯，陇右军便可以沿河西南下入青藏高原腹地，直接进逼吐蕃要害。
而若是河西节度使有不臣之心，这一强藩同样可以牵制其直接冲击长安的战略部署：河西镇的辖区，极有特点，其西部诸州彼此相隔数百里，而在其中轴线上，却是一处仅百里宽窄的所在，一旦河西反叛，陇右军甚至无需出兵拦截，只需要将其军州之间的联系拦腰截断便可断绝其影响。这种隐隐然的威胁和牵制，也是玄宗故意将两镇并立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只是作为河西军战略补充的陇右军，在军力上丝毫不逊于河西的原因，前者统辖兵马七万五千人，而后者甚至还略逊于前者，只有七万三千。
这种彼此制衡的军力分布，并不仅是河西与陇右一地的“特色”，陇右、河西两镇的制衡尚可以用攻守配合作为掩饰，但在朔方镇，这样的制衡之术却已经明朗化。
《旧唐书》记载，“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唯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己”，可见，在作者看来，这一时期在西北地区，朔方节度使的地位与河西、陇右相当，不仅可以支援河西、陇右两藩节制吐蕃，甚至还承担了拱卫关内道的重要战略任务。
但仅仅是九年后，玄宗皇帝便再次设立河东节度一职：
“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旧唐书·地理志一》。
相比朔方节度使六万五千人的兵力配置，河东节度使所统帅的兵马略少，只有五万五千之数，但有趣的地方在于，在军马数量上，河东却要比朔方军多出近一万匹。在冷兵器战争中，骑兵的多寡和使用的效率往往能在局部战役成为影响胜负的关键，再加上河东军中招募的大量 敕勒族精锐骑兵，两者的军力差异又被进一步缩短。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唐玄宗对于河东与朔方军之间的平衡，掌握的更有力度却也更加明显。
诚然，唐玄宗以彼此制衡的宗旨平衡藩镇的规模，是其控制和节制地方势力的一大举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此时的唐朝正处于战争频率空前激烈的时期。因此，这些制衡的手段往往会因为战争的爆发而出现偏差，甚至走向其最初预料和设想的反面，而这也是这位帝王所没有想到的。
在前文我们提到，唐玄宗寄希望利用藩镇之间的实力军事意图组织强藩的崛起，这一政策在开元年间曾经得到了很好地实行。
但实事求是的讲，这种制衡方式，仍然是一种“刀尖上的舞蹈”，各藩镇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那么新的均势即使出现，但是其结果就未必是推行者所预想般的样式。
而藩镇的演化，恰恰遵循了这种态势。
从地缘格局上来看，开元十节度一共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部分，其中东部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西部则为安西、北庭、河西、陇右、剑南节度使以及岭南经略使。
至于中部，则是直接负责关内道防御的朔方、河东两镇。
在一开始，这些彼此毗邻的节度使仅仅只是地理上的相近，彼此之间并不熟悉，甚至可以说，这种互相之间的不熟悉与不了解正是唐玄宗为了其制衡目的而一力促成的。
但是，战争的威胁却使得节度使乃至其麾下将领们不得不彼此合作，比如河西军与陇右军，虽然分属两镇，但在对抗吐蕃一事上，却有着难以言说的默契，开元十六年，为迎击吐蕃来袭的悉末朗部，河西节度使麾下瓜州刺史张守珪与陇右节度使张忠亮配合，于青海西南部的渴波谷处大破吐蕃。
而平卢与幽州的关系，则更具特点，平卢军节度使于开元七年设立，本有镇抚室韦、鞋揭之使命，然而就在平卢设镇的一年后，契丹衙官可突于便攻破平卢军营州大本营，致使平卢军不得不仰仗幽州节度使方能存续。
这样的情形下，不仅玄宗所设想的彼此制衡逐渐沦为空谈，就连藩镇本身也开始逐渐形成了独立于朝廷之外的利益集团。
还是以平卢和幽州为例，在东北战场上，由于契丹和突厥的强势，平卢军失去了立身的营州一地，在这之后，由于实力的下滑，朝廷在东北不得不进一步仰仗幽州军，而平卢军不仅在军事上逐渐沦为辅助，甚至就连建制都逐渐为幽州所夺。
这也是为何安禄山可以一直兼任幽州、平卢两地节度使的原因所在。
而西线战场上的情形更加不容乐观，从节度使的分布来看，大唐的西北分布着地方一半以上的节度使军队。这正是因为大唐与吐蕃自睿宗时期边境矛盾就逐渐被激化。从开元二年开始，唐朝与吐蕃的战争胜负不定，消耗和烈度却逐渐上升。
这些在边境的战争，让唐王朝根本无暇顾及藩镇串联的可能，相反，以河西、陇右为核心的西部军事集团，开始逐渐凝聚并强大起来。
爆发于开元二十九年的承风堡之战，虽然在战略态势上并未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从盖嘉运到皇甫惟明，再到王忠嗣、哥舒翰，唐军四次换将的结果，最终导致河西、陇右这两座西北最重要的藩镇，落入哥舒翰一人手中。
虽然在安史之乱后，哥舒翰以自身的行动印证了他的忠心，但这种军事利益集团的形成所带来的政治隐患，仍然不应被人们所忽视。
东西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不久，最致命的问题便开始出现。开元时代之所以被称之为盛世，正是因为这一阶段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获胜，曾经被视为绝域的西域也再次被唐王朝所掌控。
“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唐大诏令集》。
但是，盛世之下，一丝不协的杂音也开始逐渐为人们所注意。到的此时，西部藩镇以哥舒翰马首是瞻，而东部则全然听从安禄山的调度，这种集权模式的形成可能并非野心家故意为之，相反，在绵延千里的边疆地带，由一人统领全军其实是一种行之有效且成本更加低廉的军事架构。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战争时期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在和平年代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无论君王如何宽厚大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下的这段话，才是他们最为喜爱和放心的边帅模板。
正因如此，一系列针对边帅的打压手段开始为唐玄宗所使用。但更让后人叹息的是，在此时的人们眼中，最可能爆发兵变和叛乱的节度使，并非安禄山，而是势力更加庞大的西北诸帅。
天宝五年，出身西北的王忠嗣被授予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之职，而仅仅是几个月后，他便因小事而被玄宗罢免，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为何并非王忠嗣嫡系的哥舒翰得以崛起的原因。
从这一点上来看，唐玄宗对于哥舒翰的提拔与任命，其实也暗含着对于西北边帅势力的打压和分化。但是，为了进一步制衡西部集团，至关重要的河东节度使一职被玄宗授予安禄山，自此，“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的河东被安禄山所获得，这也是安史之乱爆发前，这位蕃将可以兼任河东、平卢、幽州三镇军权的根本原因。自此，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最后障碍被玄宗亲自扫除，相反，勤王义军再难从关中取道救援京师。
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设立的节度使制度，是开元年间愈演愈烈的边患而行的军事改革。即使后世对于节度使的设立有着诸多负面的评价，我们也必须承认，将军、政、财权授予边帅，无疑是一种极为大胆而富有冒险性的尝试。
而这种尝试的效果，在一开始显得极为显著，“西戎摧殄，北虏归降”，逐渐疲敝的大唐边军开始重现贞观时代的强势。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制度的弊端同样明显，不受节制的藩镇无疑是最可能爆发叛乱的地区，为此，唐玄宗以节度使彼此制衡的办法试图掌握其动向。这样的政治手段在一开始的确有着一定的效果。
然而，随着战争烈度的加剧，蕃将兼任节度使的情形一再出现，几乎治无可治，而新的军事集团随着战争的持续开始凝聚。不得已之下，为了平衡东西军事集团，唐玄宗对更加强大的东部再次进行打压和分化。
然而，这种制衡手段毕竟太过复杂，如同失去平衡的悬木一般，因获得河东军而骤然强势的东部集团，最终在安禄山的带领下选择了叛乱。而在左右摇摆中艰难平衡的大唐盛世，也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参考文献：
1、《旧唐书》
2、《资治通鉴》
3、《唐大诏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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