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总督和唐朝节度使相比，虽然都是封疆大吏，但两者“含金量”却有着天壤之别。唐朝节度使是真正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土皇帝”，而清朝总督则更像处处受人节制的“小媳妇”。根本没有起兵造反的主客观条件，这主要源于清朝统治者的成功分权制度。
唐朝“节度使”是为了巩固边防管理而设置的职位，节度使不仅可以直接调动辖区内所有部队，无需向中央缴纳赋税，且具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这样节度使就完全掌握了一个地区的军权、财权、人权，最终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唐朝也因此走向灭亡。
清朝总督从官阶来说，一般是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另大学士衔者为正一品。具体职责为：“掌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清朝通典》。按此解释，总督掌管着几个省份的军政大权，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在实际管理中对总督的制约却无处不在。
想要造反就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清朝总督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为“督标”，相当于三四个营的建制，也就二千人左右。
全省最大的军事力量“绿营兵”，却归提督管制。因此，提督才是一个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总督虽然名义上是提督的上级，但要调动各省绿营兵，一般只有发生战争或突发情况时，由皇帝亲自下旨由总督临时节制各地兵马，否则地方完全有权拒绝出兵，甚至上奏弹劾总督越权。
除了绿营兵外，在地方还有一支独特的武装势力—八旗武装。清朝入关后，20万八旗部队（相当于今天的野战军），分布驻扎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比如西安将军、广州将军等，和总督府为同一所在地。八旗将军均从八旗中的“上三旗”选拔，绝对效忠皇帝一人，所辖八旗部队也不受地方节制，属于独立编制。
因此，地方总督凭借手里的二千人马造反，在毫无人数优势的情况下，结果只会分分钟被当地八旗、绿营武装消灭。
清朝总督名义上是几个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但相对更侧重于军务，而每个省又有自己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职能更偏向民政。其职责为：“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察群吏之治，会总督以诏废置；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则监临之，其武科则主考试”——《清朝通典》。
巡抚在职级上是从二品，比总督低半格，但两人不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巡抚见了总督要先行礼，总督也必须要回礼。二人同堂时巡抚有专门座位，无需和其他官员一同站立。
在任免权上，二者都属于中央任命，总督对巡抚只能参奏，巡抚对总督只能弹劾，不可以相互任免。
总督权力名义上虽然比巡抚大，但因为职责不清，两者难免会出现争权夺利的情况。如果总督驻地和某省巡抚的驻地在同一城市，那就更热闹了。总督和巡抚同驻一城在全国有四例，分别是：福州，驻有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武昌，驻有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昆明，驻有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广州，驻有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总督虽然官阶稍高，但毕竟在巡抚治理的屋檐下，遇到能力更高、性格强势的巡抚，总督的政令也会大打折扣、无法推行，甚至被巡抚架空。
面对两者的勾心斗角，朝廷出于维护地方权力平衡的目的，一般也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充当和事佬，并不会偏向总督一方。正是有了巡抚无处不在的制约，让总督很难有精力制造大动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想要造反就要有“粮饷”，没有钱粮就无法招兵买马，购置武器装备，难以形成规模。
总督们管辖两三个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尤其是两江、湖广总督治下又是富庶的江南区域，但清朝制度规定，地方税赋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总督手里的机动经费基本所剩无几，还要养活府里的兵丁差役，哪里还有钱去筹建军队。
此外，驻扎在地方的绿营军虽然名义上掌管在总督手中，但士兵的粮饷发放，也都是归中央兵部管理，士兵们的工资、福利吃的都是皇粮，效忠的自然就是皇上。总督充其量就是高级CEO，说到底也是给皇家打工的。
虽说总督的权利很大，却也受到了层层监控。清朝为了防止官员叛变，在地方和中央专门设置了监察司，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监察文武百官，一旦官员有什么异动的话，监察司的人就会上报给朝廷。
到了雍正时期，发明了“密折专报”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这样，包括巡抚、提督、府台、道台等低于总督职位的官员，可以随时专报皇帝，相当于在总督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清朝对于总督等封疆大吏的权利约束可谓环环相扣、相互制衡，既保证了地方行政稳定也维护了中央的绝对权威。但随着八旗、绿营逐渐腐化，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族督抚借机强势崛起，他们作为总督在地方一手抓军权、一手抓财权，成了地方的绝对权威，而中央皇权却逐渐衰落。
清朝末期，慈溪下令各地勤王对八国联军宣战，东南几个地方总督联合起来拒不奉召，即著名的“东南互保”，强势如慈禧对这些封疆大吏也无可奈何。后来，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更是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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