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本哈根会议上，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协定会被认为是成功的？ 发达国家承诺中期（2020年）减排45%以上？2050年温度上升控制在1.5度以下？这些基本上不可能成为结果的最野心勃勃的目标即便被确认、被承诺、和被施行，按照长期减排目标和操作来看，哥本哈根最后的结果也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而目前数个长期减排方案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这是今天（16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在演讲的时候做出的评价，也是迄今我听到过的最负面最激烈的对于此次谈判的评估。 丁仲礼院士的这番强烈言论指向的是目前谈判中并不明晰的基础理论和概念问题：到底以什么为原则作为长期减排目标的基础？ 按照目前国际上7种主要的减排方案，包括IPCC、UNDP、OECD、G8国家、澳大利亚Garnaut、CCCPST、丹麦Sorensen等，都有一个“减排话语权”的陷阱，具体构成是为了一个价值判断（即全球2050年气温不能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两度，之所以说是价值判断，是因为在具体温度的数字上面，科学的不确定性太强，所以无论是两度还是1.5度，都在科学上争论很大，选择哪个数字更多的是政治和价值判断的结果），所以要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为450ppmv；如果450ppmv这个数字定下来，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空间就确定了，也就是大概是800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虽然现在并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强制性的减排数字，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实际上是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权。即便是其中期减排40%，发达国家依然是不到15%的人口获得约44%的排放空间，而留给发展中国家增加的排放空间将非常有限。 丁仲礼及其小组经过仔细测算，说如果接受目前这些方案的原则，那么中国今后将不会得到超过20年的排放权，最迟到2026年开始，中国需要从别的国家购买排放权。而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完成工业化，还需要大量的排放空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丁仲礼说他曾经给中国领导人解释说：“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一句空话”。 他非常担心发展中国家目前并没有看到这个陷阱，也没有仔细测算发达国家的减排数字体现的巨大的不公平，只把争论的焦点放在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方案，也就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问题，并没有在长期目标的原则也就是排放权的分配上据理力争。目前所有的方案，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例如按照IPCC、G8、OECD的三个方案，发达国家在2006年-2050年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5.4倍，而历史上（按照1900年--2005年计算），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目前的方案，将把历史上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 丁仲礼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于长期减排目标，应该是建立以各国排放配额分配为基石的全球责任体系，用“人均累计排放指标”来体现公平正义原则，即按照经过政治协商的起点年，都各国人均累计排放量、应得配额和今后配额作逐年计算，各国在配额内排放。超过或者不足排放配额的，通过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来调节。按照他的这个办法，发达国家和产油大国早已经用完了自己的排放配额，有些最不发达国家等还有不少排放空间，这样可以通过资金购买和技术转让来平衡。而中国如果要在限额内排放，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具体的研究成果，丁仲礼及其小组在今年的《中国科学〉上发表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评估及中国长期排放权讨论》和《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各国排放权计算》两篇论文中详细的计算和总结。 丁仲礼今天的批评并不仅仅针对发达国家提出的方案。他同时批评本来应该中立公正分配排放权的IPCC和UNDP，认为其方案没有考虑历史上的排放差别，而且在未来排放权分配上继续扩大差别。他还说已经把其研究成果呈报了中国决策层和谈判代表团，不过并不知道中国是否采纳了他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没有在谈判中听到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个方面有强烈的声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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