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理论、思想和时代

日期：2012-07-16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凯恩斯的理论、思想和时代 ——钟祥财研究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讲演

　　“时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时代选择的，这种选择既不一定正确，也不总是符合思想家的全部。这是思想家的荣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天，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眼下全球经济的诸多弊端与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有何关联？如果存在某种因果关系，那么欧美各国能否走出目前的困境，将取决于对它的反思。”

　　

　　凯恩斯经济学说的社会影响是显著的、深远的，宏观经济学由此建立，政府干预的政策依据于此，他的促进就业主张在英、美通过了立法，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也出自凯恩斯的设计。《通论》的理论具有逻辑性、建构性和人为控制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凯恩斯科学主义和整体主义思想方法的结果，其形成深受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凯恩斯的成功是工具理性时代的选择，这一选择既有必然性，也有局限性。

　　钟祥财浙江宁波人，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7年9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任访问研究员。1998年被评为研究员。2000年在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撰有《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等7部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方向为经济思想史。

　　

《通论》的三个理论特点

　　1935年元旦，凯恩斯踌躇满志地致信萧伯纳：“我认为自己正在撰写一部关于经济理论的著作，它将大规模地革新全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法。”他没有说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于次年出版后，凯恩斯无可争议地跻身于欧美最重要经济学家的行列，能与亚当·斯密相提并论，凯恩斯主义随之成为西方世界通行的主流经济学。《通论》结构宏大，虽晦涩难懂，却视角独特，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性偏好等心理规律的发现为有效需求理论奠定了基础，乘数原理等工具的运用增强了国家干预政策主张的说服力。《通论》以它鲜明的理论特点促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性转折。

　　首先是它的逻辑性。为了提出自己的经济学主张，凯恩斯在构筑理论框架之前，先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表示异议。他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如果正统经济学说有错误之处，那末，错误不在于它的被精心树立起来的在逻辑上前后一致的上层建筑，而在于它的假设前提缺乏明确性和一般性。”他列举的古典经济学假设有三条：1、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2、当就业数量为既定时，工资的效用等于该就业数量时的边际负效用；3、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在产量和就业的任何水平，总需求的价格都等于总供给价格。在凯恩斯看来，私人和国家从事节俭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看待利息率的传统的态度、古典学派的失业论、货币数量论、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上必然会带来的利益等说法都是以第三条假设为前提引申出来的，所以他的批评重点也在这里。不过，对提出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理论，《通论》却只字未提，这使没有读过萨伊著作的人误以为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确实存在问题，有助于增强凯恩斯理论的逻辑力量。

　　其次是它的建构性。《通论》中的社会经济既是整体的，又是可以分解的。作者写道：“当我们论述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行时，我相信：只要把我们自己严格地限制于货币和劳动这两个单位，很大部分的繁难之处便会得以避免。”因为，“我们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找出：决定就业量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得到初步的结论，即：就业量取决于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的交点。”在这里，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消失了。另一方面，他把经济制度解构为既定因素、自变量和因变量。所谓既定因素是指现有的技能和劳动量、现有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的技术水平、竞争强烈的程度、消费者偏好和习惯、不同强度劳动的负效用、监督与组织活动的负效用、社会结构；自变量是指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曲线、利息率；因变量是指以工资单位来衡量的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或国民所得）。这样做，是为了“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选择出那些政府经济当局能按照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

　　第三是它的人为控制性。《通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高度富裕的时代，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等“令人深感不安”的结果，“根源于消费倾向和投资数量都没有按照社会利益加以人为的控制，而主要是让它们听任自由放任的支配”，为此，既需要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也需要对人们支配财富的行为进行规制。他相信，如果“采取步骤来保证利息率能符合充分就业情况下的投资量的要求”，如果“国家的行动已被用作控制的手段来使资本设备的增长逐渐到达饱和点”，那么，“我们的社会应该可以到达一个接近于静止不变的状态”，即持久繁荣。

　　以上三个理论特点不仅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以往的写法，而且颠覆了欧美各国传统的经济理念，被视为凯恩斯学说的现代性标志。《通论》的产生既有一个理论成熟的过程，也有内在思想方法的深刻原因。

　　

思想方法的根植和形成

　　1883年6月，凯恩斯诞生在英国剑桥大学附近的一栋具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特色的房子里，他的父亲就是那所著名学府的经济学和逻辑学讲师。在他出生7个月时，老凯恩斯出版了《论<形式逻辑>》一书。童年时代，凯恩斯就耳濡目染父亲和同事间关于逻辑学问题的探讨，培养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大学阶段，他曾乐此不疲地从事对鸿篇巨制的古典诗歌进行行数统计。“我得到的内容最充实的欢乐来自对逻辑推理的认识。”凯恩斯如是说。从1906年至1911年，凯恩斯将全部业余时间投入《概率论》的写作，这部著作于1920年修改完毕，次年出版。在该书的前言中，凯恩斯认为自己主要继承了洛克、休谟、穆勒等哲学家的传统，这些人认为自己研究的学科是科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创造性想象的一部分。

　　剑桥大学历史悠久，培养了大批命中注定要影响舆论和政策的精英人才，这种氛围也培育了凯恩斯急于谋求变革的思想方法，这种迹象在青年凯恩斯给友人们的信中不断透露出来：“我发现循规蹈矩的人如此众多，他们总是要犹豫再三才得出结论说，世界是个该诅咒的坏东西；——即使他们的结论是对的，这也是一个很坏的习惯，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1902年）；“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信仰的转变……现在我明白了——除非改变信仰，否则改变整个世界是断无希望的，而这在当前尚很难办到。这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全部取决于思想中某种特殊的转折”（1906年）。

　　因此，当凯恩斯投身于经济学研究以后，科学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立即在他的论著中得到体现。科学主义表现在对经济的计划和干预上。在1922年的《货币改革短篇》中，凯恩斯认为：“我们已达到了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定阶段，此时，‘人为管理’的货币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我们还没有达到能够把货币管理托付给某一个机构的那一点上。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拥有两种人为管理的货币，美元和英镑，同时在两种货币的管理的目标和方法上尽可能密切地合作。”在1933年的《繁荣之路》系列文章中，他把英国经济陷于困境归咎于“大脑创造意识的缺乏”导致的“决策、行动和意愿的动机作用的丧失，我们已有的资源和技术方法不能投入合作”，强调“补救应该在通常被称为‘计划’的东西之中被发现”。

　　整体主义表现在他对自由竞争所依据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否定。1924年，凯恩斯发表《放任政策的结束》，宣称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应该终结。在他看来，自由竞争基于两个假设，其一，个体的人通过试验的方式独立地活动，可以实现生产资源的理想分配，因为竞争会使朝正确方向行动的人击败那些朝错误方向行动的人；其二，允许有技能的或幸运的个人获得这个时期的所有果实的制度，是对人的合理行为的巨大激励，作为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它使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符合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然而，这些“个人为自身利益的独立活动会产生最大的财富总值这个结论”所依据的假定是“不真实的”，因为，“文明的个人利益总是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运行，这不是从经济学原则中得出的正确推论。个人利益总体上说是文明的这一点也是不真实的；更为常见的情况是，那些独立地活动以改善自己目标的个人的无知和软弱，使他们甚至不能达到这些目标。没有经验表明，个人组成一个社会团体后洞察力就不如单独行动时清晰。”

　　于是，用整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就成为必要。凯恩斯指出：对于经济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治理的手段不存在于个人的经营之中……我相信，治疗这些问题的方法部分存在于一个中央机构对货币和信贷的有意控制中”，具体来说，“对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储蓄的最佳规模，对于这些储蓄应以对外投资的形式投到国外的规模，以及当前投资市场的组织是否在最富有国民生产力的渠道中配置储蓄，我们需要制定某个明智的、协调的法令。我认为，这些事不应该像目前这样完全靠个人判断和个人利润的巧合。”他确信：“我们的问题是要创造出一个社会组织，它会最大可能地有效率，而同时并不触犯我们的合意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向前迈出的下一步必须来自思想，而不是政治鼓励或不成熟的试验。”由此可见，《通论》的价值判断、分析方法和政策思路在10多年以前已经酝酿成型。

　　

他的成功是工具理性时代的选择

　　在世人的眼中，凯恩斯是一个在投资理财、艺术鉴赏、家庭亲情、社交官场、学术研究和历史地位等诸多领域都取得成功的幸运儿，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及其社会影响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成功。凯恩斯是勤奋的，在布雷顿森林协定获得通过后不久，他因疲劳过度而逝世，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令人崇敬。但造就凯恩斯成功的主因是他所生活的时代。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科学主义和整体主义互相支撑，前者在对自然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个人主义受到挑战，较之于自发分散的渐进，基于整体主义的干预和突变被认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更为有效和有益，由于直接和人类数千年来的理想相联系，这种方法论还被赋予神圣的道德涵义。凯恩斯晚年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属于最后一代乌托邦主义者或有时被称为社会改良论者，他们对道德的进步深信不疑，由于这种进步，人类已经由可信赖的、有理性的、正派的人所组成，人类在真理与客观标准的影响之下，完全可以摆脱习惯、传统标准和僵化的行为准则的外界约束，从此得以施展他们自己的明智的策略、纯洁的动机和对善的可靠的直观本领。”“我们没有想到应该尊重我们的祖先在建立生活秩序方面的非凡成就（正如我现在看到的那样）和他们精心设计出来用以保护这种秩序的社会体制。……作为我们总的思想状态的前因后果，我们完全误解了人类本质，包括我们自己的本质。我们认为是属于人类的这种推理力，导致了判断与感觉的表面化。”

　　这种忏悔的背后，是历史的无奈。因为“无视传统的智慧和习惯的约束”、“对任何人与事都缺乏崇敬之情”的乌托邦主义或社会改良论，正是凯恩斯时代的思想潮流。凯恩斯的时代，是崇尚工具理性的时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特点，不仅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法、德等国是如此，具有经验主义传统的英、美也是如此。理性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无视传统，拒绝积累，迷信技术，追求完美，总想通过一定的计划和安排，将一切推倒重来。他所说的理性主义，就是对工具或技术理性的崇拜。这种崇拜的危险在于，工具理性无法反映和解决人类社会的全部问题，一旦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人类面临的风险将急剧增多，而应对的智慧却日益减少。

　　这样的时代既萌生了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也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得以实践。对此，凯恩斯在《通论》德文版前言中讲得很明白：“这本书是对英国古典主义（或正统主义）传统的一种摆脱，这种摆脱在英国遇到了相当可观的抵抗。但我能设想，所有这些可能会对德意志读者产生某些不同的触动。这是因为，在德国一直就有它重要的经济学派——历史学派，他们早已对运用古典主义理论分析同时代人的重大事件的足够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因此，我可以期待：当我向他们完整地提供一种就业与生产理论时，当这种理论在重要的关系上偏离正统主义观点时，在德意志读者中，我会遇到比在英国读者那里少得多的抵抗。……比较起那种‘自由放任’所造成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来，我的这种理论，作为一个整体，更容易适应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关系。”

　　时代的限制还体现在另一方面。文献表明，功成名就后的凯恩斯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不可讨论的。他说过：“古典教义体现了某些具有伟大意义的永恒真理，这是我们容易忽视的”,“我们居然对这一极好的客观的思路持如此怀疑的态度，而在几年以前我们竟会把它看成是一个较好规划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希望的；这就表明，在我们的制度中充斥着多少误入歧途、腐烂发臭、愚不可及的现代主义货色，这种货色还与陈腐的有害理论极不相称地混杂在一起。”对永恒真理的重新肯定和对现代主义的厌恶交织在一起，反映出凯恩斯的复杂心态。

　　1944年，凯恩斯致信哈耶克，对这位好友兼论敌的《走向奴役之路》一书大加赞赏，他仍然坚持完善和加大对经济的计划是哈耶克的理念得以实现的正确路径，但同时写道：“依我之见这是一部完美无瑕的书，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谢你如此恰如其分地道出如此迫切地所需要说出的话。你不会指望我接受书中全部有关经济学的权威性断言，但是在道义上和哲学上我觉得自己差不多赞同其全部观点，不但赞同，而且深深为之感动。”他所赞同并为之感动的道义和哲学的观点，就是哈耶克勇敢捍卫的自由、竞争以及警惕政府干预等古典教义。

　　去世前三周，凯恩斯对哈耶克说：那些机械地对待我的理论的门徒们都只是些笨蛋，政府干预的思想在1930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会再次改变公众舆论的，就像那一次一样。晚年的凯恩斯似乎从一个锋芒毕露的国家对经济干预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鼓吹者，转而成为对赤字财政政策引起的通货膨胀表示忧虑和不安、进而劝说应当把消灭失业的斗争改向为遏制通货膨胀的人。不过，时代没有允许凯恩斯这样做。一方面是他自然生命的戛然中止，另一方面，他创建的宏观经济学和国家干预政策已适应西方经济学和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

　　不难看出，凯恩斯的成功是工具理性时代的选择，这一选择有其必然性和局限性。今天，人们对凯恩斯的这一段话耳熟能详：“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究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时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时代选择的，这种选择既不一定正确，也不总是符合思想家的全部。这是思想家的荣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天，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是：眼下全球经济的诸多弊端与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有何关联？如果存在某种因果关系，那么欧美各国能否走出目前的困境，将取决于对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