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5月28日在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永权村肯任屯，被重金属污染后的土地被雨水侵泡后地面上出现的各种颜色。本报资料图
原标题：我们的土壤因何而“病”
记者陈娟 吴小康 特约撰稿 商吉 发自北京、南宁、长沙
“50年前，村里还是粮食高产地，尤其是玉米产量要比邻村高很多。现在，已经无法种植水稻等水田农作物，就连玉米都很难有好的收成。”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敢槐坡村的一位村民说。这里因遭受重金属污染，不但土质受到破坏，田里的收成锐减，不少人常年在外务工不愿意回家。
重金属污染——这一土地不可回避的病症，不仅正在迫使农民离开昔日辛勤耕耘的土地，它更让人们的身体直接遭受污染之“痛”。
而日前有关部门在绘制“人类污染图”时也发现，我国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这一切都在证实着：人们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经历一场“浩劫”。那么，土地污染究竟到了怎样的状况？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那些变了色但却“爱的深沉”的土地？
去哪里找没镉的米？
湖南“鱼米之乡”的光环因着“镉超标”事件被罩上一层阴影。如今，不管大米的重金属含量有没有超标、产地来自哪个区县，只要和湖南扯上关系，都摆脱不了“卖难”的困境。
刘湘骥是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老板。自今年3月自己的大米被检测出镉超标以来，几乎每晚都辗转难眠，双眼布满血丝的他2个月内体重骤减了20多斤。当地粮农杨子江也打消了“卖个好价钱”的念想，将几千斤稻谷强送给米厂，“我跟老板说，这些谷你先帮我收着，卖出去了你再给我钱，卖不出就算了。”
尽管米厂老板和农民没办法弄清该到哪里去收粮种粮，官方对土壤污染的具体区域和面积也没有统一公布，但相关机构和专家的研究仍然揭示了形势的严峻。据湖南省地质研究院教授童潜明介绍，根据他们对洞庭湖区抽样的4万多个样品的研究表明，该区域普遍存在15厘米以上的土壤层的镉含量要比15厘米以下的高出2.57倍的现象。
湖南省相关部门曾披露，全省有四分之一的土壤已遭受重金属污染。而根据统计，湖南省目前也已成为全国土壤酸化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在全省6000多万的总耕地里，有超过3500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土壤酸化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增加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活性，使其更容易被作物吸收。
重金属污染成“公害”
事实上，不仅是湖南，国内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都被查出镉超标，土壤污染已成我国众多地方的“公害”。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钱冠林近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土壤污染事件频发，是我国环境容量到达临界点的表现之一。”他指出，总体上中国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地区土壤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土壤的主要污染物为镉、镍、砷、汞、铅、铬等重金属以及滴滴涕等有机物，有的污染物超标达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他的说法和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作为国土资源大调查重要成果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项，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
对于中国土壤污染的最新情况，权威部门的官方网站的信息披露还是在2006年7月。当时的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在一次讲话中透露，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如今，7年过去了，镉大米风潮波及大江南北，土地重金属污染情况也众说纷纭。所以，6月中旬当国土资源部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绘制“人类污染图”的消息时，人们为之欣喜并充满期盼。这是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全面会诊后的呈现，从图上就可以清晰地了解和把握住土地污染“病症”的脉象。
污水灌溉＋化肥超标
目前，谁是直接导致土壤污染的“罪魁祸首”尚存争议，但工业“三废”、农业投入品滥用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已成普遍共识。
甘肃省农科院土壤肥料与节水农业研究所所长车宗贤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在点源上主要分布在污水灌溉区和矿区，而在面源上就集中在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的土地上。
“比如甘肃省白银市的东大沟。白银市工矿企业在采矿、选矿、冶炼等过程中产生的重金属废水通过市区东大沟排入黄河，城郊农民截流工业污水进行农灌，导致东大沟流域农田土壤和作物中镉、砷、铅、汞等重金属严重超标。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就是因为重金属进入土壤后不容易消解。”他说。
除此之外，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也加剧了重金属进入土壤的步伐。近年来，出于对产量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农民大量施用氮肥和磷肥，土壤酸性急速飙升。童潜明介绍，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公斤左右，这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左右。
而据湖南省一位专家介绍，由于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时比较，目前湖南省耕地土壤pH值已由6.5下降到6.0，30年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300年的酸化程度。
“土壤酸化的危害十分巨大，pH值每下降1个点，重金属的活性值将增加10倍。30年来，土壤里的重金属活性值已增加了两三倍。”上述受访者指出。目前湖南省稻田平均耕层厚度只有13厘米左右，比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时减少3.5厘米，个别稻田耕层已不足8厘米。
业内人士指出，土壤实际上是一个类生命体，现在它的健康已经严重透支。与此同时，“病”了的土壤除了通过食品途径向人输送重金属外，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如饮用水、水产品等的污染等，一步步危害着人体健康。“这些重金属从土壤深入到作物或者粮食的籽粒中，由此进入人的食物链，有些还可能致癌。”车宗贤说。
土壤也可以“治疗”
尽管“镉米事件”目前重创湖南米业，但它所暴露出来的土壤污染问题已引起全国范围的广泛关注。这次危机，也蕴涵着修复土壤的希望和机会。
童潜明认为，首要关注的问题不是土壤超标与否，而应以是否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为依据，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重新研究制定包括大米在内的农产品重金属标准，并尽快启动土壤普查分区。“工业‘三废’带来的点源污染不能再增加，农业面源污染要严格控制。”
“安全不是监测出来的，而应该控制污染源头。”业内人士认为，应对面源污染，必须改变当前的种植习惯，提倡统防统治。据统计，湖南省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的农药施用量维持在10万吨左右，从2008年开展统防统治以来，2012年这一数据已降至5万吨左右。
除了从源头上遏制，对那些已经生了“病”的中了“毒”的土壤，当然也不会置之不理。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曹心德教授和他所带领的团队一直致力于研究土地修复技术，也就是修复土地污染的“大地医生”。
“土壤生起病来比较隐蔽，会跟人们玩潜伏，镉一旦进入土壤和食物链后，去除就十分困难”，曹心德教授诙谐地说。为了让土壤“恢复健康”，曹心德费尽了心思。最终，他们团队基于“以废治废”的理念研发出土壤与地下水一体化修复技术。
一方面通过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原位化学钝化技术，让土壤中不稳定的重金属变“老实”；再者，可以通过超累积植物吸收技术，即种植“吃”重金属的植物，它们被栽到土壤中，可有效“吃掉”农田里的镉、砷、铜、铅等重金属污染物；最后，还有地下水修复技术：即将受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抽提到地表，再洒向已添加稳定化剂的土壤中，经土壤“滞留”、植物“过滤”，修复后的地下水又回到地下水层。
症结在于公开信息
在湖南泰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典军看来，我国并不缺乏治理土壤污染的技术和人才，需要的是全面的政策和正确态度。曹典军告诉记者：“完全不可逆的污染耕地毕竟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面积来说，我国的土壤污染还是可以治疗的。”
但是，对土壤污染的监管和防治最终都要回到重金属污染信息公开上。权威信息缺失，已经导致人们的普遍焦虑；污染“家底不清”，更是影响人们生产生活。一面是“1.5亿亩耕地污染”“华南部分地区5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等数据广泛流传，一面是污染源情况不明，农民无辜受损、消费者无所适从。“因为土壤治理要根据其污染程度来进行，如果是轻度污染，是一种治理方案；如果是严重污染，又是一种治理方案。”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土壤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卢瑛说。
至此，“人类污染图”才真正是众望所归。等到那一天，重金属污染不再是“不能说的秘密”，也不再是无法回避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