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14日
阅读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风靡一时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会让你有这样一种感觉：自从强盗贵族和国王时代以来，世界从未如此不平等。这有些奇怪，因为阅读另一部出色的新书、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大脱贫》（The Great Escape，我最近为它写了书评）会让你觉得世界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平等。
哪种观点才是正确的？答案取决于你看的是以各个国家的视角还是以世界整体视角看待这一问题。
迪顿的书所提出的最重要的事实是，最近几十年中，生活在发展中世界的数十亿人（特别是在亚洲），名符其实地逃脱了令人绝望的贫困。在发达国家造成不平等加剧的同一套机制为全球数十亿人创造了公平竞技场。拉远视角并赋予（比如）硬度名字和美国或法国名字同样的权重你会发现，过去三十年是人类历史上穷人改善最大的时期。
皮克提的畅销新书讨论了国家内的不平等问题，主要关注发达世界。这本书所造成的巨大争议主要存在于自视为所在国中产阶级、但从全球标准看属于中上甚至富裕阶级的人中间。
皮克提和他的合作者阿玛努尔·萨茨（Emmanuel Saez）所描述的过去15年中的事实包含了晦涩难懂的学术争论。但我认为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尤其是考虑到其他作者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布伦特·尼曼（Brent Neiman）和洛卡斯·卡拉巴波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指出，全球劳动力占GDP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
但是，皮克提和萨茨实际上并未提出模型；他们的新书亦然。而缺少模型加上内容主要关注世界中上阶层国家导致他们的政策药方有很大问题。如果皮克提所提出的累进全球财富税的目的是减少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而不是减少按全球标准看属于富裕阶层者语最富有者之间的差距，他的追随者还会如热情吗？
皮克提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殖民主义不也是不正义的吗？无论如何，全球财富税的构想存在巨大的信誉和实施问题，更不用说在政治上不讨好了。
皮克提说，过去几十年来资本回报有所上升，这是对的，但他对关心这一现象原因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广泛争论所知太少。比如，如果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亚洲劳动力大量涌入全球贸易市场，那么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提出的的增长模型表明，最终资本存量会出现调整，工资率会出现上升。老龄化劳动力大军的退休也会最终推高工资。另一方面，如果劳动力占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是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那么这一比例的下降压力将会继续，几年前，我以人工智能为背景讨论过这一问题。
幸运的是，有更好的办法纠正发达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同时提振对发展中国家产品的长期需求增长。比如，相对扁平的消费税（在累进性之上增加大量减扣项）是远为更简单、更有效的过去财富积累税，特别是在公民的报税地可以与他们的收入来源地挂钩时。
累进的消费税相对高效，造成的储蓄决策扭曲也比现在的所得税小。既然有可行的增长友好型替代方案，能够带来重大收入提高并且可以通过极高的税收豁免实现累进性，为何还要采取不可行的全球财富税？
除了全球财富税，皮克提还建议美国实施80%的边际所得税率。尽管我强烈认为美国需要更累进的税制，特别是对顶层的0.1%人群，但我不明白为何他认为80%的税率不会造成重大扭曲，特别是考虑到这一假设与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大部分工作相悖。
除了累进消费税，还有很多实际的政策可以用来减少不平等性。以美国为例，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提出豁免低收入工人的工资税，并削减高收入工人的扣减项、提高遗产税。全民学前教育能够提振长期增长，大幅增强终身成人教育（可通过在线课程实现）亦然（这是我所做的引申）。碳税将有助于在减轻全球变暖的同时大幅提高税收收入。
如果你接受了皮克提关于不平等性比增长更重要的前提，你最好回忆一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依赖发达国家增长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二十一世纪的首要问题仍是帮助极端贫困的非洲和其他国家。无论如何，0.1%的精英都应该付出多得多的税收，但不要忘了，对降低全球不平等这一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表现十分出色。
英文原题：Where Is the Inequality Problem?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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