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13 作者：孟钟捷 来源：文汇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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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国如何“正常化” ——二战后联邦德国“克服历史”的经验 □孟钟捷 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战败结局如噩梦般，始终萦绕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进程中。于是，“正常化”便成为热衷于鸵鸟战术的右翼政客和学者们孜孜不倦的目标。战败国当然有权“正常化”，但如何“正常化”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为人类社会留下了堪称典范的一段探索经验。 在联邦德国，追求“正常化”的努力有一个十分学术化的名字——“克服历史”。这里的“历史”指的是纳粹独裁、发动二战与犹太大屠杀。从1950年代起，德国人便已承认，这段“历史”就是一种德国灾难，它如此沉重，以至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将始终笼罩在这种阴影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两种颇为典型、又彼此对立的“克服”努力。 第一种“克服”体现在否认、回避、淡化和转移的策略中。在联邦德国建立初期，时任总统豪斯以一句“反复谈论某样东西是毫无意义的”，便否认了战争结束前后在盟国中广为流播的“集体罪责”。紧接着，在总理阿登纳的主导下，新德国的第一个法令便是“大赦非纳粹化进程中的罪犯”，并美其名曰“融入政策”。经历过二战的民众在整个1950年代都令人诧异地保持缄默。人们后来把这段历史斥责为德国的“第二次罪责”。30年后，这股浪潮卷土重来。1980年代初，新当选的总理、历史学博士科尔以青年一代存在着“精神与政治危机”为由，着手推动所谓的“精神与道德的转折”。在其鼓励下，一批醉心于“相对化”和“历史化”的学者们把犹太大屠杀与其他类型的民族屠戮行为相提并论，甚至将之作为苏联大清洗的回应，或强化二战末期盟军空袭带来的悲剧和战后领土变动中数百万人被驱逐的命运。到1990年代，伴随着德国再统一后对民族身份的追求不断强化的趋势，寻找历史中的闪光点成为德国社会的新目标。一部《辛德勒的名单》便在无意中提供了德国人逃离屠犹阴影的契机。围绕在美国历史学家格德哈根及其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上的争议，多半集中在批判者的“种族主义心态”。在这种“克服历史”中，“正常化”的目标是重塑一个无辜的、甚至受到迫害的民族共同体形象。 第二种“克服”体现在沟通、揭露、批判与反思的策略中。阿登纳时代的历史政策虽然趋于保守，但对外却开启了与被害者之间的特殊交往之路。1950年代，德以两国签订协议，联邦德国向犹太人和以色列支付赔偿金。随后，通过《联邦赔偿法》的不断修正和扩大，赔付对象囊括了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政治犯、战俘和强制劳工等纳粹政权受害者。1960年代，德、法两国签订《爱丽舍条约》，昔日宿敌终成盟友。1970年代初，时任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成为战败国洗心革面的范本。1980年代中叶，总统魏茨泽克公开把5月8日视作“德国人从纳粹独裁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与政界姿态同步的，是一连串自揭家丑的举动。1960年代初的奥斯维辛审判与1970年代末的《大屠杀》连续剧是德国社会真正接受教育的两大动力。此后不久所进行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中的反犹主义倾向从1952年的37%降到1983年的9%，对纳粹政权抱有同情心的比例从1949年前的50%下降到1970年代末的22%。在这一进程中，学界的批判角色始终充当着前进的马达。从1961年“费舍尔争论”揭露德国军国主义传统开始，经过1960-1970年代“比勒菲尔德学派”用历史社会学的方式批判德国“偏离西方”的“独特道路”，直至1980年代中叶哈贝马斯在“历史学家之争”中一马当先地批判右翼历史学家“处理损失的方式”，纳粹、二战与大屠杀的历史已经演变为超越考据学的一种“政治教育”。这种有关“历史学的公共用途”之争随后陆续出现在前文提及的“格德哈根之争”、旨在清除“国防军清白神话”的“国防军罪行展览”、柏林建设“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等一系列的大规模社会争议中。通过争论而反思历史的模式业已成为联邦德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克服历史”中，“正常化”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坦诚、开放、立足于国际共同体的新德国。 两种“克服历史”并非老套的“好德国”与“坏德国”二元结构的重现。它们没有截然分立，有时还相互纠结。但总体而言，第二种方式略胜一筹。它没有提出“正常化”的口号，却让联邦德国在今天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战败国中的“正常国家”。其中值得重视的经验或许可被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政界人士审时度势。1949年以来，德国政坛不乏昏招叠出的政客，他们在“正常化”的叫嚣下，以“民族复兴”为幌子，试图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们或曾赢得过短暂的胜利，但最终却失去了广阔的行动空间。与此相反，大部分政治家会从德国的地缘政治出发，把传统的“德国中的欧洲”视角转变为“欧洲中的德国”立场。这种从民族共同体向跨民族联合的转向，自然有利于“克服”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叙述。 第二，学界精英坚持不懈。在德国，历史教育始终是一个公共话题，而不是兰克弟子们的专利。“道德优先”超越了“如实直书”，成为通行的学术准则。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继承了启蒙时代的精神，始终以塑造德国政治文化为己任。这一点为“正常化”之路指明了方向。 第三，大众媒体正向介入。被誉为“第四种力量”的大众媒体在“克服历史”的这出大戏中扮演着颇为复杂的角色。两股思潮都以它为平台，试图操控公共舆论。在这一意义上，大众媒体的左右分野颇为明显。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左右，这些媒体的自省意识与日俱增。尤其在1990年代每次大规模历史争议结束后，它们都主动承担回眸和总结的使命。这是避免争论中“剑走偏锋”的最好方式。 第四，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在历史上，“德国问题”就是“国际问题”。同理，德国的“克服历史”也成为国际性的重大话题。从建国初期大赦令开始，德国的每一步“正常化”举动都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盟国和受害国）的严密关注。德国统一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承认二战后东部界线不变的现状。另一方面，伴随欧洲化进程而来的是德国历史的欧洲化。在2000年召开的犹太大屠杀会议上，居然有22位欧洲元首参加。奥斯维辛业已成为西方文明困境的共同隐喻。由此，德国不再可能借助否认犹太大屠杀而实现所谓的“正常化”目标。 在二战已经结束将近70年之际，某些战败国渴望“正常化”的心情不难理解。不过，在它们决定采用哪一种“正常化”方式之前，联邦德国“克服历史”的经验或许可作借鉴。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它的探索同样深远。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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