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水师战船模型（资料图）
中国式战争方式与中国式海防观念（二）：以明清之交为例
闭关政策和以内河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此际中国的远洋贸易规模相当有限，因此缺少／发展远洋海军和推行海上扩张战略的动力；至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海防的总体目标仅是维持守势，进而以要港封锁、海岸拒止、岸基反登陆作战等陆上行动挫败其攻势；其水师沦为“保商靖盗”的海岸警察。
漕运与明代海防体制
早在汉唐时代，中国即不止一次有过建立水军与大规模舰队作战的记录。（东）晋末孙恩、卢循蜂起于浙海，以楼船与官军相攻防；隋唐两代东征高丽，皆以“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然而此际的“舟师”、“水军”与现代意义上的海上力量或海军相去仍多——按照E·B·波特的总结，后者应包含作战舰艇、舰载武器、训练有素的水兵、岸基设施、位置优良的基地、商业航运以及有利的国际盟约（《海上力量：一部海军史》）。换言之，海上力量应当是确定的政治与军事战略指导下的一个要件齐备的系统，而舰队只是诸要件之一；至于汉伐东越之水师（前111年）、隋征高丽之舳舻(612-614年)、唐战熊津之舰艘(663年)，它们更像是为达到某种特定战术目的而在短期内扩充的功能型武装，且带有浓厚的陆上战争色彩，故其舰模时大时小、建制时存时废，在系统性和持续性上存在诸多欠缺。
我们也可以自同一角度审视作为海上力量有机组成的海防系统(CoastalDefenceSystem)。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述及，海上作战的目标在于获取制海权，制海权则可藉全面的“海上控制”(SeaControl)与消极的“海上拒止”(SeaDenial)而得实现。故所谓“海防”，实际上是指以达成单纯的海上拒止为目标的水陆军事力量及其行动，也就是郑若曾所言的“固海岸，严城守”。和带有更显著跨海力量投送（海上控制）性质的“舟师”一样，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受惠于跨海入侵风险的不足，中国的海防体制在全面化和完备化方面进步迟缓，至明代方成大观。
据《海盐县图经》载：“海上自有戍，盖自汉始也。”此处所述浙海之戍系为捕盗所设，细目不详。唐天宝元年(742年)，朝廷于登州、东牟设捉守；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复于登州、澄海设水军弩手两指挥，并升登州厢军平海水军两指挥为禁军。登州岸防机构的常设可视为中国海防体系建制化的开端，但依旧囿于一隅。至12世纪，有南宋（11271279年）偏安于东南，背海立国，乃于福建、浙江、淮东等路分设沿海制置司，以其“肃清海道，节制水军”，相较专守一地的先例已是大大进步。而元朝(1271-1368年)承袭宋制，于浙海、闽海、广东等处分戌兵马，设立卫所、海站，下辖战舰水军若干；至武宗(1307-1311年在位)时，北起山东、南至粤海的整个东南海岸皆有水陆兵马常驻戍守，可视为海防系统基本成形的标志。鉴于自13世纪起即有倭船来寇，此举与“备倭”显然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