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在缅怀先烈、勿忘国耻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侵略者的帮凶——出卖国家、出卖民族、出卖灵魂的汉奸们！
根据环球军事援引日本防卫厅的资料：抗战期间，日军侵华兵力最初是1937年投入21个师团，约50万人；最高峰时是1943年投入43个师团，24个旅团，约120—150万人，有一个歼灭、增兵、再歼灭的过程。而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五百万人，民兵约二百万人。
从战略来说，中国的抗战是在长达五千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一百三十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日军发动的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占天时；从战场来说，侵略者是把战火烧到中华腹地，属于劳师袭远，不占地利；从数量来说，是我众敌寡，处于民族抗战的汪洋之中，不占人和。
可是，为什么抗战如此艰难？这里面有日军战斗力的原因。我曾参加过一个地方性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老战士座谈会，一位老兵感慨地说：“我们的一些抗战片，往往是我军机枪“突突突”将攻上来的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小日本战斗力极强，我们能一次歼灭日军3个以上，都要唱大戏。”
我想，还有一个内部的原因，就是抗战期间“涌现”了不少内奸、叛徒、汉歼，他们充当侵略者的乏走狗，反过来把乌黑的枪口对准中国人。
他们有汪卫政权的黑狗子，不仅有百万之众，而且利用其熟悉地形、熟悉对手、熟悉打法之便，充当日本鬼子的先遣队；
他们有献媚的土匪，对侵略者何其恐惧，对老百姓何其狠毒，用同胞的血换取廉价的弹药；
他们有日本人的翻译，点头哈腰，俯首帖耳，充当皇军的耳目；
他们有日军的向导，不惜钻深山，进老林，采着革命者的血迹，为敌人带路；
他们有替日本侵略者维护治安，狐假虎威，狼狈为奸，让老百姓成为侵略者的顺民、良民；
他们有出卖革命者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国格和人格，还远不如鲁迅笔下“墨鸭般的看客”，只知道以高贵的头颅换得血腥的赏钱……
铁杆汉奸张海鹏在马上山“江桥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充当日本侵略军的先头部队，外鬼和家贼合力使江桥失守，进而使日军占领龙江。
为虎作伥凶于虎的邵本良，被称为“东北第一大厉害”。日本人虽然枪法好，又有武士道精神，但进山打抗联就玩不转了。邵本良发挥其因善打游击的本事，帮助鬼子杀害我抗联战士，还厚颜无耻地说：“有我邵本良，就没有杨靖宇!”
老猎手刘德山极好的枪法不打日本人，却被收买打抗联领袖赵尚志的黑枪。百战不殆任纵横的赵尚志，让日军闻风丧胆，发出“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感叹，却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正如他临死前的慨叹：“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刘炮（刘德山）手里”。
在东北抗日战场上，一直有“南杨（靖宇）北赵（尚志）”的说法，而两位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或直接死于汉奸之手，或被汉奸带来的日军杀害。
据说，当年日军占领地，一个乡里、村里甚至县里都没有几个日本兵，帮助他们看摊守业的恰恰是那些维持会一般人，为日本侵略者实现“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服务。
杨靖宇将军所说：“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在亡国灭种、野蛮侵略面前，就有那么一小撮人（严格来说，已很难再称作人）不去救亡图存，却帮助倭寇打自己人——可以说，汉歼没有正义、没有是非、没有尊严，有的只有卑躬屈膝、为虎作伥和奴颜媚骨！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为了吸取血的历史教训，在纪念抗战胜利之际，强烈建议有关方面，要建立耻辱柱，刻入汉歼的名字，警示后人；要建立叛徒历史档案，做反面教材，教育后人；要为汉歼们作传，搞一本翔实的日本侵华“叛徒史”、“汉歼史”，让人们都知道投降派及其下场；要建立唾弃网，像对待秦桧那样，使汉歼接收子孙万代的唾骂……
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我们把汉歼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要记住我们为什么会被欺负、会被侵略，从而更深刻地懂得我们怎样才能不会挨打、不被奴役，进而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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