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网络上弥漫着筷子兄弟的《老男孩》带来的伤感，当“70后”、“80后”的知识阶层为他们的理想还没绽放就枯萎，为他们的逼仄环境而悲哀的时候，作为他们中的一员，笔者想到的是：可悲并非无缘无故。
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放弃自己本该代表的父老乡亲，身体和精神流浪，其实是历史的必然。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圈内流行着一个哲学命题：做一个痛苦的人，还是做一个快乐的猪？耐人寻味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猪你生日快乐”的祝福，在大江南北的校园里风行一时，至今尚有余响，而“猪头”也成了青年男女之间最为亲密的昵称。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句谶语，还是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现实解答？
我宁愿相信是谶语，是解答。可以想象，当权贵阶层发现这些本来代表千万底层群众、最难摆平的高智商群体自愿成为“快乐的猪”时，他们是如何的欣喜若狂。如果他们不磨刀霍霍在住房、医疗、教育、税收等方面加大对我们的宰割，又怎么对得起我们自甘为猪的慷慨？一个阶层的痛苦更多地来源于经济，当《老男孩》的悲伤引起我们的共鸣时，千万别忘了，我们自己选择了猪的生活，我们放弃了当一个痛苦的人，也放弃了应有的尊严，放弃了对自己身体和财产应有的保卫能力。既然愿意任人宰割，又何必一唱三叹？想要猪的简单快乐，又不愿像猪那样被人宰食，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我们中的许多人，从小就以自己出色的学习表现，当仁不让地占用了同龄人太多的社会资源。当我们拒绝代表那些集中全家、全班、全村的资源，辛辛苦苦抚育我们的父老乡亲时，必然为他们所唾弃。当“常回家看看”的歌词一唱再唱我们仍然无动于衷的时候，父老们也不可能再理睬他们心目中的“陈世美”们了。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一些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不见得差我们多少，政治上更对我们毫无期待。其实这一代“猪头”，堪称一千多年科举制度最为耻辱的次品，因为科举制度最为可贵的，是从底层选拔出一批某种程度上能代表底层政治诉求的精英。当我们放弃了政治理想的诉求，并且和群众渐行渐远，我们的根底何在？飘如浮萍毫无根底，何尝不是我们任人宰割的原因所在？(庄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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