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说过：“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例如，在一个少数人的、种族或宗教的社团有一个成员，他是一个无产者，但这个社团的其他成员是有产者，因而他们能够雇佣他；但在私有制取消之后，他在名义上成了一部分公有财产的主人。对于他在受雇于人的期间比他在名义上当了主人翁的时候要更自由这一点，试问谁会真正怀疑呢？又例如，有个亿万富翁是我的邻居和我的雇主，而同时有一个行使国家强制权力的最小的公务员，这个富翁能够控制我的势力，远不如小公务员能够控制我的势力那样大，我们是否可能以及怎样生活和工作到底取决于谁的斟处权？对此又有谁会认真地怀疑呢？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这段话，我以为用来解释中国人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下的处境，是很合适的。
即使在没有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中国古代，依照习惯法，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有拒绝交易权是天经地义的。如《红楼梦》中荣国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石呆子收藏的几十把古扇，让儿子贾琏去交涉购买，石呆子任凭贾家出多少钱也不卖。贾琏只好作罢。而地方官贾雨村诬陷石呆子拖欠官银，将其抓进监狱，没收古扇来孝敬贾赦。可见，贾府的势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贾雨村掌握的公权力。
分析长春市高新区那位官员的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他认为在征地拆迁方面，对政府老百姓没有“拒绝交易权”，所有的土地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政府的。那么，以此是否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借住在官府的土地上，而所有的农民都是官府的佃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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