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称由来
“彝”是中国古代青铜重器的共名，“彝”之一字中有“夕”、有“米”、有“系”，蕴含着这个民族同胞肉挂屋顶、有吃有穿、能歌善舞之美意。[18]
彝族自古以来便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因聚居区山高林茂、江河纵横，地区间民族发展与文化内容差异很大，由此造就了不同的彝族“支系”，也使得彝族的称谓十分复杂，自称与他称合计五十余种。主要的他称有“黑彝”、“白彝”“红彝”、“密岔”等。主要的自称有“诺苏泼”、“诺苏”、“密撒（泼）”、尼濮”、“聂”等。[19][4]
主要自称与他称简表：
自称 | 他称 | 主要分布区 |
诺苏泼 纳苏泼 | 黑彝 白彝 红彝 | 云南省：文山、大理、楚雄彝族自治州等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九龙等 贵州：毕节、安顺 广西：隆林、睦边 |
聂苏泼 | 罗武 | 云南省：石屏、云龙等 |
阿哲濮 车苏 | 阿哲 山苏 | 云南省：弥勒、双柏等 |
纳若 | 六得 | 云南省：永胜、毕坪 |
参考资料：[20]
历史上彝族的称谓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先秦时期的彝族自称为“宜”或“尼”，汉文献中讹传为“夷”。到了秦汉时期，彝族先民的称谓主要有昆明、嶲、叟、僰，昆明主要聚居在今滇西的洱海和保山一带，是形成近现代彝族的轴心；嶲的活动范围与生活习俗同昆明大体相似，三国以后史书上“嶲”多写作“叟”，“叟”遂成为彼时西南地区的主体族群，“叟”与彝族自称中的“su”相合，[21]直到近现代部分彝族人仍采用相似的称谓；古代称之为僰的彝族先民，主要分布在今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四川宜宾等毗邻地区，现今文山丘北一带的彝族仍自称为“僰人”。昆明、嶲、叟、僰皆为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部落彝语支先民自称的注音汉写。魏晋至唐初，史书上将彝族称作爨人。隋唐以后，爨人居住地又被划分为东爨、西爨，根据分布地域的不同，这一时期彝族的他称主要包括“乌蛮”和“白蛮”。元代以后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彝族专称为罗罗，这一总称之下还存在着白罗罗、黑罗罗、阿者罗罗等若干称谓，直到现在楚江、大理等地区的民族仍自称为罗罗。新中国成立以后，为方便民族识别，又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决定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22][4]
彝族族源说
彝族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关于彝族族源问题的说法主要包括土著说与外来说两种。土著说主要是由彝族本民族在本世纪初提出来的，其下又分西南说、云南说。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经过不断发展而成为现今的彝族；云南土著说则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外来说主要包括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和北来说。西来说由西方探险家提出，认为彝族来自西藏，或来自西藏与缅甸交界地区；东来说认为彝族先民为楚国人，来自今湖南、湖北一带，后迁往西南；[23]南来说的支持者较少，此说法认为彝族先民为古越人或古僚人，或来自南方，属马来人种；北来说，这一说法认为古氐羌人为彝族的祖先，远古时期彝族祖先居住在“牦牛徼外”，后迁到“邛之卤”，随后又迁徙到金沙江南北各地。此外对于彝族族源的说法还有濮人说、卢人说、炎帝黄帝蚩尤为彝族的祖先说等。对此，学术界所倾向的看法为：彝族先民是一个多部落融合的群体，其形成与羌、濮、昆、叟、牢浸、靡莫等众多部族息息相关，是一个以古羌人部落为主流，以今川滇交界地区的众多土著民族为补充的“复合型民族”[5][4][24][25]
历史沿革
先秦时期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地下，没有多余的产品可供剥削，彝族先民过着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生活。[26]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国西北高原上的古羌人部落开始向四面发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向西南游弋的一支古羌人在金沙江南北两岸演化形成了众多部族，即史书中常见的“越嶲夷”“昆明”等。[27]后来，据彝文古籍记载，约公元前12世纪西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氏族部落政权，这一部落政权的主体即为彝族先民，此部落原居住在今澜沧江两岸及怒江一带，以游牧生活为主，后进入洱海地区并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建立了古莽国。[28]东周末年春秋时期，为躲避洪水灾害，[29]今昭通一带的彝族共祖杜慕（即仲牟由）在洛宜山举行了六祖分支大典，杜慕以其六子：武、乍、糯、恒、布、默向地方分支，此六子即为彝文古籍中所称的“彝族六祖”。六祖分支后，六祖分别迁往各地，今滇南的许多彝族支系为武、乍的后裔，糯、恒两部是凉山彝族的祖先，布、默两部则成为今天贵州、云南交界地区彝族的祖先，杜慕也被视为各地彝族的共同祖先。[30]约春秋早期，在云南楚雄州境内，出现了一个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国家，即古滇王国，其创造了青铜文明。[31]
秦汉时期
这一时期，整体上来说，今川、滇、黔等地的彝族先民部落已产生了一定的共性。汉史籍中统称之为“西南夷”。[6]秦王朝时，曾修“五尺道”，与西南彝区加强了交往，然而此时的彝区在政治上还不隶属于中原王朝。[32]汉初在滇池地区设益州郡，汉王朝赐原滇国国王予王印，于是滇池附近的部族包括原滇国属民、牢浸、靡莫等部族皆由滇王统治。[4][33]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中亦记载了许多以彝族先民为主体的地方民族政权。司马迁《史记》中记载有：夜郎国，其位于今云南、贵州交界地区，是当时西南地区势力最大、疆域最为广阔的一个地方政权；古僰国，此国建立当在秦之前，位于今四川宜宾地区。[34]东汉时期，今滇西地区的彝族先祖于今云南保山、大理一带建立了哀牢国。[35]
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彝族分布区域不断扩大，包括云南、川南、黔西、桂西等广大区域，史书上统称这些地区为南中，中央政权在此设置郡县、推行屯田，夷汉交融不断加深，公元339年汉族大姓爨氏称雄南中，在与彝族等土著居民的通婚、交往中，爨氏最终被同化，史书上称这一时期的彝族为“爨人”，彝族的文字称作“爨文”、“爨字”，通行使用这样文字的区域为“爨区”。[36]
唐宋时期
7世纪初，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及洱海地区的乌蛮曾形成6大部落联盟，史书中称之为“六诏”（六王）。8世纪时，“六诏”之一的皮逻阁统一了“六诏”，739年迁都于今云南大理南，建立起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各民族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唐王朝将其册封为“云南王”，以彝族为主体的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由此不断加强。此外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4]直到902年，南诏灭亡，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以彝族为主体的乌蛮三十七部的支持下于937年建立了大理政权，由此云南彝区走向了封建制。1100年大理国政混乱，乌蛮三十七部中的“些摩徙”部落迅速发展壮大，在西南地区建立了“自杞国”。[37]
元明清时期
13世纪后，西南彝区为元朝所征服，随后为加强西南彝区的统治，元王朝在民族地区一方面争取大理段氏及罗氏鬼国的首领以征缴彝族地方政权势力，一方面则广泛设置土官，建立起了完备的土司制度，主要的土司包括有：水西土司、乌撒土司、普定路土司、普安路土司等。[38][39][40]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得以进一步发展，元末时，尽管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领主经济和奴隶制参与，但总体而言云南许多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已实现了迅速发展。[4]明代以后，明政府在西南彝区仍大体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然而彝族土司自治性较强，与明政府之间合作与对抗长期存在，[41]加之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彝族社会发展状况有所差异，明政府遂因地制宜，将土司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或专设流官，或土流兼设，或专任土官，有力地促进了彝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为进一步加强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内陆化，明末清初，云南彝族地区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即由朝廷流官逐步代替地方土官，西南彝区与内陆的联系日益密切，交通条件也逐渐改善，彝族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40][4][42][43]
鸦片战争以后—新中国成立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彝族人民深受苦难，凉山奴隶主利用鸦片获取枪支、白银，并进一步向外扩张，掠夺各族人民为奴隶。枪支也使得彝族内部械斗频繁，许多彝族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向南宁河以西至丽江地区迁徙。为反抗剥削与压迫，彝族人民投入到英勇抗战之中，其反抗斗争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一环，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典型的反抗斗争包括有：清咸丰年间李文学领导的起义；19世纪末，在金平、元阳一带，滇南的彝族、哈尼族、汉族人民多次联合反抗法国侵略者；1899年，彝民杨自元带头火烧法国“海关”；1913-1916年，凉山州的冕宁、越雟一带爆发了彝族人民反抗奴隶制度的大起义，史称“拉库起义”。而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彝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进行土地革命，参加红军，建立游击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积极投入到了新的革命斗争之中。[4]
人口与分布
人口
据中国政府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彝族人口1953年为3254269人[44]，1964年为3388940人[45]，1982年为5453564人[46]，1990年为6578524人[47]，2010年彝族人口8714393人，[4]到2021年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彝族人口达到9830327人，在全国56个民族中仅次于汉、壮、维、回、苗、满居于第七位，其中云南地区彝族人口达到500余万人，四川地区300余万人，贵州95万余人，浙江15万余人，广东14万余人，占全国彝族人口的绝大多数。[1]
分布
彝族是一个跨省民族，中国境内的彝族分布格局总体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48]，分布特征表现为散布而相对集中，在地域空间上彝族人口主要在滇、川、黔、桂四省（区），及广东、浙江等地。[49]云南省是彝族分布最多的地区，据2021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九百余万的彝族人口中，有五百余万人分布在云南地区，其居住地主要分布区域包括有横断山脉的南部、哀牢山和乌蒙山脉地区，金沙江、红河、南盘江等流域也是彝族分布的主要区域，其中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及峨山、宁蒗、路南等县的彝族人口较为集中，在云南地区的彝族人口达全国彝族人口总数的50%以上；四川地区彝族人口达300余万人，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彝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此外，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也是四川地区彝族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贵州彝族人口95万余人，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是彝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此外安顺地区、大方县、黔西县、中山区等地也有许多彝族人口分布；[50]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彝族人可分黑、红、白彝三种，其主要聚居于隆林的德峨、克长、者浪、岩茶内。[51]浙江、广东亦有大量彝族人口分布，其余分散于全国各地。此外，彝族还是一个跨境民族，在东南亚的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家也分布着大量彝族人口，其中居于缅甸的彝族人达10余万人以上。[52][4]
宗教信仰
总体而言，彝族的宗教信仰还处在原始宗教的发展阶段之上，这是一个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相信万物有灵，集自然、图腾崇拜为一体的宗教信仰体系。[10][9]
早期的彝族人民没有能力去改变自然，于是相信万物有灵，将自然界看作“神物”，崇拜天地、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万物。[10][53]自然崇拜下的彝族先民所崇拜的对象包括金石，树木如马樱花、松树、栗树，水，火，天地等，[54]在这一阶段人的思维尚不能离开具体事物，因而也尚未形成超自然体的观念。灵魂观念的出现则使人的思维发展实现了一大飞跃，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了灵魂崇拜，即对居于人体内而能主宰躯体的超自然体的崇拜。灵魂崇拜下，死亡被看作是灵魂离开躯体的结果，根据死亡原因的不同将死者的灵魂划分为善恶两种，正常死亡则为善灵，凶死者的灵魂多变成鬼魂作祟于人，因此彝族人多采取巫术、仪式以驱鬼、去祸纳福，从而避免鬼魂带来的灾难。[55]
进入氏族社会以后，个人需要依附于群体，以集体的力量才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更好地实现群体的凝聚，人们逐渐开始探寻本氏族的起源，在这个过程中，图腾崇拜自然而然地诞生了。[56]彝族崇拜的图腾很多，包括虎图腾、龙图腾、葫芦、竹、鸟、神鹰毕摩等。彝族人民崇虎畏虎敬虎奉虎，在彝族的神话中便有虎生宇宙、人虎互变的传说，彝族文化中更有耍虎舞、虎历、虎占星、绘虎、绣虎等数不胜数的虎文化，以虎作为彝族的图腾标志、族号，意在企盼彝族子民能像虎一样勇猛、果敢、剽悍。彝族也是一个忠实崇龙敬龙的民族，在彝族的神话传说中广为流传着龙生夷（彝）、龙生万物的传说，人名、族徽族号、山川河流、建筑名胜等多以龙来命名，表达了对龙的崇拜。葫芦被看作是人类诞生与重生的摇篮，彝族先民以葫芦作为图腾加以崇拜，而在彝族传统的婚姻、丧葬文化中也离不开葫芦文化，滇南彝族尼苏颇青年男女成婚时要行破葫成婚、孕育时赠葫芦护子、死亡时亡魂要入葫芦。在彝族的神话传说中，竹有着其原始的象征意义，即为男性生殖器官，进而发展深化为生命的繁衍与延续，彝族很多地区都有着生于竹而归竹的思想观念，同时因为对竹的崇拜与敬重也衍生出了许多竹文化禁忌，如禁止砍竹子做柴烧、不准将竹子拿进门；新中国成立以前凉山彝族村寨中间都栽种着几棵香竹，而香竹周围又用石墙围起来，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更不能看法破坏，这正是竹图腾禁忌的具体体现。彝族远古部落中还将鸟作为图腾，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独特的鸟崇拜文化，直到现在彝族仍将鸡奉为神鸟，婚丧嫁娶、节庆盛典都离不开鸡，彝族的门窗木刻、墓碑石雕亦常有鹤、雁、鹰的形象。[57]
彝族的传统崇拜中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祖先崇拜归根结底源自于父权制的确立以及私有财产的出现，其有利于确定并巩固一定的血统关系从而保证对财产的继承权。[58]其所崇拜的对象为氏族中已经去世的长老灵魂。[53]彝族的祖先崇拜分为宗族祖先、家族祖先、家庭近祖三种崇拜形式。认为祖先死后灵魂不灭，认真供奉则可护佑子孙后代，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有制作祖灵，祭献食物、牺牲，[59]其中祭祀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祭祀又有日常与节日之分，若家中有人患病或有凶兆出现，便进行祭祀祈求祖灵驱邪降吉；[60]节日祭祀则主要在每年的春节、二月八、火把节、中秋节等重大节日举行，期间主要活动包括奉献酒肉，镌刻祖公牌，以及认祖等。而最隆重的祭祖活动当属“祖灵朝拜”（彝语“奈母”），即祭祖大典，意为超度亡灵，祭祖大典往往每隔大约二三百年举办一次，其间大约相隔七代人以上，其规模浩大、礼仪纷繁，主要分为典礼的筹划与准备阶段，此阶段需要准备材料制作祖灵筒、选择场地与时间、主祭毕摩进行分工等；举行祭祖大典阶段，大典一般举行7昼夜或9昼夜，每日日常各不相同，最重要的仪式则为换祖仪式和汲圣水[b]，此外还需要将家中供奉已久的“祖灵袋”交于主祭毕摩诵经后以火焚之，进行家族分支等，当属于宗教仪式的一种。[62][61]
彝族的原始宗教活动中，毕摩和苏尼有着很高的地位，毕摩为本民族的祭司，其职责是为祖先崇拜服务，主要负责宗教祭司仪式的主持与宗教观念的传播；苏尼同样是宗教职业者，沟通神、人、鬼，以巫术手段控制鬼怪，两者亦常占卜，祭祀和巫术不分也是彝族原始宗教的一大特点。[63][64]
在千百年来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的过程中，彝族的宗教信仰也吸收了许多佛教，道教，儒学中的不同因素而不断发展，近代以后外国传教士的大量来袭，天主教广泛传播，部分彝民也开始信奉天主教。[65]
语言文字
语言
彝族有自己的语言，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存在六大方言区，彝语的方言有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西部、中部6种，又有5个次方言，25个土语。东部方言以云南寻甸、禄劝、贵州威宁地区为代表，其往往自称为“纳苏”“尼苏”等，东部方言之下主要包括滇黔次方言、盘县次方言和滇东北次方言；北部方言区以凉山彝族为代表，多自称“诺苏”，四川、云南皆有所分布，其下的次方言分北部、南部两种；操南部方言的彝族以石屏地区为代表，自称“纳苏”“聂苏”等，他称则有花腰、尼苏，涉及云南建水、江城等四十余个市县，广西也有所分布；分布在云南、广西；其余三个方言主要分布在云南地区，路南、弥勒以东南部方言为主，滇西巍山为典型的西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则以大姚彝语为代表。[66][4][67]
文字
彝族有其古老的文字，彝族文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最初为象形字，秦汉时由表意文字过渡为表音文字。彝文在汉史志中多被称之为“爨文”“韪书”，通称老彝文，彝族则自称其为“诺苏补玛”“聂苏索”“尼斯”“阿哲苏”等。现存的老彝文约有一万多个字，1978年贵州毕节地区所搜集汇编的黔西北一带的字汇有7200多个单字，四川地区流传的单字则有八千多个，常使用的彝文单字约有一千多个。彝族文字自成体系，独体字多，合体字少，一个字形即为一个意义，每个字形的书写格式又常有变化，多从左向右直书或横书。彝文的载体包括有绵纸，兽皮、木板等。现存最早的彝文铭文为于贵州大方县发现的明代铜钟钟面上刻写的彝文。现今，以老彝文书写的《玛穆特依》《齐书苏》等书籍仍保留在许多彝族地区。起初，古彝文主要掌握在毕摩手中，而未能在彝族人民中进行普及，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为配合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了一批科研人员耗费十余年的时间在凉山彝族地区设计、培训并推行了一段时间的拉丁式“新彝文”，后因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困难，而将其废除。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根据各省不同的彝文进行了整理规范，科学制定出了一套表音的音节文字，同时制定出了《彝文规范方案》，按其所规定的使用规则，在各省彝族聚居区广泛。四川于1975年所制定的《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了819个规范彝文字，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推行使用，效果良好，一直使用至今。[68][4][69]
民族文化
民俗
经济
彝族在经济生产上有着独特的习俗，村寨经济是彝族民间经济的主体和主要的民俗基础，彝族经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包括采集渔猎的自然经济阶段，农牧并重的经济阶段，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阶段。受分布区域及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的影响，彝族经济民俗基本上是三种经济类型及其民俗型态的复合构成体，经济类型为渔猎型的地区，其民俗型态为半农半渔猎，民俗事象包括狩猎、采集、捕捞、林木；以畜牧型为主要经济类型的地区，其民俗型态为半农半牧，民俗事象包括畜牧、皮毛、乳肉食；农耕型的地区，民俗型态为半农半渔牧，民俗事象包括粮、苹果、蛋禽、肉食。[70]当前，绝大多数的彝族地区均已进入了第三个经济阶段，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的工具有铁制农具、木质农具、竹制农具，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化生产工具则日益广泛地被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狩猎工具主要包括飞石索、撵网、火枪等。纺麻线的工具以纺轮为主，同时也有纺车。[4]
交易与运输
凉山彝族社会内部没有本民族的市场，其商品交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汉族人开辟的集市中交换，一种是有一些季节性的彝族商人到汉区市场交换，从而形成了一定的交换习俗，包括以物易物、牛打马算、货币储藏等。交通方面，因彝族人民居住的山区，道路崎岖，多为羊肠小道，由人自然行走而成，面对大小河川也很少筑桥，小水跨跳、大水泅渡，偶尔筑有独木桥。出行时常以马助行，历史上“凉山马”远近闻名，解放前云南楚雄亦已出现马帮。传统通信方面的习俗主要有传话、刻木为信。[71]
消费生活
服饰
受历史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彝族居住的地域相对较为分散，因而也形成了众多支系，不同支系间在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上略有不同，这种彼此间的差异体现在服饰上则主要表现为服装的质地、款式以及纹式等有着很明显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区的彝族服装有着自己独有的民族特色。根据聚居区的不同，彝族服饰可大体分为六大类型，包括有凉山型，主要流行于四川凉山自治州及毗邻各县，云南省长江流域亦有少量分布，这一服饰类型之下又分义诺、圣乍、所底三种样式，流行区域各有不同；乌蒙山型，现已多采用布料制作，很少使用毛、麻，服饰颜色尚黑，主要色彩以青、蓝为主，无论男女，所着服饰均为青色或蓝色的大襟右衽长衫、短衫，系白色的腰带，下身着长裤，脚踩绣花高钉的“鹞子鞋”或“鹰头鞋”，头上则缠黑色或者白色的头帕。不同之处在于，女子的服饰在领口、襟边、袖口以及下摆等处都装饰着彩色的花纹组合图案，而男子咋没有花纹，其出门常常披着羊毛披毡；红河型，主要流行于沿哀牢山流经滇南的红河水系流域，其下分元阳式、建水式、石屏式。男装各地基本一致，以女装最具特色；滇东南型，其下又分路南、弥勒、文西三种样式，其服饰的主要工艺包括有挑花、蜡染等；滇西型，分巍山、景东两式；楚雄型，此服饰纷繁多姿，分龙川江、大姚、武定三式。[72][4]彝族服饰色彩尚黑，注重色彩搭配，无论男女服饰多以黑色为主，而女子服饰中又多红、黄、绿、紫等颜色。彝族男女服饰有所差异，男子以无须为美，头上留有一缕三寸长的头发，称之为天菩萨，女子头部服饰主要有包帕、缠头、戴绣花帽三类；男子上身主要着深色对襟上衣，袖口较窄且镶花边，下身穿青蓝色或白色棉布裤，女子则多为大襟右衽上衣，袖口、衣襟多绣有刺绣花边，下身多穿百褶裙；男子耳饰较为简单，左耳多佩戴蜜蜡珠、银耳圈等耳饰，女子耳饰样式繁多，有珠、塞、环、坠多种形式。彝族服饰中，披毡、擦尔瓦是最为经典的传统服饰之一，保暖、美观；“英雄结”为男子头饰，呈长锥状，寓意顶天立地；大脚裤也是男子传统服饰之一，美观、飘逸；百褶裙为女子服饰，女子穿上它走动时，体态婀娜多姿，极富韵味。[73]
饮食
彝族饮食独具特色，擅长煮、蒸、炖、拌。主食包括土豆、玉米、大米等，副食有以牛羊猪鸡为主的肉食类，待客时以杀牛为贵，羊、猪次之；以黄豆、胡豆为主的豆类；蔬菜有元根头、酸菜；调料有“哈拉古”树叶，“切批切克”的根等。山区的彝族喜欢养羊，羊肉为主要食源。彝族人民喜爱饮酒，最正统的酒文化为转转酒，即饮酒者围坐一圈，传递酒杯依次饮酒，其余主要类型有坛坛酒（又称咂酒）、醪糟米酒、桶酒等，酒在彝族社会交往的各个环节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走亲访友带酒，节庆时饮酒，赔礼道歉、化解纠纷时带酒，并以酒招待客人，彝族人爱酒却不强迫人喝酒，遇人敬酒时能喝则喝，不能喝时只需接下、抿一口以表敬意即可。另外，彝族人还饮茶、喝花露，凉山彝族喜吸兰花烟，有的地区还吸叶子烟。[4][74]
住所
不同地区的彝族民居各有不同，凉山地区彝族人民的居所为“瓦板房”，其建筑材料相对较为简陋，多以山草、竹、木、砂土等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贵州和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为“土掌房”“方型碉楼”“垛木房”“厦片房”。广西和云南东部则为“干栏式”住宅。彝族村寨多坐落在依山傍水、地形开阔的山坡上，高山上多散居，半山和河谷地区则多聚居，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自然村落，小则几户，多则几十户。[4]
社会习俗
家支
家支是指按父系血统纽带组成的、内部不通婚的社会集团。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划分为兹莫、诺伙、曲诺、阿加、呷西五个阶层，其家支组织又分为诺伙家支、曲诺家支。家支的主要特征为：具有父系血统集团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家支名称；具有世代相连的父子联名系谱；具有稳定的共属地域；共有公有地和火葬场。家支的职能分对内和对外，对内以维护家界、绝业继续、互相援助与保护、制裁违反习惯法的行为等职能为主，对外则以冤家械斗、收容外人等职能为主。[75]
家庭
彝族的家庭形态可分四类，主要有兹伙家庭、诺伙家庭、曲诺家庭、阿加家庭，兹伙家庭主要承担着对家支的责任，同时也统治着数量不等的诺伙、曲诺家庭，役使阿加、呷西家庭；诺伙家庭上对家支负责、承担义务，对下统治着曲诺家庭，役使阿加、呷西家庭；曲诺家庭则需对兹伙、诺伙家庭负责，同时管理着隶属民家庭或役使呷西奴隶；阿加家庭是以上三种家庭的隶属民家庭，多有自己的耕食地，人身也很自由；而呷西奴隶则无人身自由，只是兹伙、诺伙和部分曲诺家庭的附属。这些家庭共同构成了彝族社会。[76]
礼仪
彝族社会中婴儿诞生有降生礼、出户礼、祝福礼、拜望礼等，少女成年要举行换裙仪式，彝语称之为“撒拉火”，多在少女13、15、17岁时举行，具体时间由母亲掌握，选择吉日举行，换裙仪式只邀请女性参加，男子不得在场。主持仪式者在彝语中称为“衣者衣莫”，是村中被认为无灾无祸、人财两旺的老年妇女。[4]
婚姻
彝族婚姻制度基本为一夫一妻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制代替母系制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前，部分地区存在少数土司和诺合一夫多妻，或因转房、纳妾造成的一夫多妻现象，极少数地区还保留着夫兄弟婚和妻姊妹婚残余。彝族婚姻的特点包括同族内婚、家支外婚、等级内婚、姑舅表优先婚和姨表禁婚，这一特点在凉山彝族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彝族婚姻的习俗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各地的婚姻形式主要有抢婚、配婚、服务婚、转房、入赘、逃婚等习俗。婚前，青年男女的社交方式包括有公房社交、夜会社交、歌场社交、婚丧祭社交、节日社交等。男女双方确定成婚后，在婚礼的筹备阶段需行确定婚龄、取兆合婚、定亲行聘、择日请期、节食禁水等仪式。其中结婚年龄主要针对女子而言，以单岁为吉，最佳婚龄为17、19、21岁，一般不超过25岁，女子超过17岁还未出嫁则需再举行一次成人礼。彝族的婚礼主要有背亲、迎亲两大主要程序，背亲是彝族传统的迎亲仪式，彝语称之为“阿米习”，主要的习俗有泼水抹锅灰、摔跤、赛歌、摸亲、哭嫁；迎亲在彝语中称作“西玛习”，主要习俗有报喜、搭亲棚、抢斗笠、婚宴、分辫、入门等。婚礼仪式后则需回门、坐家。彝族地区离婚十分慎重，若由男方提出离异，则需要赔偿嫁资，男方需供女方穿金戴银、骑马送返；若女方不满夫家，可在第一次归家时借故不回，由媒人或家族亲属讲清缘由，离开后需成倍赔偿、退还财礼。[77][4]
丧葬
彝族丧葬类型众多，不同彝区、不同支系的丧葬习俗及礼仪各有不同，大体包括树葬、陶器葬、天葬、棺木土葬、火葬等。树葬较为古老，在云南彝区流传的一则关于“树葬”的传说中，“彝族先祖孟获的妾死后，由帛缎裹尸葬在青松树丫上，人们围在树下唱歌、跳舞，以示悼念。”树上的骨头掉下来后，用桶装起来，或放之于树洞，或放之于灵房，此称为“鬼桶”。陶器葬，又称为“直葬”“冲天葬”，指得是在人死后将其直立放入六尺高的坛罐之中，埋在土中，垒成坟堆，历史上云南路南撒尼支系的彝族曾实行过这种葬法。岩葬，是把骨灰装入陶罐再放进岩洞中。水葬，这是凉山彝族古代的一种特殊葬法，起初为将死者投入水中，任水冲走，后来则衍变为将尸首背至河边或池边，使尸首足沾一下水，即表示已经入水，随后背去烧埋，或直接在河边火化，让河水将骨灰冲走。天葬，是将死者背到山头上，放烟告天，背者大喊“我们去捡柴来烧”，随后拣小路各自回家，尸首则任由飞禽走兽撕食，后来简化为将尸体背到山上放一下，放出烟后便抬到别处烧埋。土葬，即以棺木盛尸，挖墓穴，将棺木深埋土中，以土丘作为标记，垒砌坟冢，其丧葬过程隆重又复杂，包括探望病人，需带糖果、食品进行探望；问丧，由亲属、邻居前往；开吊，以彝语念诵死者生平；出棺，即抬棺出门，一口气不歇地送上山；安葬，安葬之后还要接祖、脱孝、送祖，全部流程走完，丧葬仪式才算结束。[78] 火葬，即以火焚尸，进行火葬时尸体需蜷曲，男仰卧、女侧卧，架起柴架放火烧之，随后掘坑将余灰用坛装起来并包以茅草，放在坑中埋葬，彝族称火葬为“撮漆”，葬礼规模视死者年龄而定，老人葬礼最为隆重，青壮年次之，其仪式主要包括备丧、议葬、祭奠、指路、招魂、起灵、化形、聚食等步骤。明清以前，彝族社会普遍盛行火葬，迄今大小凉山彝区仍沿行这一葬式。明末清初以后滇、桂、黔、凉山边缘等地区的彝族受汉族影响已改为棺木土葬，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葬俗特点。[79]
节日
彝族的节庆是其生活方式和习俗的集中表现，有祭祀节日：火把节，以祭神祭田，祈年丰收、送祟除邪为主要内容，四川、云南地区的彝族人民多于夏历六月二十四日前后举行火把节，贵州地区则多在夏历六月初六左右举行；密枝节，这是云南弥勒西山、路南圭山、巍山等地彝族人民祈丰年的节日；祭公节，广西隆林彝族人民的节日，于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举行，祈祷五谷丰登、人畜平安；跳公节，广西那坡彝村的传统节日，农历四月初举行，为期三天，主要内容为祭天地、祖先、山神，讲本族历史、劝酒唱歌等。有庆贺节日：彝族年，这是川、滇、黔彝族隆重的传统节日，节期三天，第一天称为“库施”，第二天叫“多博”，第三天叫“阿甫博基”，各地过年的时间不一，多在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中下旬选择吉日进行过年；“二月八”，这是云南省哀牢山区彝族人民庆贺旧岁丰收的节日。有纪念节日：插花节，云南楚雄彝山人民的传统佳节，于每年二月初八举行，这天彝族人民采集马樱花、杜鹃花、山茶花等，将其挂在门上、插在头帕上，搭起花牌坊，以纪念除暴献身的咪依鲁。有社交游乐的节日，包括服装节、牟定三月会。有农事节日，如剪羊毛节等。[80]
文学
彝族文学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大体可分三类，即用老彝文写成的、用汉文写成的、流传于口头的民间文学，其中民间文学最为引人注目，彝族民间文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集体加工、千锤百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具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包括有神话、故事、传说、歌谣、史诗、叙事诗、谚语、格言等，彝族四大史诗《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梅葛》《查姆》以及四大叙事、抒情诗《我的幺表姝》《妈妈的女儿》《阿诗玛》《逃到甜蜜的地方》颇受世界各国读者的喜爱。彝族谚语，称为“尔比尔吉”，是彝族人民非常喜爱的一种口头文学。其特点是词句精炼，音律铿锵，便于诵记，具有普遍而深刻的群众基础。“尔比尔吉”是人们处理问题的依据，教育人的警句，起着道德规范和习惯法的作用，指导着人们的言行。[81]
艺术
歌舞
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舞蹈种类繁多、风格各异。彝族民歌源于生产劳动、传播于民间，按属性可分为山歌、风俗歌、叙事歌、情歌、儿歌、酒歌六类。彝族舞蹈历史悠久，《华阳国志》和汉代典籍所记载的《巴渝舞》以及《新唐书·南蛮列传》中所记载的《南诏奉圣乐》都展示了包括彝族人民在内的西南民族的艺术成就与智慧。彝族民间歌舞在不同省区各有不同，云南有打歌、跳弦、罗作舞、阿西跳月等舞蹈，四川有朵洛荷、达体舞、披毡舞等，贵州则有铃铛舞、撒麻舞。[82]
戏剧
彝族戏剧是彝族民间歌舞说唱并伴有动作的一种综合性艺术，采用彝语、彝调，歌、舞、白相相结合，内容多以反映当地彝族人民生活为主，是广大彝族人民业余创作和表演的独幕剧。[83]
工艺
彝族民间工艺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服装工艺、漆器彩绘艺术、银饰工艺、纺织技术、毕摩绘画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彝族人民善以多种手工技艺来美化、点缀服装，包括刺绣、蜡染、镶补、滚边等。银器制品的打造是彝族金属锻造工艺的重头戏，一般不用模具，以阳刻、镂空、镶嵌等工艺技法，手工打造而成。漆器彩绘艺术主要表现在楚雄等地彝族的葫芦瓢吞口和小凉山彝族的各种漆具用物上。[84]
绘画
古代彝族有岩画、壁画、木牌画、器皿漆画等多种形式的绘画，受历史和地理因素影响，其绘画发展缓慢，传统绘画以毕摩绘画为主，更多的绘画则以服装、建筑、手工艺品为载体而存在于民间，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一批本土画家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彝族绘画开始发展。[85]
科技哲学
天文历法
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彝族人民逐渐意识到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及其对节庆、时令的影响，从而积累了宝贵的天文历法知识，彝族根据太阳和月亮的升沉来划分时段，从而将一天划分为鸡鸣时、天微明时、天大亮时、放牲口时、中午时、下午时、黄昏时、天黑时、入睡时、深夜时。彝族以物候定农时，又按气候将一年划分为春、秋、冬三个季节。彝族历法有十二兽历、十月太阳历、二十八星宿等。[86]
医药
彝族医药起源于以采集、渔猎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彝族先民口尝身试，在对自然界的不断摸索中逐渐积累了各种关于植物的知识，为植物药的积累提供了基础。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彝族的妇科医学已经萌芽，对生命的起源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公元2世纪左右，治疗刀枪伤的药物和疗法不断发展。随后在与汉医药的交流中，彝药书陆续问世，最著名的为《明代彝医书》。此外，著名的云南白药，又名曲焕章白药，是因彝族民间医生曲焕章而得名。[87]
哲学
彝族哲学直接发端于彝族的原始宗教，其内容在谚语、史诗和神话中多有体现，在彝文经典中也多有记载，还出现了许多哲学专著，如《宇宙人文论》《训书》等。[88]
发展现状
新中国诞生后，彝族人民摆脱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彝族人民聚居区及彝族与其他民族杂居区先后建立了3个彝族自治州、19个自治县，通过兴修水利、兴建铁路，促进了彝族地区农牧业、交通业、商业的发展，几十年来，彝族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光辉的成就。[4]彝族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89]
民族自治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彝区各族人民建立起了众多民族自治政权：1951年1月10日建立了西昌县红毛姑彝族自治区（区级），1951年4月、5月建立了昭觉县彝族自治区和峨山县彝族自治区两个县级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20世纪50年代相继建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三个更大范围的民族区域自治单位（地区级），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相继在云南的江城、宁蒗、巍山、路南、南涧、寻甸、元江、新平、禄劝、漾濞、普洱、景东、景谷，贵州的威宁，广西的隆林，以及四川的峨边、马边等县建立了单一的彝族或彝族与其它少数民族联合的自治县。1979年1月，又将彝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昌地区合并到凉山彝族自治州中。[4]
民主改革
基于彝族人民的意愿，党和政府于1956年在四川彝族地区和云南宁蒗彝族地区推行民主改革，于1958年在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胜利结束了民主改革运动，通过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奴隶制度，使广大奴隶群众和劳动人民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和地位。[4]
产业结构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促进了彝区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得以调整，在立足当地农业发展优势的基础上种植了一大批花生、水果、棉花等经济作物，农业经济格局转化形成为多元化的复合型结构，并向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工业亦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楚雄、红河、凉山三个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体系，楚雄重工业以原煤、生铁、电力为主，轻工业有卷烟、食糖、丝绸；红河的工业以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为主；凉山则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建立优势产业工业园区，工业体系建设加快，综合实力显著增强。[4]
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领域发展迅速，新中国成立特别是1978年以来，国家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公路，大大改善了彝族的交通条件，凉山境内现有公路14698公里，主要有108国道、西巧路、乌金路、乾冕路、泸盐路等，成昆铁路通过境内7个县市，并在西昌建有一座机场。彝族地区的交通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速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4]
文化教育医疗
文化教育事业亦取得长足发展，初步形成了基础教育、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相结合的民族教育体系。彝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得以挖掘，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还涌现出了许多彝族作家、诗人，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来反映家乡面貌，讴歌彝族人民的新生活。医疗卫生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有设备完善的州级医院及县级医院，区、乡有卫生所，彝族传统的民间医药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形成了一些知名品牌，如“云南白药”便以其独特的疗效享誉国内外。[4]
代表人物
古代
皮逻阁，南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国王，公元737年击退吐蕃势力，统一六诏，使云南基本上成为南诏的势力范围。[90]
李文学，清朝哀牢山起义领袖。[90]
奢香夫人，明代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35岁病逝，被明政府加谥为“大明顺德夫人”。[90]
近现代
鲁大宗，田园诗人，著有诗集《听涛轩诗钞》。[90]
曲焕章，“云南白药”创始人，编著有《曲焕章草木篇》《曲焕章救生录》等书。[90]
罗炳辉，彝族军事家，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过护国运动、抗日战争，显示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90]
当代
龙云，军事家、政治家、爱国民主人士，曾支持民主运动、坚持抗日，使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取得了重大进步。[90]
刘尧汉，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学系，2009年获得“国际和平传媒使者”称号，2011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派——中华彝族文化学派，代表作有《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太阳历》《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为彝族文化学派的两块基石。[90]
